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我一辈子的老书记赵志钧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3-31 12:00
老红军干部赵志钧，曾在钱粮湖农场担任党委第一书记。我有幸结识了他，并相处30年。赵书记虽然过世10多年了，但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他许许多多动人的事迹，感动着我一生，影响着我一生。
“我就喜欢到前面打仗”
赵志钧1919年10月出生在山西省平遥县。1936年10月，在日寇打到华北时，17岁的他放弃学业，投身抗战，参加薄一波同志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任抗日宣传员，多次到村庄、街头演说，发动民众抵抗日本侵略。由于表现积极，1937年5月被送到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受训，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 月又送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亲耳聆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演讲。
1938 年1月，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委派，赵打入国民党第六十一军。同行一共9人，成立一个共产党秘密支部。他在六十一军，先后任营教导员、军部政治部干事、政训部代理主任，从事兵运和情报工作。他说,在那里传送情报很方便，用军部的信封投寄，无人检查，安全。他给八路军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l938年12月初，他们的秘密身份暴露，敌人正准备逮捕，组织令他们赶快以各种办法脱离六十一军，到八路军临汾办事处报到。那天正好是星期天，他便装着若无其事地样子请假外出半天，乘机脱离了险境。
离开军部后，不巧在途中遇上打仗，一时无法通过。待战后赶到时，临汾办事处已经转移，失去联系。怎么办呢？又不可乱打听。他决定哪里有打仗的枪炮声，就往哪里走，因为那里就可能有共产党的军队。一天晚上，他摸到了一支部队的宿营地，看是否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因为他穿着一身军官服，没遇到什么麻烦。当他走到一个帐篷旁，惊喜地听到里面有熟人讲话，进去一看，原来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时任某部团长。多久不见，分外高兴，一阵寒暄后，团长要他留下工作，问他愿在团部还是到连队。他毫不犹豫地说：“到连队吧，我就喜欢到前面打仗！”于是他被任命为山西抗日决死总队二纵队机炮连指导员。直到一年多后，他在一次追击敌人的战斗中，正好与在另一部当连长的原秘密支部书记不期而遇，才把党组织关系正式转来。
担任机炮连指导员3年半，他参加了无数次战斗。在晋西事变中，他带领一个连曾歼敌一个整连；又一次战斗，曾阻击30倍于我之敌达18个小时，多次受到通令嘉奖。他自己曾多次负伤，每次都坚持不下火线。
1941年6月至抗日战争胜利，他先后在山西清源、交城、太原等敌占区任共产党区长、区委书记兼敌后武工队队长，开展游击战争，打日寇，打伪军，打汉奸，神出鬼没，令敌人闻风丧胆。当地老百姓都叫他“赵神爷”，一些地主老财、汉奸家里小孩哭，大人一喊“赵神爷来了”，小孩往往吓得再不敢做声。他也常遇险。一次，他带支小分队到一个煤矿，那里是国民党、共产党、日伪三方拉锯的地区，煤矿老板也是三面做人三面做鬼。赵志钧对他采取了争取和利用的策略。不料那天，这个老板胆敢暗中引来了大队敌军，又假腥腥地要小分队往一个矿洞里躲，他再设法把敌人支走。结果他带敌人包围了矿洞，洞里的武工队员奋力反抗，全部牺牲。幸好赵志钧进洞后，觉得小分队全部集中躲在一起不妥，趁老板走后，迅即带一部分出洞躲到了山坡上的另一个地方，才免于难。敌人走后，赵志钧立即率部下山，将这个老板毙了。
1946 年6月，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赵志钧所在部队奉命撤退，解放区被敌占领。是年冬，赵志钧要求杀回去，在敌占区打游击。得到批准后，他带两名战士，秘密潜入敌占区。开始一段，因一时找不到地下党组织，老百姓也不敢公开接受他们。他们只好白天黑夜潜伏在外，吃住在冰天雪地里，手脚冻僵，脸皮冻裂，雪花满身，人称“白毛女”。他们一面设法与地下党组织联系，一面袭击敌人。敌人只听说八路来了，可就是不见人。他们说：“这真是人来了不进村，鬼来了不进坟。”经过 3个多月的工作，赵志钧在那里恢复了党组织，拉起了140多人枪的队伍，打游击，拔据点，还瓦解了敌军2个中队，很快打开了局面。敌占区解放后，1948 年4月起，他先后任太原敌军工作站长、太原县民政科长、支前队长等职，加强练兵，大力支援前线作战，每年给前线输送一个连的人枪。
1949年南下后，赵志钧任湘西泸溪县县长、县委书记，并组织剿匪。那时，湘西匪情十分严重，土匪常搞暗杀和袭击，许多党政干部都被杀害。赵志钧时刻警惕，晚上睡觉，床前总架着一挺轻机枪。
“宁当鸡头做实事”
1954年5月，赵志钧任中共湘西苗族自治州州委委员兼秘书长。1961年4月改任州农办主任。1963年下半年，省委拟任他为省农业厅副厅长，征求他本人意见时，他不愿干，说他的性格适宜到下面工作。恰好这时，为加强湖南最大农场钱粮湖农场的领导，省农垦局找省里要干部，省委试着问他是否愿意去。没想到他毫不犹豫、高兴地接受了，不等正式任命下来，便带着妻子儿女搬到了钱粮湖。他当钱粮湖农场第一书记的任命，省委是
有人对他这样做不理解，问他为什么偏要放弃繁华舒适的大城市，而到钱粮湖这个偏僻艰苦的小地方?为什么有大官不愿做，而来农场当小官? 别人千方百计求之不得的好事，他为什么到了手反而自愿放弃? 他总是笑着说：“共产党干革命，不是为个人捞好处，当干部是为干事，不是为当官。过去打仗，多少人都死了，我活着就是幸运。我一辈子没想过为个人捞什么好处，只想为老百姓干几件有益的事情。但真正要按照自己的想法为老百姓办成事，最好是当正职，因为正职有工作的主导权，副职就难有这个优势。因此，我宁当鸡头干实事。”我查阅过他的档案，他的履历上实质性职务真的基本上都是正职，没有副职。他也确实没有给自己捞什么好处。1954年5月到1983年10月，他是副师级干部40年“一贯制”，离休后才按政策享受正师级待遇，而实际职务是越当越小。他的工资，1953年就是l3级，直到逝世，41年时间才靠调3 级，调到l0级正。
赵志钧在钱粮湖6年时间，而实际能为农场做事的时间只有1年多。因为他1965年下半年就抽到外地搞社教，不能全力为钱粮湖办事；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靠边站，受批斗，被关押，遭捆打，更无法开展工作。但仅这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办了许多实事，给农场带来很大变化。钱粮湖农场是个水洼子，渍涝严重，他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实地考察设计，组织全场干部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开挖长达近40公里的南北、东西十字型总渠。仅两个冬春，就完成南垸长 25公里的工程，并安装4个大型电力排灌站，大大改善了生产条件。同时，为改善农场交通条件，修筑近30公里的沙石公路，连通几个分场。农场总场部所在地层山，原是一片荆棘丛生的荒山，他组织总场干部和场直工人，把层山开辟成一个花果山，几个山头都栽满了不同的果树，一山桃子，一山梨树，两山无核蜜桔。山下还修了几条沙石公路，晚上有排排电灯照明。层山人民结束了挑水吃的历史，第一次喝上了自来水。他还制订农场工业发展规划，准备办食品厂、糖厂、纺织厂、纸厂等，可惜“十年浩劫”，计划未能实现。他还请省里有关领导和湖南师院的领导到层山考察，争取将岳阳师专设在钱粮湖。他曾兴奋地对我说，如果在这里办上一所大学，钱粮湖的交通、文化等事业都会大大改观。可惜钱粮湖是血吸虫疫区，这个好事没能做成。
“文化大革命”初，中央有几百名“黑鬼”(知名大作家和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等)要流放到湖南，要求集中管理，省里拿钱解决住房问题，但必须在2个月内把屋做好。省里开会问哪个县愿意接受。因为一怕政治上惹麻烦，二怕短期做不起屋，当时无人接榜。赵志钧也在开会，当即接受了这个任务。他想，这些“黑鬼”在钱粮湖肯定只是暂住一时，他们来后，可为钱粮湖今后发展结下人缘关系，走后，可为农场留下一笔物资财富，这等好事何乐而不为？接受任务回场后，他立即组织一切可以动员的人力、物力、财力突击，场直职工和总场机关干部停班劳动，搬砖挑瓦，别处做屋上了跳板的砖瓦也搬下来。仅1个多月时间，就修了40栋砖瓦房，其中370间住房，另有集体食堂、卫生设施等配套。后来也因钱粮湖是血吸虫疫区，“黑鬼”们抗议，没有来成，钱粮湖干落了这几十栋屋，解决了近200 户干部群众的住房问题。赵志钧还利用节约的钱，为农场修了一栋工会楼和几栋中学教室。
“让职工有大树乘凉，有水果解渴”
1964年春节后一天，我正在一条路旁挖树，一位年近五十的长者来到我的身边，亲切地问道：“小同志，挖树呀？”我说：“是。”“为什么挖掉呀？”“孤零零的一棵，移到那一排去。”“哦。如果在这里再栽上几棵，不也成了一排吗？”他用手比划着。我一听，有道理，便未挖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新来的总场党委书记赵志钧。当时，我并不认识他，农场北方人很多，他穿着又很朴素，没往干部上想。人们常说第一印象很重要，赵书记的和蔼可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第一印象。他的亲切，使我想起当时不久前遇到的一件小事：那天，我在机关大院后山上砍一株快死的桐子树，砍树声惊动了一位副场长，他开口就骂：“谁？妈拉个屁，破坏森林！”对比之下，真是天壤之别。
赵志钧在农场被誉为焦裕禄式似的好书记，干部群众的贴心人。他到农场时，农场正在搞社教，刚一上任，就遇到总场要撤掉一位叫孟发池的生产队党支部书记，理由是他多吃多占，贪污了公家百多斤大米和几十元钱。赵志钧说：“让我先找他谈谈吧。”他到那个生产队一看，孟发池是一个身材高大、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群众反映他舍得做事，在食堂吃饭，厨师有时给他加一坨饭、一勺菜，他的“贪污”粮款账就是一餐一餐给累计估算出来的。研究处分时，赵志钧说：“这个小伙子肯干事、有干劲，4
赵志钧经常深入到生产队同老百姓拉家常，谈公事。那时，农场没有小车，总场领导成员也只一人一辆单车，他下队大多是步行。到地里后，常和职工坐在田墈上亲切交谈，有时还接过职工手中的锄头，一边锄草，一边交谈，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农场原来报销医药费，干部子女比职工子女的比例高，他来后改成一样。他说： “职工工资比干部低，子女看病为什么要多出钱？”原来农场的菜瓜一分钱一斤，西瓜两分钱一斤，他各降价一半。他说：“这样职工才吃得起，才能多吃一点。” 他要求每个生产队都建果园，田间道路上都栽果树。他说：“世界上衡量生活标准有水果指标，我们要让职工群众多吃上水果。田间休息时，能有大树乘凉，又有水果解渴。”那时农业生产队干部群众全是住的茅草房，场直单位和总场、分场机关干部也大多是住茅草房。他决心全部换成砖瓦房，并先从农业生产队换起。他来的第二年，就给10个先进农业队5000多人做起了砖瓦房。搬进新房时，干部职工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喜气洋洋。
钱粮湖农场的干部职工，至今都不时讲述着老书记关心他们、爱护他们的动人故事。早几天，谈起赵志钧，两位老机务工人对我说：一天晚上，他们开着大拖拉机在田间垦荒，突然机器坏了，必须到总场修理厂送修。他们抬着待修的机车部件，步行近30里到层山时，已半夜了，送完部件后，因总场招待所客满关门，找不到地方住宿了。他们四处转悠，不觉被总场部一处灯光吸引，走到灯光前，不想惊动了正在值班的赵志钧。赵志钧出门一看，见是两位满身油污的工人师傅，立即让进屋里，叫坐、倒茶。问明情况后，赵志钧便要他俩在他值班的铺上睡。他俩十分感动，又不好意思，再三推托不成，也实在困了，真的在那里美美地睡了一晚。
“什么是社会主义？离开经济什么也不是”
赵志钧的可敬之处，除上述这些方面外，令我敬佩的还有他那高深的理论水平和勇于坚持真理的可贵精神。
我看到过他在湘西自治州工作时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农业生产的连续性与关联性》。文章针对一些地方的短期行为和片面性，提出了一整套很有见地的看法，如考察干部业绩，不能只看当年的产量等指标，而且要看对后续发展所作的贡献。那个时候就提出这样的观点，真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在文章中狠狠批评了一些地方只顾当年生产，而不搞基础建设，甚至毁坏森林，不爱护劳动力等行为，如强迫带婴儿的妇女出晚工，把摇篮摆在田野里，婴儿放在露天下。
“三面红旗"时期，他对上面一些“左”倾做法不满，在会上经常提出不同看法，因此，1959年反右倾时，他曾受到重点批判。在州委改任他为州委农办主任时，呈报表上有这样的记载：“在政治思想上有些右倾，对大跃进、大炼钢铁、公共食堂、供给制及去年抗旱运动，都表现有右倾，对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发生的前进中的困难和工作中的缺点，缺乏正确的分析和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绩认识不足，因此，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列为重点批判对象。”1962年8月 lO日，州委对此作出甄别结论：“1959年重点批判赵志钧同志右倾保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某些高产红旗和某些生产措施以及食堂、供给制有怀疑。”“赵志钧同志当时的很多看法和指导思想以及实际工作行动，基本上是对的。”“州委会上公开平反和当面向赵志钧同志道歉。”
“文化大革命”那种非常时期，有些不切时宜的话，赵志钧也敢讲。有些事，不是亲自耳闻目睹，我真不敢相信。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被打倒时，他公开说：“张平化打不倒，最多半打倒。”当省里某领导结合到省革委会，华国锋安排在食堂喂猪时，他说：“××不能在湖南挂帅，挂帅的将来是华国锋。”
批判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我有些困惑。搞“三自一包”时，我很小，不知事，但知道干部群众欢天喜地，有些人生了小孩，也取名叫“三包”。赵志钧对我说： “实事求是地讲，搞‘三自一包’是少奇同志最大的功劳。因为那时全国许多人没饭吃，你们湖区可能好点，水土肥沃，有野菜吃，山区就不行，许多人只得吃树皮，吃观音土。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还有亿万人因营养不良水肿，濒临死亡。正是‘三自一包’把亿万人从死亡线上拖回来，重新拯救了中华民族。其实，这个政策，毛主席当时也是同意了的。”“文化大革命”中，大搞个人崇拜，毛主席被神化了。人们每天都要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手捧“红宝书”，站立画像前，虔诚地“早请示”、“晚汇报”。赵志钧对此非常反感。他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领袖，怎么能当偶像这样祷告祷告？共产党什么时候兴这个！”为此，他被造反派强制跪在地上，向毛主席画像请罪，打个半死。
1970 年6月，赵志钧调地区交通邮政局工作，1983年10月后在岳阳行政公署任职。我1970年6月离开林业队去当教员，1975年调总场党委办工作，我经常到岳阳去看望他。有次，正好碰上公安局的两位警察，请他签字逮捕他单位的一名青年。他问：“什么罪？”警察说：“恶毒攻击江青同志。”当时，下面流传着江青等人的很多说法，上面下令层层“追谣”。赵志钧问：“还有其它问题吗？”警察说：“没有。”赵志钧便说：“这样，这个字我就不能签了。我国哪条法律规定，江青的坏话不能讲？你们回去汇报吧。”警察走后，他对我说：“真是大惊小怪!江青的坏话，部队、北京不是在做歌唱吗？”
有年夏天，一个晚上我又去看他。他住在一栋长平房的东头两间，当时他正在屋前坪里的自来水龙头下冲凉。随后，我们坐在坪里交谈。“最近读些什么书？”他问我。我说正在学马恩列斯毛的33条语录和毛主席安排张春桥、姚文元写的两篇重要文章。“感想如何？”他问。我说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好像有些新观点，并问他的看法。不想他冲口而出，大声说：“错误的！有些甚至是反动的！”我一听，好紧张，身上立即起了鸡皮疙瘩。当时，还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房子西头还有那么多人在外面乘凉，如果有人听了报告上去，那还得了？我立即建议进屋去谈。客厅里一字排开放着两张床，他留我在那里过夜。我们俩一人拿一把蒲扇，各在一张床上，隔着蚊帐，时而面对面坐着，时而躺下，争论了很久。他说：什么是阶级？什么是政治？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离开经济什么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就象l+l=2，答案只有一个。现在都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可答案千奇百怪。1958年的共产风就是张春桥那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鼓起来的，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还亲自写了按语。现在为什么又这样提，鼓吹用所谓共产风来限制所谓资产风，中国过去遭的罪还不够吗？他劝我多看马列原著，看《毛泽东选集》，也要看“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说“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有篡改。
他搬到邮政局东茅岭住宿楼后，有一天，我去看望他，走进他的卧室，看到靠床铺的墙壁上，贴了一大片铅印的文稿，每篇还用金色的锡泊纸条整整齐齐地镶着边。是什么重要文章啊，我有些好奇。仔细一瞧，大吃一惊：“这不是三株大毒草吗？”他说：“什么大毒草？马列！多少年不见的真马列！”我担心地说：“现在全国都在批邓，批这三篇文章，你不批，不找你的麻烦吗？”他说：“找呀。一天，地委一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说：老赵呀，据反映，你那个单位批邓鱼不跳、水不动的，是这样吗？”“你怎么好回答呢？”我问。他讲：“我能怎么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真话说不得，假话不愿说，只好打马虎眼说：请地委放心，我正在认真研究这三篇文章，仔细寻找它的毒，找准了靶子，我会带领干部群众狠狠批的。实际是说我还没看见毒在哪儿。”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发现一些高层领导同志，在讲主席晚年“左”倾错误时，说这些错误不是连续的，而是时断时续的；不是指导思想上出了偏差，而只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他觉得，如果不从基本理论和思想根源上搞清楚，难免有重犯毛主席晚年错误的可能。于是，他开始给党中央写信。用一年多时间，到1980年10月，写成一封长达近10万字的意见书，系统地对毛主席20年的错误进行具体分析。我曾帮他印过这个意见书。
每当看到这个镜头，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我想，这就真正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这个形象，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每次想起，敬佩之心总是油然而生。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好党员！一个年过古稀、恶病缠身、行将就木的人，是什么鼓舞着他这样做？难道不是对党、对人民的一片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