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旅程中，我有幸作为全师最年轻的排长参加了整整一个月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在这场硝烟弥漫的战火中，我又曾不幸4次被战斗打散而孤军作战。正是这幸与不幸，给予了我生命的启示，铸造了我性格的刚毅。每当我对党的事业有所懈怠时，我总是回忆起在越战中难忘的九天九夜……

    那是1979年2月16日晚，炮火准备前夕，我带全排随部提前越境，执行穿插任务。连续5天作战，部队伤亡较大。21日早晨遭敌伏击，营长率部冲锋，我带领全排掩护，由于敌方火力较猛，部队被打散，我连副连长和一排长中弹身亡，我也被弹片削伤了大腿，好在当时大雾和猛烈的火力反击，全连总算有60多人冲出重围。占领有利地形后，我们重整队伍，成立临时党支部，并研究决定了下步昼藏夜行，向北挺进的战斗方案。21日夜幕刚刚降临，连队按战斗预案，由我带领8 名战士下山搜索向北交替前进。当连长率部通过我组掩护的第一个山口后，由于敌情复杂，延误了我组跟队时间，导致我们与连队失去联系，并从此经历了9天险象环生的生死考验。面对漆黑的夜晚和阴森森的原始森林，我们象失去了爹娘的孩子，绝望得快要发疯了。8位精疲力尽的战士紧紧捏着我的手，声音嘶哑地喊着： “排长，排长，怎么办?”

    尽管我是排长，可我那时也只有21岁，毕竟只有一年多的军旅生活。在此之前，我曾3次带领全排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孤军作战。战士们士气高昂，弹粮充足，部队还在前进穿插之中，最终还是找到了本部。而这次已是弹尽粮绝，精疲力乏，电台无电，周围敌情非常复杂，特工频繁骚扰，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但是，我仍坚定地对大家说：“有我在，就有你们在，爬也要爬回到自己的祖国，埋也要埋在自己的国土上。”

    战斗在异国他乡，一听到“祖国”两个字，大家都感到十分亲切，眼里也顿时进放出一种希望的光彩。战士们挎着没有子弹的冲锋枪，我背起了没有电池的电台，带着剩下的5枚手榴弹，沿图北进。路上用一把砍刀轮流在森林里开路，希望能尽早走出丛林。天亮时分，我们利用大雾沿一条公路前进。也许弄出了声响，突然听到了一阵“叽哩呱啦”的声音，我们没理会，拉大距离迅速单个跃进。由于雾大，敌人看不清我们，他们只好对着公路中央按标定射击，我们刚好从公路边缘的草地上穿过，一个也没有伤着。

    尽管没伤着，但我感到沿路敌情复杂。往前走只能弃易从难，专走崇山峻岭，白天不宜行动。从22日起，我白天让战士们钻进茂密的草丛里休息，自己一个人研究地形，标定方位；晚上利用指北针行进。在那一种典型的热带森林里，一条条山岭南北走向，我们选定远离公路第三条峰岭向北。由于山上荆棘密布，衣服划成了布条，手上和脸上被刮出道道伤痕，但我们不担心踩上地雷，走起来心里踏实。24日晚上过一大山。下山时悬崖陡峭，大家抓住一根野藤滑下来时，发现了七八个地铺，被子有的还是热的。我们小心翼翼地绕过地铺，迅速隐蔽，探听动静。一会听到对面有“叽哩呱啦”的讲话声，估计是小股越军听到了动静，他们也分不清是什么人，有多大的队伍，在漆黑密林中不敢轻举妄动，只好转移到了对面山上去了。我们也利用越军晚上不敢随便靠近的弱点，悄悄朝对面山上爬去。山很陡，广西籍战士梁海潮刚爬完峭壁，就被一名越军抓住了，由于小梁已精疲力尽，被敌人死死卡住了脖子，当我们赶到时，敌人还没有松手。贵州籍战士吴展银上去就是两拳，将越军打了个脸朝天，并一脚把他踢下了山谷。此时小梁已没有呼吸了，我们背起小梁，加速向北撤离，为防止敌人追踪，利用两枚手榴弹，将拉火线接长，在敌人可能追击的路线上，设置了两道“绊发雷”。不出所料，20分钟左右一枚手榴弹响了，我们无法顾及敌人的伤亡情况，拼命地朝荆棘丛中钻。奔走了一个多小时，我背不动小梁，放下时，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大家采取了急救措施，却没有挽回这条年轻的生命。我们含泪把他的遗体安放在一棵大树下的草丛里，围着草丛，低头默哀。此时，天已渐亮，我擦干眼泪，望着极度劳累悲伤的7名战士，进行了战地动员：“快到边境了，千万不能倒下，坚持就是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战胜困难的勇气。

    自16日越过边境后，我们昼夜穿插战斗，从未睡过一个好觉，随身带的干粮早已吃完了，肚子空空的，总感到头昏，眼花，腿发软，行动起来大汗淋漓。在失散的日子里，由于没有自卫能力，不敢乱闯村寨，每天除在山上找点野菜、野果充饥外，几乎找不到其他食物。有时为了生存，派个别同志冒险到村庄找东西，但进屋怕遭袭击，也只好到园子里弄点木瓜回来充饥。每次被派遣的同志都带上手榴弹，将接环套在手指上，一遇围困就随时准备同归于尽。一路上行军，人也特别容易口渴，我们有时不得不喝低洼地的积水。一天晚上，大家在一块茅草地找水时，喝进了一条软绵绵的东西，借着手电的弱光，我们看到洼地积水中有许多条蚂蟥在游动，还有几堆牛粪，惹得大家一阵恶心，可求生的欲望还是逼得我们咽下了这肮脏的积水。最难克服的是人困神疲，昼夜战斗行军，高度紧张，人只要一坐下，几秒钟就有人打呼噜。这时若没有超人的毅力是很难战胜艰难险阻的。九班长是个独生子，每次弄醒他，他总是带着哭腔说：“排长，我不想活了，活着比死了还难受，求你让我睡一觉，你们走吧!”。几天来，要他隐蔽一下，他倒地就睡着了；要他观察一下敌情，他一下子就打起了呼噜，他的眼神已明显地暗淡下去，经常是张开口喘气。他是我惟一的湖南老乡，平时关系又好，我做了许多工作，都不管用。我只有一个想法，拖也要把他拖回去。可是，精神崩溃的他，最终还是在26日那天夜里的跋涉途中毫无察觉地失踪了，我们找了他大半夜都未见踪影。天亮时分，我回头望着一望无际的茅草丛，禁不住泪如泉涌，快到祖国边境的最后时刻，我还是未能留住这位亲如手足的战友。

    27日17时，我从无名高地用望远镜发现了戴红领章的兄弟部队，高兴得跳了起来，我先是喊话，后又吩咐副班长周志华前去联络。为防奸细，该部提出三点：一是缴枪，二要捆绑，三要审问。我有气无力地说：“枪可以缴，捆就不要用，先弄点饭给我们吃再说吧。”保卫股长是常德人，一听我的常德口音，疑虑顿释，连忙送来饼干和稀饭，咽得我们的脖子一时长，一时短，狼吞虎咽下了肚。

    到了兄弟部队，也只能吃到干粮，猪肉和罐头全部都要运往前线。几天未沾过油水的战士们已是饥肠辘辘，我只好从遗弃的猪皮上撕点肥肉，用压缩饼干盒煮着吃，吃得个个拉肚子，一拉就是几天，以致于在后期的战斗中，我们既要战胜疾病，又要战胜敌人，付出了常人不可想象的艰辛。

29日，我们连队的连长一行也被该部收留，战友相见分外亲。可四五十人的队伍，回来却寥寥无几。当我们相互望着受伤发脓而已经变形的脸膛，想起牺牲了的战友时，都禁不住抱在一起痛哭流涕。我当时想，只要能平安回到祖国，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烈士们的双亲；第二件事就是要记录我和战友们的故事，用以激励后人，珍爱和平、珍惜生活、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

    如今，我到了岳阳市农村办公室任副主任，可我从未忘记越战中死里逃生的九天九夜，是它激励着我艰苦创业，无怨无悔；是它警醒着我不贪享受，清白做人，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性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