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心灵深处的记忆是不会轻易忘却也不会轻易打开的。但生命的历史进程往往要留连顾盼，去触动它撞击它。

    最近整理书柜，一份文件忽然呈现在面前，使我受到某种强烈的感应。这是40多年前，一位伟人亲自实践并指导总结、撰写和批示的材料，它记录了党的领导在那个时期，对农业、农民、农村工作倾注心血的一个探索过程。纸张已经发黄，印刷有些模糊，但正文、字号、密级、签呈印戳及批阅手迹等都赫然在目。岁月早已远去，而陈旧的往事仍很鲜活，翻翻读读，那字里行间仿佛泛起闪动着的涟漪，顿时汇合化出了一路清晰可见的亮丽风景。我好象感觉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一双深邃的眼睛，而且似乎隐约地听得到一种非常亲切的声音。于是，趁着阳光，一同走进记忆深处，循着那生命中铭刻下的印痕，去重复那个昨天的故事，去走近故事中那位历史伟人，去拥抱那宽厚的温暖情怀。

    1963年，一个初夏的黎明。天穹，还散落着几颗朦胧的小星。平江县委和招待所之间的林荫道上，寂静无声。风很轻，蝉未鸣。拥簇着的绿树抻着惺松的枝叶，只有宿巢的小鸟在睡梦中偶尔发出几声亲昵的啾音。人们都还没有起床，唯独那栋青砖平房的一个窗户里，透射出一束光明。

    那是胡耀邦书记早早地点亮的灯光。

   他虽年近半百，但总是那样青春般地激情燃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深更夜读之后，稍稍躺息了一会儿，便又翻身起床，拿起一摞文稿纸，轻快地走出来，朝着东方做些深呼吸，两只胳膊往后拉几拉，扩了扩心胸。好象是要抛却疲劳，赶超黎明，提前向新的日子冲刺。宅旁菜畦间的小径上，摆放着一张圆形小木桌，几把藤椅。他便伏在那里，对着新露的晨曦，急速地翻阅文稿。看看停停。时而勾勾划划，时而默默沉思，然后趁着渐渐发白的晓色，奋笔疾书，这时天际渐渐升起霞光，绚丽无比。

我站在不远处，没敢前去打扰。因为他在批阅的材料，正是我连夜赶写出来的。他发现了我显得很兴奋，向我招手。“啊，啊，平江有秀才，平江有秀才！”“昨天我看了县委的一份报告，今天你又写了这么好的一个材料，我高兴得一早爬起来就写批语，连早饭都没有去吃！”他就是这样，表扬，总是特别鲜明；批评，也相当严厉。我长期在县委办公室工作，文件材料写得不少，但在中央大领导的表扬面前，还是显得拘束不安、手足无措。赶忙低着头去阅读那《推荐一篇好材料》的批语，并遵嘱补充修改了材料的几处文字。

批文和材料经过与日前赶来会合的华国锋书记商量后，即派人派车送往省委办公厅，连夜赶印省委文件，发往各地委、市委、县委、区委、公社党委以及各工作队，又于次日在平江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作典型研究推介。其处理的规格、方式和速度都是异乎寻常的。

   被毛主席称作“小胡”的耀邦同志，我们早已大名久仰，都知道他是中共中央委员，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当他回湖南到湘潭的消息传来时，包括浏阳、平江在内的地区各县市，上上下下奔走相告，拍手相庆。关于他的传奇经历和工作佳话不径而走。比如15岁不到就参加革命，老苏区活跃的“红小鬼”，18岁的少共中央局书记，20多岁任延安抗大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组织部长，解放战争中的十八兵团政委，进军西南后主政川北，等等。在革命重要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以昂扬的征战者姿态，站到历史的前沿。长征时，19岁的他主动向中央要求，下到作战部队，自始至终担任中央先遣团政委。解放战争开始，中央决定进军东北，他向毛主席当面请求，走出中央高级领导机关，派他到前方去开辟工作，被批准率领先遣支队离开延安向东挺进。现在，全国经历“三年困难”，中央开了七千人大会，决定加强地县和基层领导，调整工农业生产政策，争取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身居高位的耀邦同志，又同过去一样，主动请缨，向党中央书记处报告，要求到农村去呆一段时间，研究农业农村的实际情况，这样，他担任了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

    这些信息在下面迅速传递着，使得几年来过苦日子共渡难关的低压空气渐渐消退，很快弥漫起一种新鲜轻快的氛围，人们的脸上写满了喜悦、赞许和期望的等待。

   他一到湘潭，就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用他那走过长征路和东进西战的脚板“往下跑”，跑遍湘潭地区的北五县，接着又奔走于南五县，一个一个区乡，甚至一个个村去访察下情，倾听群众意见，实事求是地对情势作出正确的估量。

    曙色迷濛尚未开，钟声隐隐拂林来。

    一声敲落关山月，惊破人间梦几回。

    南下茶攸二十天，人与桃花绿柳眠。

    大地春光无限好，飞鞭着意促丰年。

   从他在茶陵攸县等地即兴吟哦的这些诗句中，我们不仅能领略到他浓厚的文学情趣，更可以感触到荡漾在他胸间的万千思绪，以及对农村工作、党的事业的决心和乐观自信。 

   全面调查把握矛盾之后，紧接着“飞鞭着意促丰年”。他决定从解决干部精神状态、思想作风问题入手，在全地区提出“解泄气、鼓干劲、搞生产、渡难关”，大抓粮食为主的农业生产、林业生产和多种经营。同时，深入浏阳蹲点，精心谋划，在全县采取大手笔、大动作的方式，组织2000多人的工作队，开展了以教育干部为重点的“四查四帮”运动。即：查贫下中农发动情况，帮助把阶级队伍组织好；查干部放包袱情况，帮助密切同群众关系；查生活安排情况，帮助把困难队、户的粮食安排落实；查生产情况，帮助下面搞规划、抓管理，解决急需解决的问题。查是方法，帮是立足点，从而有效地转变提高了干部的思想作风，显著地改善了基层的干群关系，很快改变了农村工作的局面。一开始就显示出他善于驾驭复杂局面，喜欢开创性地工作的鲜明个性。

   我见到耀邦同志，是他从浏阳取得经验后转到平江指导开展“四清”运动的时候。他的个子不是很高大，但神情坚毅，浑身透着朝气。他一来就听汇报，看材料，同县委分析研究，部署工作，有“一种特殊的精神抖擞、热情充沛的魄力”，强调把中央的政策和下面的实际结合起来，把工作的扎实细致性同作风的紧张迅速性结合起来，雷厉风行，势如破竹地开展工作。

   一方面，以区为单位，把大队干部集中起来，开好“放包袱，早自清”的大会，充分运用典型对比的方法，启发干部进行自我教育。耀邦同志不畏疲劳，一个区接一个区去参加会议，同社队干部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形象生动地用长征精神、毛主席的指示、群众的呼声，来鼓励大家自清早清，主动下楼，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没有长篇报告，更多的是对话，到事到人甚至指名道姓，用本地的典型来带动大家。针对干部中存在的泄气、怨气、不服气和悲观情绪，特别着重讲解毛主席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实现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的飞跃”这些新的批示，激励大家振作精神，有所作为，有所前进。

   几个区的会议我都跟随在场。他的讲话语重而心长，鲜明而富有生气，严肃又不失诙谐。声音宏亮，语调铿锵有力，好象要把澎湃在胸的激情和萦绕于脑的体验倾泄出来，使人受到强烈的感染。耀邦同志亲自做宣传鼓动，对开好各区大会起到了很好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几天时间之内，大多数干部都清理了自己的经济、思想作风问题，“洗手洗澡自己清，轻装上阵干革命”，精神大为振奋。当时，县委有一篇报告，及时总结了这次“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实践体会。

   另一方面，地、县委组织工作组下去“解剖麻雀”，到长寿区桂桥公社黄雀大队开展包括生产队干部在内的“四清”工作。这个大队很有典型意义。党支部和大队、生产队干部内问题严重，区社党委三次进去都没有揭开盖子。但是群众意见一直很大，工作组入队前后的几个晚上，发现有人在大路上丢一种叫做“西江月”的纸条子，揭露大队干部贪污腐化等问题。随后赶来的耀邦同志听了这个情况汇报后，幽默地笑着说：“麻雀没有捉到，就解剖黄雀吧。”于是从开展钱、粮、工、物的 “四清”入手，下决心打一个攻坚战。经过宣传贯彻党中央《关于目前农村若干问题的决定（十条）》，深入进行阶级教育和政策教育，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4天时间就基本澄清了情况。接着扩大战果，落实材料，划清政策界限，妥善区分和处理不同矛盾，把那里的基本问题解决了。黄雀大队很快变了一个样，周围的群众也轰动起来，局面一下子打开了。

   在这段工作中，耀邦同志亲自掌握进程，一天一天地安排，参与做具体工作。他早上一起床，就找工作组员问情况，白天下队去田间屋场访问，晚上披星戴月，到队里召开不同对象的座谈会，有时谈到深夜甚至黎明鸡叫。北京同来的小刘秘书（党小组长），着急首长健康，不让他晚上出去。耀邦同志象小孩一样去央求，许诺一二点前回来，才达成妥协。

   一个六月炎炎的下午，他在长寿区委召集几个公社书记汇报，商研大面“四清”。几个钟头不停地听、记、问、讲，一点也不顾自己几天来脱肛和痔疮出血的病。知情的小刘烧好一脚盆热水，几次提醒他休息一下去洗个澡，而他不大在意，反而同大家越谈越开。小刘没法，一边向与会人员招呼，一边强拉着耀邦同志去房间。耀邦同志面带怒容，批评不该把会议弄散了。这时的小刘也不争辩，两手把他穿着的裤子后裆拉起，连声道：你看，你看！只见那条白颜色的夏布长裤，被肛门伤口流出的血水洇红了一大片。跟进房间的我，也被深深震憾。一个中央高级领导，竟然象士兵一样，在前线冲锋陷阵而奋不顾身，我们在下面的干部还有什么理由不把身上的缺点错误完全抛掉呢？耀邦同志本身就是一种号召，一种搞好“四清”、推动农村工作的动力。

   大面和点上的工作告一段落后，耀邦同志用他的轿车，把留队观察效果的我接到县委招待所那栋青砖平房里。他早已等候在那里，一边听我汇报，一边翻阅自己的笔记和有关材料，思考着怎样帮助我写好黄雀大队“四清”运动的总结。直接在中央领导同志面前执笔写文件，我感到很有压力，拘谨地缄口不言，静默等待指示。他见状说：“怎么啦，肚子里有货搭不出来？！”一下把我逗笑了。气氛轻松下来，他便给我谈写作，讲毛主席的要写“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的号召，讲文章的“三性”：鲜明性、逻辑性、生动性，指出我综合汇报的几个地方有逻辑性问题，比如“黄雀大队紧靠长寿镇，资本主义倾向严重”，怎么能这样简单推理判断呢？他要求我把综合情况与写文章区别开来，用心写得生动些，讲究点文采。兴中，他举述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写作风格，在房中踱来踱去，高声朗读那首《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他的声音随着感悟而抑扬缓急，把我们都带入了诗中那种意境。他说文采是很有魅力的，勉励我们去学习磨励。随后，把黄雀大队的材料，从标题到分段安排都详细地讲了意见，嘱我大胆地写好。他又怕我紧张，把时间宽松下来，告诉我他本来要去浏阳，但要把材料写好带走，说今天写不完就明天或者后天，一定等写出后再去。

   也许是压力，也许是责任，也许是感染的激情冲动。下午4时走出招待所，我没有回家，就扎到办公室去爬格子，直到凌晨3时完稿。天还没亮，耀邦同志派人来问进度。我的字迹比较潦草，不等謄写清楚，就急不可待地把稿纸拿去审阅。于是就出现了招待所青砖平房前那早晨的一幕。

  象农民收获果实、工人制成产品一样，耀邦同志的脸上表现出对黄雀大队“四清”报告的满意和欣喜，也自然流露出对面前执笔写报告的青年人的关注。好一些日子的相随，他不仅走进了“四清”，走进了农村，走进了群众，也走进了我的心田。我们好象成为忘级别、忘年龄的朋友，拘束不太多了。讨论材料的当中，他不时地询问我的年龄、文化、工作经历，读过哪些书，今后的志向，等等，作为共青团的最高领导人，他似乎有一种做青年工作的天职，不放过任何一点机会。他很快转换成了一位长者、一位老师，谆谆教诲鼓励我安心工作，多读书，多写作，当无产阶级的笔杆子。他还用铅笔在一张纸上，给我圈点要读的五个方面的书目。除了熟读毛选四卷、选读马列著作之外，要哲学、文学、历史、逻辑知识、写作知识等都涉猎一些。他还点到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他要求我熟读古文100篇、唐诗100首、宋词100首，看几十部中外名著，研究学习现时报刊杂志的好文章，再自己写好100篇不同体裁的文件文章。最后，他把笔用力一搁，热情地说：“马克思讲‘天才出自勤奋’；好好干，我们党内的大秀才胡乔木、田家英，二十年前也就是你们这样的水平。”这些梦幻中饱蕴真诚希望的话语，一直伴随着我，成为负重前行、坚持几十年笔杆子生涯的一种支撑。虽然有过迷惘、也有很多愧疚，但作为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毕竟真正见证了一个伟人的宽阔情怀，那是多么幸运啊，怎么能不在心灵深处烙上幸福的记忆呢！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

    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这是伟人胡耀邦史诗般人生的写照。他，功绩灿烂历史，情怀尽是故事，足迹皆成风景，永远不会被时间的风吹雨打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