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之初，我在国营钱粮湖农场总场党委办工作，因此，有幸亲自经历和参与了这场改革。

    正当安徽小岗农民冒着风险偷偷搞包产到户的时候，钱粮湖农场四分场二队也偷偷摸摸干了这种“冒风险”的事。1978年，这个队早稻大减产，干部们急了，怕全年任务完不成，一挨批评二扣工资(当年农场规定欠任务的按比例扣发生产队工资总额，最多扣15%，年终兑现)，于是决定早稻欠产晚稻补，晚稻分田到户、产量包干、欠产全赔、超产提成。结果大家积极性来了，全队晚稻丰收，单产总产都大大超过早稻，超额完成了全年任务。

    那时，农场水稻生产年年都放两个空炮：一是亩产过《纲要》(800斤)；二是晚稻超早稻，1979年早稻插完后，总场办公室即着手“晚稻超早稻”的工作，不想，我们将全场近200个生产队1978年的产量一排比，“奇迹”真的出现了：四分场二队1978年晚稻超了早稻，亩产过了《纲要》！大家高兴得不得了，立即派人下去调查、总结经验，准备大力推广这个典型。

    下去的两位同志将情况调查回来后，立即在总场引发了一场争论。一些同志认为四分场二队的作法，就是毛泽东主席批判了多年的“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现在说起来十分轻巧，但在当时可是关系到主义、方向、道路的大问题。当时，总场几位领导同志明确指示：这个典型不能用。

    我当时觉得这是个难能可贵的好典型，弃之实在可惜。心想：不管怎么说，增了产是事实。于是，我自己下去作了一次补充调查。当时，二队党支部书记非常紧张，以为闯了大祸。我对他说：不必紧张，我今天来不谈“主义”，只谈“利弊”，请你们讲讲，这个搞法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开完干部座谈会和职工座谈会，我更坚定这个典型没有错，下决心把它推介到全场。

    调查回来后，我连夜写了调查报告，题目十分鲜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一种好办法——四分场二队水稻生产联系产量计酬的调查》。在介绍其作法和效果之后，根据自己当时的理论水平，从四个方面说明其没有违反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一，分田到户，土地所有制没有变；二，计划种植，不是自由经营；三，稻谷公有，不是私有；四，生产大措施是统一的，不全是单干。写好后，我未请示领导，擅自以总场办公室第21期《情况摘报》，于1979年9月1日送党委各常委，同时发至全场各生产队。

    材料印发后，很快，农场党委书记来到我办公室，脸色十分严肃。进门就问：“冬生同志，这个材料发了?”我平静地回答：“发了。”准备接受一顿大批评。结果，还算不错，书记听我回答后，坐在我的办公桌对面，沉默不语，我也没有做声，二人就这么对面坐着，空气都似乎凝固了。半晌，书记站起来说：“算提出了问题吧!”说完就走了。我想，他不明确否定、命令收回，也就是认可了这个既成事实，只是不便明说罢了。这篇调查报告，为农场以后实行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作了一些思想准备。

    1980年，我到二分场四队办点，书记挂牌，我驻队。这个队建队几十年没有一年盈利，全队600多人口，没一人住瓦房。他们想改革，曾搞过小队核算，但受到了通报批评。我去后，试着搞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农田管理到户，联系产量计酬，每500公斤毛谷发工资25元，每50公斤当日收摘的籽花发工资8元。这个作法，我没有正式向书记汇报，怕的是万一出了问题会连累他。当时这种计酬标准虽然低得可怜，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却很高，早稻亩产第一次突破了200公斤，达到226公斤。可惜当年秋雨成灾，全场水渍几万亩，这个队地势低洼，晚稻刚插下去就全部被淹，联产承包的效果未能完全体现出来。种春收作物蚕豆时，我们搞了包产到户，全奖全赔，每亩定交25公斤，多的全部自留。第二年收完蚕豆后，队党支部书记老程坐着个手扶拖拉机，给我送来满满一麻袋蚕豆。我问他收了多少，他说：“吓死人，6万公斤！”，我一听，真的吓了一跳。我办点到队时，全队1300亩旱地才收了蚕豆1850多公斤、油菜籽500多公斤，这次仅用不到600亩地(另外的旱地准备来年种甘蔗，未种蚕豆)，就收了6万公斤，增产了30多倍，老百姓发了个蚕豆小财！

    1980年10月，李金先同志调回钱粮湖农场当书记。为扭转农场连年亏损的局面，他下决心试一试，并组织专门班子研究这个问题。11月，我被从工作队抽回来参与这项工作。专门班子由总场副场长贺凤生同志带队，先后到常德、益阳地区一些农场考察学习，由我执笔写出考察报告，向常委汇报。接着，又由我写了农村改革的文件讨论稿，决定全面实行大宗作物联产到劳、小宗作物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但由于“左”的思想束缚，来自多方面的阻力还是不小。

    1980年12月下旬，农场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文件。当时，许多人都反对文件上出现的“包”字。地委、行署和省、地农场管理局的负责人，接二连三地来农场，不主张农场搞这种责任制。我记得有次，一位副专员对李金先同志说：“老李呀，家庭承包，在岳阳，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能不能搞，都还要考虑，你们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怎么能搞呢?”当时，除上面的压力之外，农场内部思想认识上也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位支部书记公开地反对，他说：“就是蒋介石打到了六门闸(他生产队离六门闸只5公里左右)，这个资本主义的分田单干，我也坚决不搞!”

说实在的，农场党委书记李金先同志的思想是比较解放的，他每下去转一圈，回来总是兴奋地对我说：“我真的是每下去一次，思想就又解放一点!”但屈于当时的压力，他有些动摇了。原安排请益阳刘家湖农场一位承包了60亩田地的职工来大会介绍经验，结果在他上了我们去接的小车后，仍婉言谢绝了。文件讨论稿修改了好几次，凡是“包”字都被删掉或改为“联”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仍坚持向领导同志陈述意见，并于1981年1月8日写了篇思想评论，请总场广播站在会议期间播了几次。评论的题目是：《不要谈“包”色变》。文章说，为什么河南的那位农民会谈虎色变，因为他被老虎咬过；为什么我们一些干部会谈“包”色变，因为他们吃过“包”字的亏。他们怎会忘记，十多年前，他们根据中央的精神，搞过一阵包产到户，结果被当作“复辟倒退”、“方向、路线错误”，一顿好整，高帽子、黑牌子、麻绳子、篾板子，文攻武打，九死一生。文章批评那种认为生产关系只能进不能退、公有化程度只能高不能低、生产队规模只能大不能小、集体化就是集中化等“左”倾思想，极力为“包”字正名。尽管最终在正式文件中还是未能把“包”字保住，自己也落了个“固执己见”的名声，但为农场后来的深化改革造了舆论。没想到的是，20年后，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和西部管理人才研究中心，邀请我参加2001年9月在成都举行的“WTO与中国新世纪发展战略”研讨会，点名要我带《不要谈“包”色变》这篇文章，并将该文入选《中国新世纪发展论坛》一书(入选号D264)。

    农场全面推行联产计酬家庭承包责任制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第一年效果并不理想，怨言四起。省、地农管部门一次又一次来人调查，发了一个又一个负面情况的材料。省和中央一些新闻媒体(如新华社等)记者也来场多次采访有关情况，我多次接待他们并回答提问， 好在他们未发批评的稿件。但严重的是，1982年8月，地区农管局领导同志带着全文套红的农垦部湛江会议纪要，来钱粮湖农场召开全区农场会议，传达会议精神。因为那个纪要有句国营农场不许搞个体经营的话，他们便认为钱粮湖搞家庭承包是错误的，必须退回去。

    怎样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呢?9月初的一天，农场常委开会。会上，由于把当时农场存在的问题看过了头，加之上面又有明确的反对意见，因此多数同志主张坚决退，退的时间是在当年农业生产基本定局后，即10月以后。常委们一个接一个发言，意见大同小异，主张退的意见成了压倒优势。形势咄咄逼人，怎么办?我看到李书记额上直冒汗。我当时列席会议，看到情势危急，心想糟了。平时开会，书记很尊重我，大家发言后，他总结之前，总会问一句：“冬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讲一讲。”但我估计这次他不便问这个话了，就是问了，也不便因为我的想法而否认常委们的意见。情急之下，我在会议记录本上，迅即写了几句话，一无称呼，二无落款，写好后，撕下径直走上前去，放到书记面前的茶几上。几句话的意思大体是：一、坚信我们的作法与中央精神是一致的，不要对农垦部文件产生误会；二、新生事物有个发展完善过程，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三、要分清支流与主流，更不要把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归咎于责任制本身；四、就是今年的收成仍不好，也要坚持搞几年再说；五、今天会议的情绪千万不能传下去，否则不堪收拾。李书记在总结时，充分阐述了我写的这些观点，稳住了局势，避免了农场改革眼看就要发生的一次大反复。李书记调市里几年后，一天我去看他，他还讲起了这件事。他说：“你还记得吧?那天你给我一个条子!那次好危险，当时我急得脑壳直发胀，不知怎么讲。看了你的条子，我一下就清醒了，一下就扳过来了!”他说话时眉飞色舞，站起来右手一划，笑得好开心。

    1982年年终总结，七分场报来一个承包大户典型，五队一个小队长姚全福，卸职承包了246亩低产水田，一季产粮8.35万多公斤。当时，队里这片水田离居民点很远，职工戏称“台湾”，地质及灌溉条件都很差。1981年发包时，谁家都不要，队委会无法，只得将其分割给全队每个承包户，结果这片地变成了“搭头”，基本荒芜。为了种好这片地，姚全福承包了，并放弃队里为他安排的新住房，举家迁住在那里的一个鸭棚里。材料报上来后，总场多数领导同志不同意宣传这个典型，认为老姚请了一名“长工”，插秧扮谷时又请了许多“短工”，是典型的“雇工剥削”。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新意的好典型：一是思想好，二是规模大，符合农田向种田能手大户集中、走专业化路子的方向。我便邀了办公室另一位同志，到实地去作了进一步调查，并联名写了一篇稿子，被《中国农垦》杂志采用，于 1983年第三期发表。从此，姚全福红火了，被评为市劳模、省劳模，省、市电视台多次采访报道，现在他还在经营这片土地，累计卖给国家粮食250多万公斤，贡献很大。

    姚全福这个典型对钱粮湖农场1983年开始大办家庭农场和发展专业大户，起了很大的引导作用。七分场副场长庞长发辞职下海，承包万亩采桑湖，办起生猪、水产综合养殖的家庭大渔场，名扬全国，参观者络绎不绝。庞长发后来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我为他写的报道，选入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外文化书林《当代群英谱》上册。

    1983年春，我应邀参加省社科院、哲学学会、经济学会、农经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理论研讨会。参加这个会的有几百人，有省政府的一些领导、各学会的一些名流学者、各大学的一些教授、省市党校的理论权威及各地市县一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岳阳地区有4人参加，我被邀出席，深感荣幸，受益匪浅。那次我带去的两篇文章均被采用，《完善农场责任制要注意自己的特点》一文，被1983年第二期《湖南农业经济》杂志发表；《“包”字显灵的奥秘——从心理角度探讨承包责任制成功的内在根据》一文，被选入会议文集，发到全省各地、市、县。

    1988年8月，省委、省政府授予我“湖南省党政机关秘书先进工作者”称号，名单还上了《湖南日报》。得此殊荣，实感惭愧。秘书生涯20载，不是没有一点贡献，但真正算得上“先进”的，也只有农村改革之初的那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