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医少药治病难，这是旧中国给农村留下的千疮百孔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难题。在我的记忆中，从1961年到1966年的连续6年中，中央卫生部先后3次给湘阴派来了医疗卫生工作队。

    1961年春，正当人民群众还处在三年暂时困难的关键时刻，应中共湖南省委的要求，国家主席刘少奇批示，由中组部抽组的82人工作队，在公安部副部长梁国斌、卫生部副部长伍云甫的亲自率领下来到湘阴，进行为期近半年的“三整”(整风、整社、整党)工作，帮助纠正“五风”错误，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党群、干群的鱼水关系。

    中央两位部领导，各自都搞了一个点。他们与省、县抽调参与的干部一道，蹲在点上，调查研究。卫生部伍云甫副部长的点选择在湖区洞庭围区的洞庭围公社，队长是卫生部药检所所长李志中同志。队员有中央卫生系统抽调来的20多名干部、专家、教授。他们分别住在社员家里，结合农村“三整”工作的进行，深入细致调查了农村缺医少药和治病难及“大跃进”年代妇科病多的真实情况，写出了调查报告。特别是根据当时湘阴农村的实际，提出在继续搞好群防群治地方性疾病血吸虫病的同时，大力开展预防和医治妇女妇科病的群防群治活动，把妇女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在全县妇女中，普遍实行每月4天休假的制度(那时的男女劳力，天天都要出工)；普遍进行妇科病的检查；对患有妇科病的及时组织治疗，同时改善和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等等。通过这些工作，对恢复和保护妇女的身心健康，改善和加强农村卫生工作，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开辟了农村卫生工作的新起点。

    1965年的春节过后不久，岳阳全地区集中5000多人的社教工作队员，早已入队落户了，轰轰烈烈宣传贯彻中央的《二十三条》。这时，中央卫生部又一次派来了以中国医学院院长、中国医科大学校长黄家驷和医学院党委书记张之强率领的医疗队来到湘阴湖区。这批由北京协和医院、北京阜外医院、北京整形医院30余名专家、教授所组成的医疗队，与湖南医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翼克、哲学系党委书记陈哲萱所率领的100余名专家、教授、学员会合，分布在濠河、新泉两个区。结合农村“四清”运动的进行，开展如何解决农村缺医少药治病难的有益探索。这批专业医疗队下到农村和农户后，广泛开展医疗卫生常识的普及，提高群众的自觉性，养成讲卫生的良好习惯，掌握防病治病的常识，深入开展群防群治；重点试行农村赤脚医生的选拔和培训，在濠河、新泉两个区，培训200多名赤脚医生和卫生员，留下了一批不走的医疗队；与此同时，医疗队还巡回农户，免费给群众看病治病，送医送药上门，他们从北京来到农村，留下了城里医师到农村巡回医疗的足迹，急民之所急，解民之所难，深得群众的好评。

    1965年秋季，湘阴农村的系统“四清”运动，从湖区转到了东乡，中央卫生部再一次给湘阴派来医疗卫生工作队。这次的队伍比前两次庞大得多，专家、教授和医务工作者共达200余人。他们在卫生部妇幼保健司司长王静汶(老红军，副部级)的率领下，从北京直接到今汨罗市楚塘、新塘两个最困难的乡镇(那时叫公社)。他们从1965年9月下到农户，一直到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达后的7月，才回到北京去参加“文化大革命”，整整工作了10个月的时间。

    在这期间，他们结合农村“四清”运动的深入，在这两个最困难的公社，突出抓了移风易俗、讲文明、讲卫生的教育；培训了大队赤脚医生和卫生员；重点探索了大队合作医疗的组建工作；亲手拉开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序幕，为后来农村合作医疗的普及，在思想认识、技术队伍、组织建设上，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解决农村就医难探索出了新的有效途径。

    中央卫生部三次给湘阴派来医疗工作队，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视，为我县的医疗卫生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为解决当时农村就医难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县362个大队都办起了合作医疗，形成了公社有医院、大队有合作医疗室、生产队有卫生员的医疗卫生网络，送医送药上门，缓解了群众治病难这一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