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至1984年，先后三次受地委宣传部的派遣，到岳阳县、华容县、平江县办农业点，三次都是我担任大队工作组组长，带领组员办一个公社的生产大队，自己蹲一个生产队的点，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年三次的办点过程，既反映了我壮年时代的那种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积极向上的工作作风，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我三次办农业点时期，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对“左倾”路线的纠正。

    1965年11月，中共岳阳地委副书记张月桂在岳阳县郭镇公社办农业点，地委宣传部从地区文教科抽调我到奇家大队办农业点，并指定我担任奇家大队工作组组长，组员都是宣传系统的，共9人，在张月桂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奇家大队共12个生产队，1200多人，1100多亩水田，2000多亩旱地，生产生活居郭镇公社的下游水平。我落户的群英队，是全大队最贫苦的队，全队 14户中，多数人家的口粮只能吃到春节前，男劳动力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患血吸虫病，没有结婚，肚子很大。还有3户人家在外讨饭过日。队长赵振林告诉我，近 10年来，县和公社三次派人来奇家大队办点，工作队成员都怕进入群英队，这里是全公社有名的烂摊子。因为我是工作组组长，我只好自己来顶起它。

    入队的第二天，就碰上了一件伤心的事。全生产队7条水牛，分3户人家饲养，有5条水牛当天吃了一个社员倒在池塘边的烂红薯，当晚就死了1条，还有4条都得了气喘呼呼的哮喘病，全公社几个有名的兽医都找来了，他们说水牛吃了烂红薯，定死无疑，无药可救。我看见全队的男女社员都围在牛身边，眼泪汪汪地说：“水牛死了，等于当家的人走了，队也会散了，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那时我心如刀割，急中生计，同来奇家大队办点的，有岳阳市一人民医院的药剂师唐汉祥，我问他人得了哮喘病有什么特效药。唐医师刚从湖南医学院毕业占来，药理知识学得好，他说只有一种名叫氨茶碱的药有特效，是一种剧毒药物。我要他根据人体与牛体比例下药，把氨茶碱和一些抗过敏性的药物一起喂给牛吃，谁知这一试奇迹出现了，第二天倒下来的四条水牛都站立起来了，还能吃草。

    下了这着胜棋后，群英队的社员看到了希望，都要求我替他们撑腰壮胆掌舵，齐心合力把队办好。为了备足肥料，那年春节，我动员队上的副队长赵寅初带两个社员，住在岳阳铁路中学的一间房子里，趁春节期间到街上厕所里掏人粪和捡狗粪，我就为他们送年饭，搞慰问。节后用板车拖了10多车人畜粪放在田里。第二年春天，我带上10多个社员，每人拿一把草刀和一块塑料布，睡在3517工厂的一间房子里，到湖洲上打湖草，请3517工厂无偿地用汽车运送了五车湖草到田间，又快又省地解决了全生产队100多亩水田缺肥的问题。

    为了解决全大队贫困户缺粮的问题，刘继传科长和我找了张月桂副书记，先后批了1万多斤碎米指标，从小港粮库用汽车运到大队，分发到缺粮户，那年秋天遭大旱，眼看插下的晚稻要干死，我向农机部门求援，半买半送的运来一台新抽水机，发动社员日夜不停地开通了一条200多米长的水渠，引南湖水灌溉到田间。为了鼓舞社员的抗灾士气，我经常晚上在煤油灯下写快板、顺口溜和花古戏等演唱资料，在社员中进行演唱，把好人好事宣传在田间。

    当年全大队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架通从郭镇机埠到奇家大队的孙家、金先、细赵3个渡槽，共500多米长，我们除带领社员上山开渠外，到市内多家单位求援，无偿地用汽车运送红砖和水泥到工地，我用顺口溜写了几面锦旗，送到有关支援单位，上面写道：“感谢你们风格高，支援我们建渡槽”。与此同时，我们还发动全大队各家各户，把家里多余的青、红砖运到工地上，形成了一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热烈气氛。这三个渡槽当年建成，当年受益，质量很好。

    一年的农业办点，奇家大队奇迹般的变了样，渡槽建起来了，水渠修通了，粮食增产10多万公斤，社员的工分值比上年增加一倍多，全大队患血吸虫病的100多男女社员都得到了医治，过年时大多数家庭杀了年猪，户户烫了豆皮子，真是地增产来人增寿，奇家旧貌换新颜。大队党支部书记关岳云说：“王组长这批干部真过硬。”

    1975年11月，我由岳阳市委宣传部张世忠副部长带队，到华容县丰胜公社红旗大队办农业点。我分配到红旗大队担任工作组组长，具体蹲点在红旗十生产队。

    这个生产队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田多劳少，生产队领导班子薄弱。由于村党支部书记姓邓，他要扶植姓邓的人当队长。队长身体不强健，出工带不了头，早晨也不愿起早床，几次想调整生产队长的方案，都没有得到大队党支部批准，这就给我出了个大难题。

    为了队里增产，我多次到华容一中求援，得到了汪荣甲校长和伏维美教导主任的大力支持，运来了许多大粪，。解决了部分田的缺肥问题。为了清理好草籽水沟，我冒着寒冬的雪花，清早带领社员开草籽沟。由于队里有三分之一的男劳力抽调到乡里去挑湖堤，我起早摸黑带领社员搞双抢，立秋后还插了10天田，才把晚稻插完。好在我的艰苦作风，得到了全队社员的同情和支持，每天轮换吃饭时，生活上还过得好。这一年办点就这样顶过来了，全年大队增产9.6万公斤，十生产队增产1.75万公斤，我身体却掉了30多斤肉。

    这一年办点，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下进行的。地、县工作组领导为了迎合上面的检查和评比，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口号，春插时提出蒲掉“纯矮糯”，使农民逢年过节吃不上喜爱的糯米粑粑；秋收后，提出在公路边犁掉草籽种麦子，以迎接地、县领导检查；还提出砍掉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把农民自留地中一些私人的果树也当作资产主义尾巴砍掉。并规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所在的生产队虽然没有完全执行，但全大队执行了的还是不少。特别是三生产队有户农民，自留地里有几棵柚子树，秋天成熟时摘下来，放在红薯窖过冬，春天提到县医院卖给病人吃，得了一笔在当时来说是可观的收入，但是也被大队干部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砍掉了。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感到自己作为工作组组长，没有理直气壮地进行制止，十分内疚。

    1980年，我由市委宣传部抽调到革命老根据地平江县嘉义乡义口大队办农业点。工作组长由我担任，在洪家生产队蹲点。这个地方离平江县委党校很近，社员中大部分姓洪和姓喻，人口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本地人，另一部分是由平江县郊区的菜农在大跃进时，响应毛主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而下放来拘。这里地势平坦，水田耕作条件较好，水利大多能自然灌溉，土地肥沃，出产红薯、大豆、芝麻等农作物’山上油茶林较多，许多人每年到山上捡点油茶打油吃。这里属革命老根据地的山区，又是老少边穷地区，由于长时期合作化，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习惯，把人心搞散了，把男女劳动力养懒了，早晨睡到9点钟才起来,女的白天走人家扯闲谈，男青年玩武术，集体的田怎么种，肥料哪里来，采用什么良种，很少有人考虑。我们是春节过后下农村的，田里的草籽沟都未开。

    当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已经由抓阶级斗争转移到抓经济建设上来，安徽农村出现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乘这股东风，在洪家生产队搞分组联声承包责任制的试点，把全生产队的土地和劳力，分成三组经营。这一方案，受到了生产队长钟利舟的抵制，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搞合作化，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实在过不了坳。”我和他交朋友，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认识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那一套的危害性。他的思想转过来后，我们共同教育社员走联产承包之路。为了动员大家迅速投入春耕生产，我利用自己的快板特长，在社员大会上打起了快板：“义口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鱼米香；土地肥沃水利好，公路由村通到乡；以前吃的‘大锅饭’，吃得心里不舒畅；立春时节早到了，全年生产没主张；穿红披绿走人家，围炉向火打哈哈；青年小伙学武术，草籽田里喊‘爹爹’；包产到组办法新，联心联产早春耕。”通过宣传，春耕生产的热潮开始形成。为了替洪家生产队群众办实事，我通过多方筹资，为队里打了两口水井，使全队人由吃塘水、港水改为吃井水，家家户户安上了电灯，并为义口大队小学打了一个水泥操坪。由于过度劳累，我患上了急性大叶性肺炎，在嘉义乡政府开会时发高烧，解小便时身子往水沟里倒，幸亏工作组员季铁铮同志及时抓住，才避免一难。局里派车把我接回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我又来到了社员中间。在洪家生产队办点一年，我坚持不抽烟、不喝酒，直到年终总结时，社员喜笑言开，说每个组都增了5000多公斤的稻谷产量，家里用上了电灯，吃上了井水，这都是地委工作组替我们带来的幸福。还有的婆婆老老说：“我们早晨起来挑井水，白天水泥坪里晒稻谷，晚上开电灯照明，都想起了地委工作组对我们的关怀，我们会永远记得的”。这种情感的交融下，我就同社员一起喝了一杯丰收酒。社员才发现我原来是饮酒的人，但办点一年中，没有饮社员一口酒，齐声称赞我的艰苦奋斗和廉洁自律的作风。

    在办农业点时，我没有忘记教育，还抽出时间到嘉义、献冲、义口等学校听课，从中发现了几位优秀教师的典型事迹，向教育部门作了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