在我24年的军旅生活中，曾经执行过各种各样的任务，大部分随着时光流逝，在记忆中渐渐淡去，惟有上世纪70年代初的那次远赴西北，整整128天，参与年轻共和国绝密使命，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其中艰辛、担忧、兴奋、自豪，在3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记忆犹新。

    1971年9月14日，在福州军区空军门诊部从事军医工作的我，正在江西省空军樟树场站参加一个业务会议，会议进行不到一半，就接到福州军区空军的紧急电话，命令我立即回福州军区空军第二招待所受领新的任务。匆匆回到招待所，我看到还有两名赶来的同志，大家悄悄聊了聊，都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第二天晚饭后，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姜宏兆召集我们三人开会，劈头就说：“我代表军区空军首长接见你们，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们。”我心里“咯噔”一下，立即紧张起来。姜副参谋长接着说：“你们经军区空军严格筛选并报中央军委备案，此行去我国西北地区参加核武器试验任务，这是党和上级对你们的极大信任，希望你们圆满完成任务。”听到这里，我又惊又喜，惊的是福州空军将士几万人，竟然选到了我；喜的是党和上级如此信任我，居然能够参加国家最高级机密任务，难以言状的惊喜和荣誉感立即涌上心头……布置了任务细节后，姜副参谋长还交代：第一、要绝对保密，断绝包括信件在内的一切外界联系；第二、任务地点接近中苏边境，一旦发生苏军入侵，要做好各自为战，甚至为国牺牲的思想准备。
    受领任务后，我们三人暗自盘算着如何完成这一光荣神圣的使命，互相无语，各自回家收拾行装。
    回到家中，面对结婚才三年的爱妻和漂亮活泼的女儿，我心中有万千话语却无从说起，只有强作镇定，简单告诉同是战友的妻子要去外地执行一个长期任务。当晚，我悄悄在日记本里留下行前嘱托，告诉妻子我这次执行任务如有不测，一是要代我向党支部交100元党费，二是要把女儿抚养成人。

    1971年9月16日，一个闷热的夜晚，在福州市火车站，没有送行的人，我们三人秘密出发了。接下的几天，好像无休止地在火车、汽车上颠簸，大家都睡不好，熬红了眼睛。最后，我们跳下接送的军用大卡车，放眼望去，惊讶地发现宿营地居然坐落在方圆几百里渺无人烟、遍地石砾的戈壁滩，地面的草丛和矮树就像秃子头上稀稀拉拉的头发东一堆、西一绰。走进宿营地，我更加吃惊，这个所谓的宿营地，就是几排由枯木构筑的低矮平房，而食堂则与南方家乡农村里临时搭建的茅棚没什么两样，几块歪歪扭扭的木板一搭就算做餐桌。

    我归属效应大队，驻扎下来后，发现在营地附近甚至没有饮用水源，一条大家叫做“孔雀河”的河流，名字好听，在上游罗布泊不放水的时候就只有几坑死水，既咸又苦涩，所以我接到命令绝对不能饮用河水。所有的生活用水都是由临近的驻疆部队用汽车从一百多公里外运来，每人每天配给一军用杯水由自己支配。实在忍不住要洗脸了，只能在孔雀河的水坑里将就一下，如果不嫌水脏和苦涩的话。营地没有操场，出操时你可以往任何一个方向跑步，只可惜那里是高原气候，我们跑不多远就会喘不过气来。由于伙食中缺乏蔬菜，维生素摄入少，加上戈壁滩蒸发量是降雨量的数十倍，气候异常干燥，皮肤干裂，手掌脱皮就成了家常便饭。戈壁滩的气候无常，经常是五六级沙尘暴毫无预兆就降临宿营地，天地间立马就布满沙雾，能见度下降到10米左右，营地和人身上有缝隙的地方都会灌满沙尘……我成了生活在这样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中一群意志坚定、不畏任何艰难的中国军人中的一员。

    时间一天天过去，效应大队在核爆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每天都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只要指挥部一声令下，一切试验效应物都能够准时准点到位。

    1971年11月，一颗核弹成功触地爆炸，我有幸亲历现场，那种壮观景象，真是言语难以形容，虽然我离爆心有几十公里，但骤然升起的蘑菇云升到一定的高度后，就向四而八方汹涌滚滚，站在地面的我顿时有乌云铺天盖地而来、令人窒息的感觉。这时，高炮部队开始从不同方向朝核弹蘑菇云发射采样器具，飞行部队则穿云破雾采集样本，紧接着防化兵全副武装进入核爆区探测核辐射当量。全体参战官兵都在严肃紧张、训练有素地执行预定任务，而我要到五天后才有任务。效应大队负责分期分批到爆心周边回收效应物。所谓“效应物”就是在核爆前置放在各种环境中的物件，有活的动物，也有大米、饮用水、各种军用服装等等，用来测试在核爆情况下的承受情况。虽然是在核爆几天后才进入现场，可是这些区域地面受辐射污染程度极高，尽管我们都穿着厚厚的防化服，也要争分夺秒地执行任务，每组都有配备秒表的记录员负责记录进出时间，要求在规定时间完成任务，速进速出，才能保障生命安全。

    执行前期任务的参战人员回到营地后，都要进行“洗澡消毒”，里里外外换服装。由于到营地后缺水，大家两个多月都没有洗澡，满以为洗个热水澡是个很美的享受，没想到身上被自己挠痒抓出的伤痕和干裂的皮肤在热水下一冲洗，个个都呲牙咧嘴，一问原因，才明白这洗澡水虽是从100多公里外运来的，但含盐量依然很高，这下可真是盐水“消毒”了……

    在核弹爆炸一周后，效应大队从陆、海、空三军和中央卫生部参战人员中抽调16名同志从事场区的总结工作，我被选上了。在以往的工作中我只接触过一些普通病人，参加核试验，本来就是新姑娘上轿头一回，怎么也没有想到要让我参与场区的总结工作，接到通知后我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但我深知在战场上执行任务是不容分说的，只有硬着头皮上。好在我所在的第一小组组长是军委空军第四研究所研究员沈新民，他是辐射病研究专家，曾有多次参加核试验的经历，我们小组负责的是对陆、海、空、二炮的大型兵器掩体在核爆炸下的防护状况作出评估，是效应大队的一个主要项目。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责任感极强的沈组长向指挥部要了一辆北京吉普，我们小组三人乘车从距离爆心5000米地点进入核爆现场，前往各大型掩体观察。我从车上看去，沿途遍地都是象很大的雨点一样的玻璃状熔岩，距离爆心越近，越是密集。车辆行驶到距离爆心2000米处时，我发现不远处爆前矗立着的一个砖瓦结构的模拟空军导航台现在已经不翼而飞，只留下一地瓦砾。接着前行，我们又发现一辆支离破碎的解放牌大卡车，这辆车停放在背向爆心的一座小山脚下，按常理应该不会被爆炸冲击波波及，我们经过实地勘察，发现爆炸冲击波在越过这座小山后，遇到了不远处的一座更高的峰，冲击波返回来袭击了这辆劫数难逃的卡车，我们惊叹核爆冲击波的威力竟然如此之大。

    我们接着赶到距离爆心800米到1000米范围内分布的导弹发射井、有拱形玻璃钢门的飞机库、有拱形钢筋混凝土门的海军舰艇库，发现都没有遭到大的破坏。在距爆心500米侧向的一座轰炸机库，我们惊讶地发现机库400米厚的钢板门在强大的冲击波作用下，居然象一张纸样被卷了起来。后来我得知放置在这个大型掩体里的效应动物只有轰炸机库内的藏门间一条狗经医治幸存，其余掩体内的两只猴子和12条狗在核爆后十天内都救治无效死于严重的放射病。

    最后，我们下车步行至距爆心只有500米远的一座小山坡上观察核爆弹坑，在数天前防化兵在山坡上插白旗标记了“死区”，后来白旗被大风吹走了，我们三人不知不觉走进了“死区”内达50米远!在山坡上，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这座山坡上一条宽约2米的冲击波震裂带，再向前望，只见一个直径约数十米、深约20多米的巨大弹坑就像一张恐怖的大口朝着天空，而弹坑处原是一个高出地面数米小山包！组长沈新民告诉我，这次核弹当量是万吨级的，我看着地面的巨大弹坑，心想要是上十万、百万吨级核爆，不知道威力会大到什么程度？！
    回到营地后，我们将现场考察的情况与各点回收效应物的情况进行综合整理，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一份以翔实数字为依据的总结材料完成了。
    1971年12月某日，在触地爆核试验任务总结完成后，又迎来一次新的空中核试验，当时戈壁滩气温在摄氏零下20多度，但是在我坐着的观察地点，大家又紧张、又兴奋地悄悄交谈着，完全忘记了严寒。13时许，喇叭里传来指挥部的声音，宣布零前2分钟，我们整齐划一戴好一万倍的护目镜，我抬头看看天空，太阳的光芒比晚上的月光还要暗淡。当读数至零前30秒时，我听到从北方由远及近传来很熟悉的飞机轰鸣声，这是我国最新的国产亚音速战斗轰炸机……“零前 10……5、4、3、2、1、起爆!”这讨，观测区静得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然而我们等待的闪光和霹雳声什么也没出现……大约1分钟后，喇叭里再次传来指挥部声音“同志们请原地不动，准备再进行第二次投弹。”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 么情况。轰炸机转了一圈，进行第二次投弹，还是没有成功，接着进行第三次投弹，仍然没有成功。我开始紧张起来，左右看看，已经有些同志开始焦急地小声交谈了……

    后来我得知，这次执行投弹任务的是空军某团副团长杨国祥，是位技术娴熟的老资格飞行员，当时他到达指定地点，核弹反复投不下去，飞机只能载弹在空中盘旋，他心里也毛了，茫然不知所措。经地面指挥部请示北京，周恩来总理同意杨国祥同志载弹着陆，并亲切嘱咐杨国祥同志要“沉着、冷静、不要惊慌”，周总理的指示给飞行员增添了巨大的勇气，我们的英雄杨国祥凭着过硬的技术和对党对人民的一颗赤诚的心，硬是带着核弹把飞机平安地降落在马兰机场，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首例未经训练以音速飞机载核弹降落的先例和奇迹！

    1972年1月8日，一个晴空万里的好日子，指挥部预定进行的核弹空爆试验准点进行。地面准备工作就绪后，飞机在预定空域准点投下一颗核弹，站在观察点的我看见远方空中猛地绽开一团巨大的红火，几秒钟后传来一阵惊雷，我摘下护目镜，眺望远方空中，只见一簇巨大的帽状灰白云团冉冉升起，而核爆激起的地面尘柱迅速上升，瞬间与帽状的云团相接，弥漫天地，惊心动魄!后来我们收回效应物，发现在这次空爆中，地面核污染很轻，但是收回的几只仅存的动物均呈瘫痪状态。从动物身上取下样品分析才知道动物受到的辐射量高得惊人，显然，这是一种急性脑型放射病。原来，我们这次空爆试验的核弹已远非普通核弹，证明我国在核领域的技术上已以惊人的速度向前迈进，这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事情。

    岁月流逝，3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常常午夜梦回，梦到在那整整128天里，自己站在天地无垠、一望无边的戈壁滩，和胼手胝足、生死与共的战友肩并着肩，又亲眼目睹那席卷天地、蔚为壮观的核蘑菇云，惊醒时依旧犹如30年前般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尽管我在执行共和国特殊使命中身体受到核辐射损伤，留下难愈合后遗症，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30年来，始终坚守当年的保密纪律和诺言，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这段往事，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国家就应该给予特殊的照顾，而是把这一切当成自己为国防建设留下的光荣印记。

    “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我知道，祖国不会忘记我们，人民不会忘记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