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怀激情为百姓

——回忆在岳阳市北区工作二三事

       

    在北区(现为云溪区)工作几年，有些事想想还是蛮有味的。“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语。其实，为人民服务，是党的一贯宗旨。然而，真要执政为民，也并非易事。总有些周周折折、碰碰撞撞，颇需要激情、勇气和毅力。这里略举一二。

“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算不算政绩?”

    这个问题，现在谁也不会说不。可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不少人特别是不少干部却持怀疑、轻视态度。一是认为政治风险大，二是认为发展得多也不能算政绩。于是，便出现了统计部门不统计，总结汇报不提及，相关部门不扶持，没有把它列入议事日程。我之所以认真抓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并非有先见之明，而是为北区的区情所迫。

    我是1986年7月到北区任书记的。记得临行前，市委储波书记(现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找我谈话指出，北区虽然不大，但责任不小。市财政将近一半的收入，来自北区“两厂”(指长炼、岳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两厂”才有北区，有北区岳阳才成其为市。把“两厂”服务搞好，把北区群众搞富，把班子作风搞正，这是区委的首要任务。

    按照市委的要求，我花了近两个月时间，走村串户，进厂察情，面对“紧挨大厂边，群众却很穷”的现状，内心充满感慨。在区常委扩大会上，根据我的提议，大家一致同意将“发展经济，振兴北区，服务两厂，富裕人民，作为工作方针。我反复思索，发展经济也好，服务两厂也好，最根本的还是要把群众搞富。只有百姓富了，北区振兴才有希望，这就是辩证关系。然而，北区1984年才刚刚组建，各方面条件很差。区办工业是一张白纸，乡镇企业基础也很薄弱。全区14万人，除 “两厂”外，有8万多是种田农民。怎么才能使群众尽快富起来呢？我蹲点的云溪乡八一村住户罗海云，给了我很大启发。一天，附近岳化厂一位工程师到罗家串门，谈起农民致富的事。他开口就讲：岳化有的是废水、下脚料，稍微加工，就能变“废”为“宝”，还怕富不了农民？问题是你们区里敢不敢!工程师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好吧，先从住户试起。说干就干，罗海云立即买回了生产化工产品的技术资料，在自家后院的菜地边，搭棚子，起地灶，安大锅，劈柴火。全家老少上阵，用板车从岳化拖回了一车车下脚料(付盐酸)，从附近白云矿运回了钙石，我和身边工作人员一道，烧炉子，搅大锅，忙得满头大汗。那位工程师利用星期六现场指导。很快一种化工产品氯化钙就生产出来了。而且马上销往了沙市、武汉、长沙等地。前后不到两个月，罗海云纯赚了2000多元。当时罗担任生产队长，还是种田为主，这是作为家庭副业。

    此举的成功，不仅罗海云尝到了甜头，我们也从中看到了希望。为此，在区委召开的贯彻北区工作方针碰头会上，我专门作了介绍。为了鼓舞士气，消除顾虑，放大胆子，我请示市委同意，趁热打铁，同区委顾问高东升、区长朱佳舜(现为市科协主席)等同志一道，带领区直有关部门及各乡镇、场书记，乡镇、场长20多人，专程赴浙江等地参观学习，特别是重点考察了温州市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现状。对于温州，我们当时了解到，确实有过波折和争论，但是，最后上面也没有追查什么。而他们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给群众带来的富裕状况，却使我们大开眼界。我们一路上边学习、边议论，白天参观，晚上对照，出主意，想办法，一下把乡镇场负责同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从温州回来，各乡镇场领导纷纷深入农户，抓重点，搞“帮、带”，全区各地很快涌现出了200多个动作较快的大户。我们因势利导，将其分成家庭工商业、开发性农业和庭院经济三大类，并从中挑了10户，作为全区农民的致富示范户。陆城镇基隆村(后划入道仁矶镇)回乡青年闾长清，更是一马当先，请了两位高级工程师坐镇指导，雇佣了12个劳力，在村里办起了小有规模的化工厂。为了便于车辆运输方便，小闾给我谈及想把入厂小路改成公路的设想，我当即和分管副区长、陆城镇负责人商量，很快把简易公路修成了。

    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有的却提出：“花那么多精力，帮个人发财，算不算政绩?方向有没有问题?”当时，不知从哪里吹来的风，说“雇工超过了3个就是剥削”。小闾超过了9个，那区里不是支持剥削吗?……政绩不政绩，暂不去管他。我想，就当时北区的条件，除此之外，又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正在我忐忑不安的时候，市委储书记来北区指导工作。我便趁机有意识地陪他实地察看了10个致富示范户兴办的各类企业，也如实汇报了我们的忧虑。储书记表态说：先搞了再说吧。他还一再称赞，这些小企业产品质量不错，“厂、地结合”搞出了名堂!直到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决定，明确提出了个体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允许适当发展，我们才真正放下心来。

    有了尚方宝剑，发展的步伐更加快了。据当时统计，从1986年至1988年3月底，全区8万多农村人口，就涌现了家庭工商企业专业户3500多家，开发性农业户300多家，庭院经济户2400多家，仅1987年一年，全区农村个体私营经济收入就达4000万元，占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的45%。

    1988年5月，《湖南日报》任理德记者专程来北区，在区常委会议室里，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是一篇新文章，你们是如何做这篇文章的?把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看作干部的一项政绩，有哪些具体的理由?”等四个方面，与我进行了面对面对话。之后不久，《湖南日报》便在1988年6月3曰，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应不应算政绩?——岳阳市北区区委书记程胜恩与记者对话录》为正、副标题，专门进行报道。文章充分肯定了北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六大好处，最后说 “有这么多好处，我们为什么不应当把它当作政绩呢?”《湖南日报》的报道，更加鼓舞了北区人民。

 

“一位来访者引出的通报”

    翻开1986年12月的《湖南日报》，记者在北区采写的通讯《一位来访者引出的通报》跃然纸上，激起我深深的回忆，使人仿佛又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那是1986年12月10日晚10点左右。我同常委秘书王永保(现任云溪区交通局局长)同志，从乡下刚回到机关四楼宿舍，正准备翻翻当天的文件报纸，忽听房门被轻轻叩响。当我把门一开，一位青年站在门口。“程书记，我可不可以向您反映一个情况？”她是云溪镇下街的一位待业青年。我说可以呀，不过今天太晚，能不能明天上午到办公室谈？“明天就会公布录取名单，来不及了，她悻悻地说。于是，我叫来了王秘书一起听完了她的诉说。她是作了几天准备，今晚麻着胆子来的，生怕被人发觉是她告的状。原来，岳化总厂在全省招收200名青工，北区作为厂区所在地，待业青年又多，便优先安排了20个名额，结果被人钴了空子。邻近县的某些领导，他们通过熟人关系，给自己的子弟在云溪、路口等地派出所突击办了北区户口，参加北区的岳化招工考试，而且分数都在录取之列，挤占了区里五个招工指标。真有这事吗?她表示，这不是她一个人的意见，而是许多知情的待业青年和家属们的意见，不信可以调查。时间这样紧迫，明天就要公布，怎么办?我只好和王秘书商量，一面立即通知区劳动人事部门暂停公布录取名单，一面连夜找到区长朱佳舜，召集组织、计划、劳动人事和公安部门的负责人紧急会议，决定马上查清此事。

    暂停公布录取名单和马上查处此事的消息，连夜不胫而走。第二天，就在调查组分别开始调查的时候，邻近县一下来了好些人找我。他们通过熟人关系把我请到一个单位，明为看我而来，实为说情而至。其中包括上世纪60年代我工作时的老领导。他们甚至出主意：“事情都已办好，你只要装作不知道就行了，何必呢?搞坏了关系，你回家乡路都会挖断你的!”一边是北区群众困境中的呼声和期盼，一边是老领导的再三求情，真是两难之地。我一面热情地接待了我的老领导和同乡；一面诚恳地向他们秉公直告，昨晚我已经接待了来访者。既感谢老领导过来对我的培养和帮助，又恳请现在对我给予理解和支持。半天下来，虽然有的老乡拂袖而去，但我的老领导却表示了对我的极大关怀。为了警示今后，区委、区政府在查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发出了批评通报，追究了相关人员的 责任，重新审定了录取名单。事后，下街的待业青年 及其家属，燃放鞭炮，表示感激。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要想执政为民，真是费尽周折。一天，我的舅父携表弟来北区找我，说要为表弟在北区安排工作。“你是书记，哪个敢不听你的。”舅父一再说。我如实地规劝舅父：“区委有规定，任何人不准搞特殊化，我怎么能带这个头呢?当书记也不行！”说着说着，舅父一下跪到我的面前，哭着说“算我求求你，求求你了！”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真使我大伤脑筋。在一旁的王秘书，见此情景，忙上前劝前，“您别这样，影响多不好!”我只好走开了。事后，王秘书带舅父吃了饭，把他送走了。没过几天，就收到舅父的来信，责怪我“六亲不认，看你的官能当一世！”

    随后不久，我爱人的妹妹又找到北区，无论如何，要在北区给她安排一个工作。面对姨妹子的要求，我心里颇有感触。恢复高考那年，姨妹子差0.5分未予录取。招生办的同志说：“照顾照顾算了。”我当时作为地区招生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怎么能“算了”呢?这次又找上门来，我只好把她带到家里，由我爱人出面做她的工作。好说歹说，最后，还是哭着回去了。无独有偶，就在区委竭力抵制不正之风的同时，区里不少干部议论纷纷，反映一位区级领导，将自己的姨妹、姨夫调到北区。听到群众反映后，我即刻找区委顾问、区长等交换意见，商量解决办法。大家要我找其谈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后来，这位区领导在生活会上，主动进行了自我批评，并要求将其姨妹、姨夫调令收回。当时，市纪委肖自力(现为云溪区委副书记)同志，还专门在《岳阳晚报》撰文《上梁正了下梁不会歪——北区区委带头刹歪风效果好》，介绍了北区正党风的情况。1988年8月，我正式调回市里工作，晚上离开北区，送行的区纪委书记佘梅初(后任南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形容我：“一个背包来，一个背包走，两袖空空”，但我从未后悔过。10多年来，每回北区走走，看到基层干部群众出自内心的亲切，我从心灵深处感受到了莫大的欣慰！

 

“上主席台”的启示

    1987年端午节前后，岳阳市举行首届龙舟节暨世界龙舟邀请赛。市有关部门要求各县(市)、区每个单位组织一个龙舟队，并资助大会5万元。这样，书记就有资格上主席台就坐。否则，主席台就不安排座位。接到通知，开始我没把它当回事。一是组建龙舟队区里没经费， 二是资助大会5万元更无着落。当时区里没有一级财政，纯属报账单位，总不能向乡镇和农民搞摊派，去资助龙舟赛吧。上不了主席台，就宁愿不上!可是，市承办单位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的催，后来是质问，最后一位领导来电话称：如果不按市里要求办，不但不能上主席台，还要通报批评。此时多数区领导都感到无可奈何， “是不能也，非不为也!”形势迫使我不得不电话向市委书记求助。储波同志当即明确告诉我，他去给有关部门讲讲，没有什么可以通报的。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结果，主席台硬是没安排座位，但我还是挤在人群中观看了龙舟赛。这件事，引起了深深的思虑，必须尽一切努力，尽快向省、市各部门反映北区区情，主动争取一级财政。否则，今后就不是上不上主席台的问题，还会麻烦事不断，区里建设更会困难重重。为此，我召集区委、区政府办及有关人员，并组织区里四大家领导，反复分析研究，就北区区情综合了十个问题。要求各家各单位，分别按各自渠道找自己的上级汇报沟通。为统一口径，办公室还分别在十几个笔记本上抄上十大区情，区领导人手一本，以便汇报。十大区情中，最重要的是要求设立区财政。怎么才能争取一级财政呢?老专员李满全(现已故)来北区给我出主意说，最好能给省里领导直接汇报一下。刚好1987年下半年，省委召开全委扩大会。在作了充分准备后，一天趁省委毛致用书记(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参加岳阳市组讨论，我首先发言，就区级设立财政的问题，讲了八个必要性和五个有利条件。毛书记一听，当即对市长×××说：“×××同志，当市长的，开明点嘛!我看程胜恩同志讲得很有道理，我在湘潭市雨湖区也作了调查。区里建立一级财政的确很有必要!”储书记马上对×××市长讲，最好回去立即就办!建立区级财政的问题，终于如愿以偿。

    有了财政，就有了机动财力。我们就有力量新建云中路，新办路口纺织厂，筹办北区一中，修建区医院、文化馆，加修渡管所，开通道云专用路，把路口、陆城、松杨湖的小城镇建设搞起来，拓宽岳化入厂大道，动工新建白泥湖渔场……就在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兴高采烈加快北区建设步伐的时候，《湖南日报》刊登了读者来信，批评路口镇的拓路、建房，省市有关部门转来了一份份要区委查处的传真电报。一时又弄得昏头转向。从路口镇到长炼厂，原来是一条不过7米宽的小路，还弯弯曲曲。作为大厂，实在有些不便。1986年冬，参加省委扩大会期间，我和长炼党委书记李兴同志同上洗手间，他对我说：“你们服务两厂的方针，我举双手赞成，能不能把路口镇至长炼的入厂大道加宽一下，便于车辆进出”。 我说，好是好，只是没有钱。他当即表示，区里只负责土建，整个路面硬化由厂里拿钱。正好这时储波书记也上洗手间，他听了我们的商议后说：“我作鉴证人，希望两位书记说话算数!”事后，工程一下就铺开了。路面拓宽到29.5米，这在当时还是了不起的。然而，上面有的部门开始干预了，告状信一封又一封，个别拆迁户也借故滋事，有关部门一再要求处分干部。明明是我和李兴书记商定的，怎么能查处下面呢？我跑到厂里，李兴以他特有的处事经验对我讲：“沉住气，挺一挺就过去了。我们厂一年上交几亿元，修条入厂大道有什么了不得！”我挺着，工程没有停下来，但要求查处的传真电报，日趋日紧。

    正当危难之时，一天，储波书记和秘书未预先通知，便来到北区，一下挡住我的车，“哪里去？我们的程大书记。”储波书记开玩笑地说。“我去陆城检查工作，您来北区怎么不先打个招呼？”“难道不打招呼就不能来吗？”储波书记反问我。“走吧，上我的车，同去陆城。”储波说。我很快上了储书记的车。区委王秘书坐区里的车跟在后面。一上车，我又问储书记，这次来有什么具体指示。储书记马上回答：“听说你受了表扬，特地前来祝贺！”我当时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我正焦头烂额，谈何表扬？“我表扬你，市委书记表扬区委书记，难道不是表扬？你们干得好，群众满意，‘两厂’满意！”随同的市委秘书也证明说，储书记真是来表扬你们的。原来是这样!车还没到陆城，储书记就要司机调转了车头，“我的任务完成了，去临湘!”望着储书记远去的车，我的眼睛湿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