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24日，湖南临武县中共地下党——县工委副书记毛允明和委员王荐贤，在地下党湘南工委的指示下，发动农民、学生共100多人，在临武贝溪村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征兵、征粮、征税。起义部队番号叫临武人民抗征队。这是中共地下党湘南工委书记谷子元，根据群众当时可能接受的程度，以及为迷惑反动派而确定的。我参加了贝溪村武装起义，任部队文化教员。 8月23日 ，抗征队奉命与临武秀龙岩起义部队合并为湘南支队独立大队，在临武、桂阳、嘉禾、郴县、宜章等县的边界活动。大队下设4个中队。我被分派到第二中队，先后任文化教员、政治教员、政治服务员等职。在起义部队的游击活动中，开展政治文化教育工作，其教育内容概括起来说就是注重形势教育、阶级教育、纪律教育；文化教育与政治教育紧密结合进行；同时针对队员的思想动向，灵活安排具体内容；学了就身体力行，力求讲究实效。
    形势教育  除根据各段时间国际国内发生的大事，分别进行国内外形势教育外，平日主要是针对游击队员的思想动向，进行有关的形势教育。贝溪起义后，战士思想不够稳定，存在着怕苦和恐惧思想，有的战士家属来部队拉后腿。战士杜义俊的婶娘，就曾到双溪圩部队驻地要拉杜义俊回家，因为她怕1927年马日事变遍地鲜血的惨状重演，害及全家。杜义俊是经过教育才入伍的，他当然不信，也不怕这些。可是他婶娘的这种思想，在部分战士及家属中，颇具代表性。于是我们就以这个事例，向战士们进行形势教育，反复讲明现在的形势与1927年的形势已大不相同，告诉大家解放军已渡江南征，全国即将解放，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统治就要完蛋了，怎么可能重演1927年的悲剧呢？还讲明我们是为求自身解放和全国劳苦大众的解放而来革命的，为了将来的幸福，哪怕今日的艰辛，我们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战士们通过教育，思想稳定了，促进了部队的巩固和发展。
    阶级教育  主要是依次分课讲清弄懂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革谁的命，依靠谁去革命，它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有何区别；穷人为什么会穷，地主、资本家是怎样富起来的；为什么在现阶段还要保护民族工商业等道理。同时针对战士们某些不正确的思想倾向和某些错误的言行，进行具体生动的阶级教育。贝溪起义后不久，有一次部队开往广宜乡溪江村，在去祖教寺的路上，有两位农民站在路旁看我们的队伍，一位刚入伍邹姓战士，抱着参加起义部队的自豪感，拿出随身带的左轮枪（他刚入伍时带来的），耀武扬威地用枪指着农民，厉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在这里看什么？其态度非常恶劣难看。我们用这个事例，向战士们讲清：人民军队与国民党部队的根本区别，讲清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为解放劳苦大众服务的。还讲明我们部队与老百姓的鱼水关系，讲述应该如何礼貌和蔼地对待群众等。从此，类似事情再也没有发生了。
    1949年9月，部队在一次行军中遇上一个农民打扮的人，站在路旁非常仔细观察每个指战员的面孔、枪支子弹，部队已过了一大半，他还一步也不移地注视着部队指战员的行装。一位战士对此人产生了怀疑，便对其细声盘问，此人言语支吾。我们一位小队长见此人背的斗笠不像农民用的，于是上去搜查此人的荷包，从荷包中搜出一大把盖有国民党政府临武县自卫队条戳的空白纸条，大家才明白，原来此人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派出的侦探，所带盖有印章的空白纸条，是用来向老百姓进行苛捐杂税用的。我们部队立即将这个侦探抓起来。在部队驻地关押时，他假称要解大便。他关了厕所门，在厕所里面偷偷撬出一块泥砖，向看守在厕所外面的战士头部掷去，趁机逃脱．我们抓住这个事例，向战士们讲明：对待群众要亲要和，但对待敌人要提高警惕，要恨，要狠，要按照党的政策进行斗争。同时，表扬了仔细盘问侦探的那位战士和小队长的警惕性，批评了看守战士的麻痹大意，给大家上了生动的一课。
    文化教育  根据起义部队战士们文化水平相距悬殊，无法单独向大家上文化课的实际情况，往往与政治课紧密结合进行，既教识字，又通过识字进行有关政治思想教育。有时上文化课，教唱歌，唱歌中既教识字，也教有关政治内容。如有首歌叫《山那边呀好地方》。其歌词是：“山那边呀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你要吃饭得做工呀，没人为你做牛羊。大鲤鱼呀满池塘，织成布来做衣裳，年年不会闹饥荒。”我们就围绕这首歌的歌词，向战士们进行谁养活谁的反剥削教育：抗征兵、征粮、征税的教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是我们向往的好地方的教育。这样一来，这首歌大家都喜欢唱了。战士们一唱起这首歌，就忘却了眼前的艰辛与痛苦，就向往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丰衣足食的好光景，就渴望家乡的早日解放，从而鼓舞了斗志。
    纪律教育 这是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作为文化课、政治课最基本的内容，也当作纪律教育的重点，要求每个战士都会唱并经常唱，用它来规范和检验每位指战员的行动。一有越轨，必定严肃教育或惩处不贷。部队驻扎在临武县沙田圩时，住在大地主恶霸肖亮家，他家里的人早已溜走。有一天，一位战士上楼察看，发现楼上有许多美国产的小罐炼乳，原来是肖亮任国民党乡长时贪污的救济物资，这位战士一面向大家宣扬，一面报告部队领导。尽管当时我们每天吃的都是冬瓜，南瓜、豆腐渣、干莱汤，却没有一位战士上楼去拿过一罐喝。后将此情况反映到大队部，大队领导决定将牛奶罐头没收，平分给指战员每人三小罐，这才尝了一下牛奶的滋味。我们的干部在执行纪律方面，处处以身示范。1949年10月底，天气已凉，指导员毛允明去罗家温汤洗澡，想试试身带的驳壳枪的威力，向远处田角开了一枪，不料正好打翻了田中2条三指大的鲤鱼。毛免明将部队当月发的两角零用钱，全部赔给了这家田主。
    1949年10月，从广西过来一大批国民党白崇禧的“民运工作队员”，在我们部队活动区域，欺骗群众，成立假农会，搞假减租减息，以图苟延残喘。部队发觉后，抓了7个“民运工作队员”，关在我们部队营房里，这些人深怕丧命，也怕战士揍他们。可是我们的战士执行不虐待俘虏的政策，在关押他们的住房里铺上稻草，放好小便桶，每次照我们部队一样的伙食给他们开餐，并送几次开水，无丝毫打骂他们的行为。我每天逐个地对他们进行审问，同时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他们见我们好心相待相劝，也就打消了顾虑，什么都说了。我们从中获得了不少有用的情报与资料。后来，我们担心放走他们后又会去归队，便将他们送到邻近的解放区，继续对其进行教育改造。
    1949年11月29日 ，我们起义部队配合人民解放军第一六五师四九三团分四路向盘踞在临武小弯和渡头的两个交警大队，和盘踞在临武县城的伪县长王慎敏带来的保安团及县自卫队等发起总攻。游击队员个个行动听指挥，冲锋在前，毙敌百余，俘敌500余人。我解放军10名战士和1名教导员阵亡，游击队副班长陈选星阵亡。 12月1日 ，解放军和游击队四路人马汇集县城，宣告临武正式解放。
    临武解放后，中共临武县工委决定调我任在城区副区长，正要去任职，县工委委员王荐贤找到我，要我过一段时间再去任职，先去担任支前粮站站长。
    我二话没说，带着五位同志就去打扫粮站，马上开展工作。群众支前积极性非常高，从6时到次日2～3时都有人送来粮草和柴火。同时，军队中一个团的人马，又分成若干伙食单位，都是吃一餐来领一餐的粮食和柴火。这样，我们每天从天蒙蒙亮忙到深更半夜，不但谁也毫无怨言，而且还合作得非常好。当时，思想上只有一个念头：即一切服从工作需要，一切听从指挥。
    12月4日 ，国民党军警纠集约4倍于我的兵力(国民党交警东南办事处主任王春晖指挥的退居在湘南一带的交警就有1万多人，全是美式装备)，从蓝山县退下来，向临武县城反扑，企图伺机强攻进城，被驻城解放军和地方人民革命武装阻击在五里牌外的花塘铺至新、老靛江一带。当日3时，情况危急。解放军从保护人民群众和地方干部出发，通知县城居民和县长熊子烈及政府工作人员，暂时撤离县城。粮站六位同志在粮站门口，目送人们离开县城，谁也没有提出要离开粮站。我们明白自己责任重大，要是我们离开工作岗位，粮草丢失了，解放军没有饭吃，马无饲料，怎么去打仗消灭敌人，怎么去夺取胜利。我们粮站六位同志，将生死置之度外，誓与粮草共存亡，一直坚持到战斗结束，我们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