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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教育办点杂记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3-31 12:00

路口公社办农业中学点

1964 年9月,刚到新成立的岳阳行署文教科报到后,受科里主持全面工作的副科长刘继传的派遣,于l0月同科里的梁文忠、周佑勋同志到临湘县路口公社路口农业中学办点,由我担任小组长。当时正值党中央提出的公办和民办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大力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型劳动者。

    当时路口农中在路口火车站的北边,离车站大约2里路远,1栋民房瓦屋,40多个学生,周围住着许多农民,鸡鸣狗叫,既不安宁,又不能扩建。经请示刘继传科长后,决定在路口火车站的南边建1所新型的农业中学,刘科长与路口公社党委书记蒋端正商量,科里投资一笔钱,公社负责安排劳力,我们负责搞筹建。那时我初到岳阳行署工作,年轻力壮,意气风发。为了赶进度,我们有许多次都是晚上从岳阳动身,运着一些建筑器材到路口铺车站下火车后,还要肩挑手提四五里路到建筑工地。经过一个冬天的奋战,新的路口农中建成,虽然不是高楼大厦,但地方宽广,四周安静,新旧生200多人都能住得下,刘继传科长和仪器站的同志运来了一批仪器,改善了学校办学条件。第二年春天。岳阳地区农业中学会议召开,与会代表到路口农业中学参观。由于农业中学办得好,路口公社于1965年出席全国教育群英会,被评为全国农村教育先进单位。

    在路口农中,我了解到该校是由一名姓丁的复员军人任校长,此人曾有过麻疯病史,现已康复,没有传染性。但我心里总是不放心,背地里对该校女教师和辅导员黎桂保交待,要她提倡老师和学生都吃公筷,自备自洗碗筷,最后还是由刘继传科长和临湘县教育局商量,将他作了调离。

我调到岳阳时,妻子陶哲怡十分高兴,将家中仅有的 6尺布票交给我,再三叮嘱:到上级机关工作,千万要注意仪表,莫穿得破破烂烂的丢面子,到岳阳后做一条新裤子穿,像一个干部样。我报到上班后,在岳阳街上用布票扯了6尺灯芯绒的布,但找了几家裁缝店都不肯接,原因是6尺布做裤子紧巴巴的,不但没有足够的长度,而且还缺荷包(口袋)布,当时物资高度匮缺。买米凭粮票,买布凭布票,我人生地不熟,无法可想,只好望布兴叹。带着这6尺布到路口农中来办点,听人讲,路口街上有一位左裁缝,技术不错,我就上门去试试看。他通过精打细算,点头接下了这6尺布。3天后,我果然拿到了一条十分合体的灯芯绒新裤,因为高兴,当场就提着这条新裤子,在店门口打了一首快板:“岳阳城里扯了六尺布,想要做条裤,裁缝师傅不肯做,心里不舒服;来到路口铺,左裁缝接了布,巧施新技术,6尺布,做条裤,还有荷包布,穿了真幸福。”这段记载着计划经济年代衣食状况的快板,成为我第一次办教育点时留下的一段佳话,“王快板”的绰号由此传开。

平江二中办复课闹革命点

1968 年9月,我调到岳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宣传组工作,还有廖湘桂、杨业林和一位姓徐的同志,我任组长,主要是抓“复课闹革命”工作。1969年,我在地革委政工组副组长刘金声的带领下,和袁振球同志一道,到平江二中办点,主要任务是促使学校上课,学生回校,搞斗批改和落实“五七”指示,开门办学。在该校,我们发现学生干部中有一个叫单先和的学生,很有文艺天才,他为首组织的校文艺宣传队,演出的节目质量高,既吸引了学生回校,又提高了学生的文艺演出水平。后来我们推荐他到岳阳地区文工团工作。90年代初,我到深圳时,发现单先和已担任深圳市文化宫的总经理,他在百忙中接待了我们。

筻口公社办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点

    1970年,我在岳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副组长刘金声和岳阳地区教育局局长熊楚剑的带领下,到岳阳县筻口公社办教育革命的点,主要任务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和落实“五七”指示,开门办学。这个点又是湖南省教育厅的点,省革委会政工组副组长马奇和省教育厅领导小组组长顾汉国均是部队来的领导,他们都亲自下基层办点,以筻口中学、梅花小学、新庄小学和南源小学为基点,发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搞斗批改。当时我的任务主要是收集和整理材料,报马奇和顾汉国审批。在搞材料中,我们发现梅花小学教师龚衡康既会教学,又会搞宣传,文章和字都写得好,是个人才,建议局领导调他到地区教育局工作。

    1971~1972年,我被任命为岳阳地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和教育科科长后,除继续以筻口公社为教育革命的点以外,还抓了面上的开门办学等工作。

桃林中学办开门办学点

    1974~1975年,我随省、地、县工作组到临湘县桃林中学办点,省教育厅有刘先捍、陈新波、林泽农,地区教育局有熊楚剑、蒋端正、潘子初、张明珊、许磊玲、周细莲、刘真英;县里有卢从海、段端莲、沈康芹、王延林、周文兵等。桃林中学是主点,新生小学是副点,带聂市中学的教学改革和毕山大队的扫盲工作。围绕批林整风与教育革命怎样结合这个主题,采取搞开门办学,厂校挂钩,队校挂钩,校办工厂,校办农场,走出去,请进来,贫下中农管学校,兼职教师上讲台,发展体育运动等措施。尤其是学校自办工厂,在8里路外开辟的校办农场,发展以田径为主的学生体育运动,搞得很有起色,省教育厅2次在临湘县召开全省教育革命现场会,推广桃林中学的教育革命经验,并将桃林中学列为湖南省重点中学。粉碎“四人帮”后,省教育厅在召开一次有关地、市教育局领导的座谈会,专题研究全省重点中学的调整问题。会上有少数人提出桃林中学和常德石板滩中学都是“左”倾路线的产物,应该取消省重点中学的资格。刘先捍同志和我积极发言,指出桃林中学虽然也执行了“左”倾路线,但桃林中学是一所教学设施齐全的农村完全中学,领导班子和师资力量强,学生体育达标水平高,体育骨干多,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成绩好,出的专业人才多,有利于今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仍然可以成为一所省属农村重点中学。由于我俩据理力争,后来省教育厅研究时,桃林中学仍然属省重点中学,并下拨了一笔可观的经费,而石板滩中学的省重点中学帽子就被取消了。

    4次下基层办教育点,除第一次外,其余3次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进行的,虽都是按照上面的部署一步一个脚印搞的,总结和推广了一些有利于学校局势稳定和师生回校复课的成功经验,但当时执行的还是一条“左倾”路线,推广的错误东西不少。现在写出来,只能供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