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修志纪略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3-31 12:00
在岳阳市政府办公楼顶层西头一隅，聚集着一群忍寂安贫、默默无闻的人们，他们亦或白发有加，亦或老态早生，他们无朗朗豪言，无侃侃健谈，无华丽流溢。这里虽然寂寞，却有墨香、稿香、书香；这里明古知今，谨严风雅；这里即是岳阳疆土上最古老、最年轻而又几乎鲜为人知的岳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跨越255年，情系岳阳修志
巴陵大地，人杰地灵。纳湘资沅澧之浩荡，收万里长江之奔腾，扬罗霄峻秀之灵韵。上下五千年，三皇五帝始，岳阳乐于鱼米，忧于水旱，巴楚桑梓似一艘永不沉寂的诺亚方舟，屹立在长江南岸、洞庭湖畔，它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让每一位岳阳子孙都感到由衷的震撼。岳阳记录着昨天与今天、成功与失败、进步与倒退、辉煌与悲凉、盛极与衰亡、阳光与风暴。
“读史使人睿智”，岳阳不可以无史，有史不可以无记。纪录岳阳垒城1700余年的兴衰史，应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腾飞向腾飞跃进，从成功向成功延伸。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始，岳阳城区就作为州郡治所。历代皆调集专职官员、文人雅士撰修地方志。是时编纂的《岳州图经》，相传为湖南省最早纂修的地方志。岳阳自清乾隆十一年(1746)以来，已断修志书达255年，其间江山易帜、沧海桑田、世事悠悠，岳阳的255年在志书史上竟为空白。公元1798 年，巴陵文人李青率50名乡绅上书官府，请求续修巴陵志，未果。清代名人吴敏树曾六拜府衙泣泪面呈修志之利，无终。1913年(民国2年)，周应龙等 400余巴陵名民僧众，结伴泣诉岳阳县当局，恳求续修岳阳志，杳无音讯。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一度启动修志，也因种种原因，胎死腹中。历经200余年，岳阳志因水旱两患、战事频频、官宦腐败、天灾人祸并行等诸多内外因素而断修。
岳阳这块秀美的桑田，远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辛勤地以刀耕火耨开垦这块圣地。岳阳地形若于一只展翅的花蝶，前翅扑山幕阜，尾冀点水洞庭，旱路缚其纤腰，水网勾联经络，鱼米丰甲天下，四季长保青春。在15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气候宜物、宜人。岳阳西晋太康元年(280)始建县制 (称巴陵县)，县境历为巴陵县、巴陵郡、巴州、岳州、岳州路、岳州府治所，民国2年巴陵县改岳阳县，1960年开始设市。
在夏商时期，岳阳已是百越族、三苗族的散居之地。商朝，在洞庭湖与长江交汇的城陵矶建有大彭城，是江南最早的重镇。春秋战国时期，岳阳是盛极一时的楚国之地。在商朝，岳阳农业已形成大规模开发与种植，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纳四水，吞长江，使岳阳四方商贾云集，物流集散，在湘北地区独占鳌头。唐、宋，更是繁荣昌盛、五谷丰登，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历史名篇，使巴陵郡一举成名天下知。到明代，岳阳兴大修水利之良风，在巴陵城边就先后修筑了九龙堤、荆堤、永济堤，拱卫良田达千顷。民族工业从1896年的有线电报、1902年岳阳的冶炼业、1909年的制盐业、1914年的发电业、1917年的铁路通车、 1938年的无线电报的出现，有了空前的规模与繁荣。
历代，岳阳文韬武略的要吏、著书立述的学者、领导社会变革的志士、社会贤达、满腹珠玑的文人，不胜枚举。明代兵部尚书方纯、清代经史学家许倡政、泮湖鼻祖吴敏树、孙中山秘书周鳌山等均已家喻户晓。在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里，除洞庭湖、岳阳楼外，慈氏塔、鲁肃墓、君山、二妃墓、柳毅井、团湖、幕阜山、大云山、五尖山、玉池山、屈子祠、张谷英古建筑群、天岳书院，以其迷人的风姿，吸引着世界游人纷至沓来。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51年完成土地改革，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1953年制订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岳阳跟随全国改革步伐前进，到今天，岳阳已是一颗富裕、文明、秀美的洞庭明珠。
如此洋洋的255年，如此绵绵的两个半世纪，如此浩翰的黄金历史，在岳阳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记录，这不得不令岳阳人掩眼沉思。1986年3月，岳阳的最高决策者们连续四次召开会议，4月，又两次专题研究，8月，一个重大的决策产生。岳阳市成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直属市人民政府主管，正处级机构，编修从公元1746年以来断修的《岳阳市志》。随后，从全市17个单位选调精兵良将运筹修志大计，市志办聚集了一群岳阳的精华。编制到位了，人员到岗了，经费到账了，要编修跨度如此大的新志书，万里长征还刚刚起
1987年孟春月，刚成立的市志办向海内外发出4000多条信息函，多方求助查找《岳州府志》下落。
1987年仲夏月，市志办的决策者们再向海内外120多个重点意向地区发出信函，请求查找《巴陵县志》。
1988年季秋月，市志办再次向海内外知名收藏人士和知名收藏馆发出200余封信函，征求查找《岳阳纪胜》、《岳阳楼诗集》等孤本。
1987年冬，经过90天跋山涉水，访遍江南近30家藏书馆，翻阅9000余万文字档案，明弘治《岳州府志》终于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藏书楼被发现。历经49天翻拍、洗印、复制，将影印本线装成册，请回岳阳。
1989年金秋，是市志办硕果累累的一个丰收季节：
首先，历尽千辛万苦，康熙年间《岳州府志》仅存的孤本流落日本后，收藏在日本内阁文库，经多方出面周旋，我国外交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交涉，日本政府有关方面考虑到中日关系，同意将《岳州府志》由日本方面拍成微型胶卷后，提供复制胶卷给我方，由我方还原。
其次，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明代《岳阳纪胜》在北大藏书楼被寻获，残破的封面上赫然盖有“邓拓藏书”印鉴。被我办翻拍后，回到岳阳。
再次，孤本元代《岳阳楼诗集》手抄本在北大图书馆被发现，收藏者在本书的前言上写道：“此书是收藏者在旧书摊上发现后翻抄的”。随之将其翻拍回岳。在北大这所中国最高学府里，市志办的编志者们整整度过了啃馒头、喝凉水的100个不眠之夜，连续三次的北京之行，使何培金、任石林、杨一九等这些编志的先行们脸上瘦了一圈，头发白了一半。
1987年，从一民间老人口中得悉，在湘西保靖县有岳阳史料。随后，市志办派一小组前往，当时保靖县无复印机，他们在保靖县档案馆吃住两个月，一笔一划将民国初年至抗战时岳阳史料几乎无一遗漏抄录整理回岳，整整装了五麻袋。原来，国民党退走岳阳时，将全部史料席卷一空，终因兵败保靖，落荒而逃，未能运出湖南，最聒全部被我军收缴保存。
1988年，市志办驻守南京国家博物馆一个月，整理出岳阳资料达3000余斤。
1987年，在省档案馆翻抄整理了岳阳散失的近200万字的珍贵史料。
1989年，通过多方的曲折关系和绕道三个国家两个地区，收集了台湾文献委员会提供的数十件岳阳孤本史料。
1987年冬，市志办三上武汉，四下南昌，收集整理资料达2000余万言，原市志办资料室主任，现市文联副主席杨一九，白天整资料，晚上翻拍，来回冲印，连续工作10个昼夜，困了就趴在档案馆睡一会儿，最后晕倒在资料馆。他爱人说，下辈子，打死也不让他修志了。这样的修志官又何止杨一九一人，像何培金、朱培高、胡孝生、李平澜、任石林、张继清、潘见闻、沈志高、高爱华、方祖辉、杨代舜这样的背着干粮走路，风餐露宿，倚墙而卧，吃尽了苦头的前辈，他们的青春和毕生都献给了修志事业。
高天厚士，功夫不负有心人，从1987年到1989年，经过整整三年的辛勤汗水，全市建立了一支600人的专兼职修志队伍，各县(市)、区都成立了修志机构，三年间，行程299000公里，相当于12个万里长征。他们从19省380个县(市)、区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藏书楼搜集、整理档案、口碑、珍贵资料2.3万卷，28亿字，大大超出修志史料10：1要求的数倍，打开了岳阳市修志的漫漫历程。
15年磨一志，路漫漫其修远兮
一朝修方志，终身苦行僧。这是修志界最流行的语言。清苦、辛苦、艰苦，则是修志者真实写照。
修志，犹如读书，苦度寒窗无人问，是在一种相对封闭情形下进行的。修志者天天打交道的就是昨天，就是文字墨水，就是卷、篇、章、节、目这些志书规范，就是述、记、传、图、表、录这些志书框框，就是之乎者也这些文言语助。1987年，杨代舜、任石林、杨一九在岳阳市图书馆查阅《中国方志目录》时，发现明弘治《岳州府志》藏于浙江宁波天一阁，于是专程赶赴宁波天一阁藏书馆，联系抄录事宜，但宁波方面坚决不同意。正当修志者们无可奈何时，恰逢市领导余英生、谭载阳一行12人去宁波考察，遂找到当时正在宁波市任见习市长的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政文与宁波市政府交涉，才同意进馆，但不同意抄录。明弘治《岳州府志》成书于1488年，收藏已达500多年，书已拿不上手，既不能抄，也难以复印，怎么办?只能用相机拍摄，而天一阁藏书馆为保护文物，不准我方动手翻阅，只能由他们派专人翻一页，我方拍一面。在天一阁藏书馆走廊上，杨代舜蹲着打灯，任石林弯腰帮助，杨一九跪着拍摄，前后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将这一史料抢救回岳阳。
1988年，根据线索，修志者们又赶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挖掘民国历史资料，为我市修志填补岳阳民国史料散失殆尽的空白。当时，正值酷暑炎天，四大火炉之一的南京烈日当空，热浪扑面，任石林、郑德明等四人到达后，经交涉，只给两张门票，每天抄写7小时，为了怕流出的汗将手写纸打湿，将手臂缠上布，每人每天最多能抄写4700字，按此速度要抄150天才能抄完，四人心急如焚。年轻的小伙子郑德明头脑灵活，出了一个鬼点子，白天两人在馆内抄录，上午和下午下班时，偷带一点到外面复印，任石林附和着说：“对，自古窃书不算偷。”就这样，一面抄写，一面将资料偷出馆外复印，每天只能偷一点，历经46天，西天取经，终于将70余万字的38年间民国岳阳史料全部挖回岳阳。
下面这组众生相，则是修志者的清苦生活的原装写照。
何培金，今年63岁，16年前，市委领导慧眼识英才，把熟悉市情，人称岳阳的“资料篓子”的他从市委政研室副主任位置上重用过来，任市志办第一任主任。他单枪匹马闯天下，凭着5000元的开办费，南下两广，北上京城。在工作的12年中，他跑遍了全国近600个调查点，行程近30万公里，收集各种资料达25 亿多字，近6000卷，退休后仍笔耕不止，现隐居临湘市乡间一小山村，与世无争，专心潜修《洞庭湖志》。
高爱华，今年61岁，家境极其困难，全家六口，全靠他一人撑起。可他在市志办副主任岗位上，从未向组织伸过手，全力投入，专心志书编修。
沈志高，一位在军队就从事文字工作的志官，在市志办一把手位置上整整六年，每年行程数万里，每年撰修文字逾百万，有病，坚持；奔波，无言；劳累，无悔；使数百万字的市志初稿得以逐步完善，《岳阳年鉴》出世岳阳。大学毕业的女儿在家待业几年了，他却一口一个
李平澜，进市志办前任《岳阳晚报》总编辑，人称快乐神仙，退休与上班一个样，60多岁的人了，整天一副眼镜一坐就是一天，编呀、写呀，一天几万字，一天要烧掉三包烟。他常说：“人总要有所作为，这就是工作呀。”
方祖辉，今年61岁，多年来负责《人物志》，在正科的位置上干了31年，退休时还是一个科长，他从未去计较。已退休了，但上班从未间断，一天到晚就是默默无闻地与凳头子为伴，为采稿，一个月内竟跑了40多家单位，说到苦字，他说，实际上我自己也锻炼了。
在市志办芸芸众生中，人们一谈到修志的艰苦，都众口一词，在浙江追寻岳阳志书资料时，以何培金、杨一九为首的4人小组，风餐露宿，倚墙而睡，何培金39天没洗过澡，杨一九眼睛肿得像灯笼，还在挑灯夜战。在江苏诸地查找志书资料，市志办一千人马身背干粮水壶，心系百年市志，有时为了查实一句话，行程上千里，有时为了一个年代的准确性，要翻阅数百万字的资料。在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为了查实国民党在岳统治期间的五个数据材料，三位修志官竟废寝忘食10昼夜，终将这一重要数据搜索回岳阳，为市志条目修纂填写了空白。志办的同志常说：只要志书修纂好，再苦再累也心甘。
洋洋600万言，方志事业与时俱进
《岳阳市志》跨越255年，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记述下限先后三次延伸，15年如一日的编修，数百人的辛勤汗水，以洋洋600万言的鸿篇巨制，展现在岳阳人面前。这是岳阳人的喜事，这里凝聚了几届领导人和修志者的血与汗、苦与累，从储波、李朗秋、谢培清、黄甲喜、周昌贡、罗桂求、阳宝华、张昌平到于来山、罗碧升，一届又一届领导者对修志工作倾注了多少关心与帮助；从何培金、朱培高、张继清、潘见闻、高爱华到沈志高，一班又一班修志者对《岳阳市志》献出了自己应有的光和热。肩负资政、教化、存史三大功能之重托，岳阳市每一届领导者都给修志者提出了高要求。
真实是志书的生命，于来山书记殷殷寄语；质量是志书的保障，罗碧升市长一再强调；创新是志书的灵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余爱国如是说；要保证出最好的市志，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郭光文寄予厚望；历史是一面镜子，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国求反复要求。陆军上将、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在病休中，欣闻家乡志书断修255年后即将付印时，挥笔题词：“以史为鉴，可知兴退。吸其精粹，服务现代”。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获悉家乡市志修成出版，挥豪泼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在百忙中关心《岳阳市志》的出版，专门题词：”一方之志，地情之书，当代之史，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求真存实，为民立传，鉴往知今，教化资治，服务当代，垂鉴后世。”并嘱语岳阳修志者：岳阳，历史名城，名山，名水，名楼，名人，《岳阳市志》一定要真实客观、资治通鉴。
领导的殷切关怀，给修志者以鼓舞和力量。
2002年3月7日，春节后第一个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讨论《岳阳市志》编修工作，拨付专款出版《岳阳市志》。
2月28日，市志办签订《岳阳市志》编纂责任状。
3月16日，市政府签发关于修志工作的四个红头文件，规范修志工作。
2～4月，市志办兵分三路，分赴深圳、北京、上海搜集岳阳名人资料。
3月，由全市160余名党政领导、专家学者组成的《岳阳市志》编纂委员会调整公布，于来山、罗碧升出任名誉主任，常务副市长余爱国担纲《岳阳市志》总纂。
4月，《岳阳市志》首卷军事、政治分册付梓，编纂15年的市志正式启动印刷程序。
5月，省志编纂委员会领导视察《岳阳市志》编纂工作，并给予高度评价。
洋洋600万言，当代岳阳“史记”，跨越255年，600人编纂15年的《岳阳市志》即将以红妆待嫁的少女形象展现在岳阳人面前，她与时俱进，她风华正茂，她青翠欲滴，她婷婷玉立，她即将掀起那鲜红鲜红的盖头来。
我们祝福岳阳!
我们祝福岳阳人民!
我们祝福《岳阳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