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2年参加工作的，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从1964年走上基层领导岗位起，一直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和“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好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教导。无论在什么岗位做什么工作，都较好地坚持了从调查研究入手。

    1964年，我在湘阴县委农村部工作，9月，县委常委派我到三姊公社（现为汨罗市高家坊镇）任党委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后来任命为书记。当时，省农业厅的一个工作组在新华大队蹲点已两年，重点是试种晚稻“农垦58”和“农虎6号”，单产每亩达400公斤，比当时常规晚稻超出一倍左右，很了不得。有的同志提出应立即大面积推广，而有的同志提出要慎重从事。理由是，这两个新品种在试种中也表现出一些明显的弱点。比如脱粒难是“工坨子”，需肥多是“粪桶子”，病虫害多是“药罐子”，等等。如果大面积推广，风险太大，我刚到职对情况不是很了解。为慎重起见，便主持召开公社党委会讨论，决定会后分头去做调查。调查中，大家对以新华大队为主的全公社试种的20多公顷粳稻，逐丘造册登记，对土壤、肥料、水利、防治病虫等，一一作出具体的分析。调查结果说明，无论是沙泥田还是粘性土壤田，只要有水、有肥、勤防治、精管理，都能获得丰收。于是，我们成竹在胸地作出决定，大胆大面积推广，并带动了当时白水区的5个公社在次年晚稻生产中开展30公里高产竞赛大会战，有力推动了粮食大增产。这次经历使我尝到了甜头，在1966年担任汨罗县委副书记后，就较好地注意做到了遇事先从调查研究入手。

    古培乡（今古培镇）的新合、培塘等村，历史上就有利用牛骨头加工毛笔杆、发梳等小日用品的传统，但“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社队（乡镇）企业的逐步发展，以加工这种小商品为主的家庭小作坊，开始恢复，有的村民小组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搞起了这类副业。为了探索类似小加工业的原料来源、产品销路、市场前景和政策支持等问题，1984年，我同汨罗县委办和乡镇企业局的几位同志一道，在这两个村，挨家挨户调查，寻求答案，并以《大有希望的家庭工业》为题，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并以县委文件的形式，下发了有关鼓励发展家庭工业的若干意见。这次调查，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地委、省委的充分肯定。并让我代表县委在省委召开的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作专题发言。

    1984年，汨罗县委、县政府决定用三年时间消灭全市2万公顷宜林荒山。为了顺利实施这个规划，我们先是组织林业部门带着仪器逐个山头测量面积，制定出分年实施规划。为了有效地发动群众，我们通过调查算了两笔账。全县1560多平方公里面积中，水土严重和比较严重流失的有465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29.8％。造成江河、塘坝、水库大量泥沙淤塞。二是运用典型对比算收入账。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天井乡天井林场造林93.33公顷，10年亩均林业收入 1600元，而全县5.8万公顷山地统计平均每亩收入仅3.5元。说明山上的潜力很大很大。在三年大战的过程中，为全面彻底实现消灭荒山，我们又组织对边远山、插花山、剥皮山等几种容易被人忽视的山地进行调查，逐块登记，实行定人定责包干制。从而，确保了如期如质如数完成消灭宜林荒山的任务。经过省林业勘探队测量验收，证明在全县范围内真正实现了不存在单块面积200平方米以内的宜林荒山。

    1987年3月植树节期间，省政府授予汨罗市全省“消灭荒山第一市(县)”，我个人也被评为全国造林绿化劳动模范，出席全国造林绿化奖励大会，全国绿化委员会颁发了绿化奖章。当时，全国除新疆、西藏、台湾三省、区外，其余各省、市、自治区都先后组织大批干部到汨罗参观学习。

    1989年，我已到岳阳市政协工作。8月，岳阳市委常委决定派我去汨罗兼任市委书记。当年决算，出现财政赤字900多万元。1990年，经过一年艰苦努力，仍没有出现明显转机。1991年3月，我和汨罗市委办的几位同志，带着这个沉重的问题，找有关部门和几位“老财政”作调查。我们一边了解情况，一边研究走出困境的措施，提出了努力发展生产、开辟财源、搞活流通、节约开支、加强税收征管，领导机关压缩集团购买力，严禁挥霍浪费等多条增收节支减赤的办法。调查后我将情况如实整理上报，时任省委书记熊清泉将报告批转时任省财政厅厅长王克英，后转发至全省各地州市县。

    1989年8月底是我第三次到汨罗工作召开的第一个市委常委会议，会上经过我的提议讨论后，决定市几大家领导带头下去作一次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9月初，我首先到老苏区八景乡走访乡村干部，着重了解干部群众对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后的思想认识、对市委、市政府工作的意见、加快建设本地区的设想、个人需要向组织谈的问题等。该乡6名党委成员除一人不在家外，我与其余5人都谈了心，5个村支部书记也个个敞开了思想。还走访了部分群众。这次零距离的走访谈心活动，使自己深受教育，也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无形中觉得互相亲近了许多。回到市里，我撰写了在八景乡走访乡村负责干部的体会，请市委办印发给有关领导，较好地推动了汨罗市级领导下去做调查研究的决定。至1990年，全市上下形成大规模的市乡干部零距离走访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活动，走访面达90％以上，取得了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的良好效果。

    为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1989年9月始，我和市委一个工作组到红花乡石仑村蹲点作调查，先后两年多。这个村当时是71名党员，曾先后5次获得县乡党委授予的红旗支部称号，总的说还算不错的。但通过走访和问卷调查，也发现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是：①信念淡薄。问卷中，表示信仰共产主义的只有28 人，占39％；信念模糊的39人，占54％；丧失信念的4人，占6％。②不尽党员义务。全村22个村民组，仅有2名党员任组长，占9％。群众戏称“执政党不执政”。③自由主义膨胀，部分党员把这个光荣称号视为“政治包袱”，说“甩不脱，背不起”，当党员吃亏，有的长期不过组织生活，不按期交党费。④年龄趋向老化，文化低。全村党员中50岁以上53人，占总数74％；30岁以下的仅5人，占6％；有中学文化的仅13人，占19％。由于年龄老化和文化程度低，当时确实已感到“光眼瞎子”式的党员越来越在群众中失去份量和威信。分析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思想政治工作严重滑坡，忽视了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致使部分党员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极个别的甚至悔不该入党。二是组织工作中存在关门主义倾向。当时调查，前10年入党的5名党员中，有4名是部队复员的，真正在当地发展入党的仅1人。三是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组织的活动和作用降到了最低点，被群众戏称为“五子登科”（即无班子、无牌子、无章子、无票子、无位子），缺乏生机和活力。通过调查，我们认为石仑村党支部的状况，在全市有一定的代表性。于是，我们认真研究，在党内开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两个“再教育”，以及“忆传统、作贡献、做新时期合格党员”的教育，并建立党支部活动室、民主评议党员、党员岗位责任等制度。同时，切实加强共青团组织建设，制订发展新党员的规划。从而，较好地提高了党、团支部的战斗力，有力地推动了全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工作。我们总结这个村的作法向全汨罗市推介，当时《人民日报》内参部还将我们调研报告印发给中央领导和有关部委参政。

    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群众生产积极性很高，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但也有少数户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社会上有人说，现在政策这么好，有的户连穿衣吃饭都不能自力，一定是懒，社会主义不能养懒汉。这使得一些困难户抬不起头。根据这一反映，1991年，我对汨罗市各乡镇反映最贫困的共302 户特困户，逐户登门走访调查。结果是：属于天灾人祸自力难以抗拒的197户，占总数的65％；属于地域条件差、家底薄、生产技能低的40户，占 13.2％；属于基本无劳动能力的32户，占10.6％；属痴呆、残疾的29户，占9.6％；真正属于懒惰的，只有4户，仅占1.3％。事实说明，98％以上的特困户，一时是无法靠内力脱贫的，属弱势群体，绝不能一概斥之为懒。如果对他们不认真给予帮助，不仅影响平衡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且会影响党群关系、影响社会公平、影响家庭和睦和社会安定，并会危及到这一群体的后代。调查后，我们研究了五个方面共13条扶贫帮困措施。我据此撰写的《汨罗市农村极贫户情况调查报告》，在当年岳阳市委、市政府“两办”开展的调研征文评比活动中获优秀奖。

    1993年，在岳阳市政协工作期间，我又到汨罗市八景乡进行了一次调查，撰写《老区人民呼唤小康》的调查报告，刊登在当年《岳阳工作》第九期上。

1995 年退休，2000年，组织上决定我参加岳阳市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的工作，到现在已经9年了。9年来，我围绕如何关心教育好青少年一代，以汨罗市为基点，每年至少做一次专题调查。这一系列调查报告中有领导做重要批示或在中央和省、市有关刊物上发表的有：《教书育人结合夯实人生基础——汨罗市职业中专的调查》、《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汨罗市2002年初中毕业生跟踪调查及思考》、《老少共建和谐社会——汨罗市高华村的调查》、《汨罗市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若干意见〉的调查》、《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及思考》、《家庭教育的调查与思考》、《加强新时期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的调查与思考》、《未成年在成长过程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和对策——汨罗市的调查》，等等。2007年，我被评为湖南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个人。

    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了，我们的工作方式当然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我认为，调查研究仍然是我们党政领导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要真实做到培养教育干部，要力促深入调查研究；考察干部，要看做了哪些有价值的调查；提拔干部，要看是否能带头作调查研究，是否做到一切工作从调查研究入手。对此虽不能要求“一票否决”，但也应当作为一个重要条件。

　　　　　　　

（作者系岳阳市政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