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在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1958 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回忆这种“左”的错误在湘阴农村所造成的危害及纠正过程中的阻力，至今难以忘怀。

    “左”的错误何其严重

    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认为只有搞粮食生产才是搞社会主义。生产 队因地制宜种了点经济作物，就要批“自由种植”；安排几个劳力外出搞副业，就要批“以副伤农”；手工业者靠自己的劳动多挣几个钱，就要批“手工业单干”；家里收入多了，就要做“暴发户”批。东港公社新胜大队农民肖胜保，70多岁了，会刮肠衣，肖组织家人利用工余时间加工，所得收入一部分交生产队记工，一部分自得，就因为他自得收入大，划他为“暴发户”，抬了他家的床，赶了他家的猪，没收了他为自己预备的棺木。湘临公社保民大队农民许应煌，是个铁匠，会打皮刀，远近有名，因为他多收入了几个钱，就当作资本主义批，还关押两个多月。城关镇高岭大队农民甘友成，祖传榨油技术，出油率高，质量好，其加工收入按规定向生产队交钱记工，就因为他生活富了点，把那套榨油设备没收了。有的农民利用工余时间，从事捕鱼养鱼。其工具也被没收和烧毁。这样的事例在全县屡见不鲜，因此，不少能工巧匠不能发挥所长，不少自然资源白白荒废，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

    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把集中劳动当作集体经济优越性来提倡。不论搞什么事，总是热心滚大它。认为从实际出发，能一个人干的就包到一个人干，能一户干的就包到一户干，是用小农经济的劳动方式来搞社会主义大农业生产，迎合了小生产“一小二私”的落后性，损害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因此，不少地方搞集体生产是“出工人望人，做工人挤人，收工人赶人”，窝工浪费现象严重。玉华公社前进大队袁家坝生产队干部回顾过去铲草积肥时说：“那时哨子吹烂，喉咙喊嘶，半天才等齐兵，背起锄头，稍不注意，就会挖伤人，劳动冒成效，队长只好喊收工”。实践证明，这种“大”的结果，放纵了偷懒人，挫伤了勤快人，带坏了青年人。

    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不允许农民利用空余时间从事家庭副业。那时不分忙闲，不论晴雨，月月三十天，天天要大干，把“白天是农民，晚上是渔民，早上是商人”的现象当资本主义来批。杨林寨公社三大队七生产队农民张其祥，白天坚持出集体工，晚上在屋背后一条港内打鱼，公社干部发现后，对他进行批评，他说： “你去调查，我做集体事偷过懒么，我若少出一个工，你可罚我10个工，我家7口人，集体分配只有饭吃，我不利用晚上时间打鱼，买盐的钱哪里来?”那时堵所谓资本主义的路，不仅在农村，在城镇也一样，对集市贸易，曾经规定农忙不能搞，农闲也得在上午8点钟前收市。把本来呆滞的市场搞得更加呆滞，给人民生活增加了很多困难。

    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把包产计酬当成“复辟倒退”进行批判。那时听到哪里搞了包产，就认为是大逆不道，尽管有的地方有的项目适合包产，增产显著，但总要找出种种理由否定它、扼杀它。洞庭围公社胜利大队一生产队将小菜子湾37亩边远田包给了3个劳动小 组，古塘公社王家坝大队将30亩棉花地包给了27户，湘临公社东垸大队三生产队将6亩茭白水面包给农民，还有养猪、养鸭、工副业的包产等等，本来都获得好的效果，但在“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日子里，都受到严厉批判，坚决纠正。

    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同时富裕。推行大寨政治评工的记工办法、大寨按人分等定量的口粮分配办法。还有，超支欠款收不回来，就采取砍的办法，超了就砍，砍了又超。民新公社高潮大队8个大队干部，1973年底欠款567.8元，决算时砍掉了272.9元，占48%，到1976年决算时，欠款上升至755元。群众批评说：“进钱的进在表上，超支的欠在账上，按劳分配成了一句空话。”这种“出力大小一拉平，口粮多少按人分，分配找补不兑现，好坏奖罚不分明”的搞法，严重挫伤了群众生产积极性，其结果不是同时富裕而是同时贫穷。

    纠正错误何其艰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湘阴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展了真理标准讨论，推进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我记得在一次没有县委主要负责人(去省开会)参加的党政负责干部会上，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思想放开了，但统一不起来，说什么“真理”现在到了长沙，要等“真理”回来，才有 “真理”。仍然没有摆脱“左”的束缚，自觉和不自觉做了一次违反客观规律和群众意愿的事情。

    对党中央提出的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的责任制持怀疑态度，总怕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当省、地提出“既不需要也不应该”搞包产到户时，一拍即合，不仅思想上接受得很快，而且贯彻也很有力。说中央的政策是对全国而言的，湘阴情况特殊，还数了搞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的所谓弊端。如不利于防讯抗灾啦！不利于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啦!有的同志还说，这种责任制就是产金鸭婆我们也不要。有个公社领导同志慷慨激昂，说联产计酬、包产到户有八大危害：取消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取消社会主义生活保险，取消工农联盟，取消农业对国家的贡献，取消社会主义道路，取消科学种田等等。有的地方提出“三反一砍”，即反对分队、反对分组、反对分户包干，砍掉联产计酬。对于这些明显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和群体利益的言论，领导态度暖昧，致使这种错误思想不仅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反而有所蔓延，影响很坏，群众反映：“放宽政策，中央是一海宽，省里是一江宽，地区是一河宽，县里是一沟宽”。

    对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经验不总结，不推广。金龙公社新光大队红旗生产队全队38户158人、150亩耕地，居住分散，生产搞不上去。1978年从实际出发，全队划分3个作业组，联产计酬，当年就获得好的经济效果，粮食比上年增加3.1万公斤，增长49%。中央两个文件下达时，县调查组的同志发现了这个典型，认为完全符合文件中提到的“分组作业、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形式，当即向县里领导汇报，答复是：“我们过去有教训，这条路子走不得。”写成的材料作了废纸处理。

    对干部在蹲点中和群众商量建立起来的生产责任制不仅不支持，反而横加指责。1979年上半年，县委一位负责同志在西林公社资江大队搞了工副包产责任制，大队有12项，生产队有7项，都采取按净收入记工，并签订了合同，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却受到了上级派来的调查组的批评，指责这是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戴了好几顶帽子，什么租赁式的、雇工式的、损公肥私的、变相单干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在介绍这种责任制能减人增产的好处时说：“共产党不要怕农民富裕了，这种对集体对农民都有利可图的事，应该放手让下面搞。”这么一句话，本来无可非议，居然也受到了指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由于仍然没有摆脱“左”，的束缚，认识模糊，在建立生产责任制上，工作老是被动，对于群众要求搞分组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不是积极支持，而是极力阻挠，群众看到中央文件上允许分组作业、联产计酬，就来一个你不领导分我就自己分，全县生产队数增加很快，1978年4432 个，到1981年增加到6306个。领导看到各地纷纷分队，感到问题严重，又急急忙忙做合队的工作，不仅没有合拢几个，反而更加挫伤了群众积极性。城南区开始分得比较多，区社干部主要精力用在合队上，搞了4次大的活动，折腾来、折腾去，搞得群众气不顺、心不齐，连续两年减产。

    我深深感到，问题不在是否有过错误，而在于认真吸取曾经犯过严重错误的教训，在新的形势下，不犯或少犯新的错误，思想不再糊涂，办事不再愚蠢，坚持与时俱进，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