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临湘县革委会通知文桥公社，省“公检法”有一批干部下放文桥向贫下中农学习，要求安置在柴方水便的地方。

    我当时任文桥公社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将这批干部安置到什么地方比较好呢？经过大队与大队之间反复比较，最后认为东风、黄皋大队较好。这两个大队共同特点是：党支部力量比较强，群众基础比较好，有柴烧，有井水喝，有公路，有电灯照明，虽然生产力水平低，但生产潜力大，公社正集中全社劳动力为黄皋、东风修白果机埠，今后可以利用下放干部的优势帮助改善生产条件，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东风大队是公社革委会的“点”，将下放干部安置在这两个大队，他们有什么困难和问题，能及时帮助解决。

    这年春天春耕大忙之前，省里下放干部由吴菊聪同志带队，19名同志全部到了文桥。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其中处、厅级干部5人，有夫妻对，也有半边户，省公安厅厅长高文礼的夫人董桂云、副厅长齐振瑛的夫人韩凤鹭带着孩子们也在其中，下放干部加上子女共20余人。经过商量并征得他们同意后，分别安置在这两个大队的9个生产队，住在最可靠的贫下中农或基层骨干家里。

    下放干部到1971年止，先后分别离开文桥（个别同志留下）回到省城，在文桥历时三年。三年中，他们向贫下中农学习，同劳动，同工作，同商量，同艰共苦，同文桥公社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许多动人的事例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里。

    段炳瑛是解放湖南时南下的老同志，下放前是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年纪50多岁，戴一副老花眼镜，住在东风大队戈湾生产队的复员军人（志愿军）龚海清家。他同夫人龙玉兰（省妇联副主任）一起，白天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晚上在生产队学习室内同社员学习。有时我劝他，年纪大了，眼睛又不好，住宿的地方离学习室远，一条山路高低不平不好走，夜晚就不要外出开会学习了。他说：“我们下放就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白天不同群众劳动，晚上不同社员开会学习，如何接受教育呢？”龙玉兰同志更是这样，除了劳动、学习、开会外，还要负担家务，洗衣煮饭打扫卫生都要自己动手。她母亲一人在长沙，女儿在武汉读书，她毅然不顾，一心一意在生产队当“社员”。公社工作多，有时忙不过来，想利用她的威望和经验，组织宣传队请她当队长去一个单位帮助工作，她欣然应允。1970年秋天，县里划片训练农村基层干部，文桥分在陆城片，她同生产队干部一起走路来到陆城，住在大队部。当时天热，晚上蚊子咬，又没有蚊帐，她同大家同艰共苦。在县里参加“批陈整风”学习班，吃住都在县武装部，她同所有参加学习的人一样，一个规格。平时，她谦虚谨慎，和气待人，从不特殊，从不摆架子。后来她调回省里任省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后仍十分关心文桥，文桥的干部只要有事找她，她都热情接待，尽力帮忙。东风大队支部书记谢模华患重病去省医院治病，她帮忙找技术最好的医师看病；副支部书记陈慎云造新房缺钢材，她批给2吨平价钢材；住户龚海清同她们一家更是常来常往像走亲戚一样，龚海清被帮助解决了许多困难。建北区时没有交通工具，又没有控购指标，她亲自带我到省控购办，找到控购办主任，解决了两台小车。九十年代来到云溪，要我陪她到文桥看看，她看到文桥的新变化，新面貌，十分高兴。

    董桂云下放在东风大队大冲生产队，住在土改根子、老贫农、军属王桂生家。她带着女儿高玉香在生产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忍受着丈夫高文礼打倒审查、身陷囹圄的痛苦，但她从不悲观失望。女儿除参加集体劳动外还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在县参加文艺演出时，不慎将父亲同毛主席在一起时照的相片遗失，在寻找时，人们才知道她是厅长的女儿。高文礼同志“解放”安排工作后也来到了大冲队，我当时在这个队办点，他向我详细了解农村情况，我向他汇报后，请他为白果机埠解决铝线。他回省城同有关部门商量如数解决了当时紧缺的铝线，并免费从冷水滩发电厂用汽车送到白果机埠工地。

    韩凤鹭下放在黄皋大队中心生产队，她带着孩子，忍受着全家离别之苦，凭着坚定的意志，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克服劳动、生活中的困难。后来她返省城工作，有一年，我儿子患小儿麻痹症，想去省城治疗，她主动要我们食宿在她家里。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乘火车回来的时间是晚上，上车的地点是长沙新火车站，从八一路她家宿舍到新火车站我们不识路，又是夜深人静，没有公共汽车可乘，真是着难。齐振瑛同志用单车推着我儿子在前面引路，一直把我们送到车站，待我们乘上火车后才离开。“文化大革命”前，齐是公安厅副厅长，此时在省人保组工作，他要台小车送我们是完全可以的，可是他不辞辛苦自己用单车送我们，使我认识到用单车比用小车更有意义，在她（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76年，我出席湖南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他亲自用小车接我到他家里。后来他任长沙市市长、省人民桥检察院检察长，我因公到长沙或出席省政协会议时抽空去看他，每次都是热情接待，问这问那，问公问私，无比亲切。有一次我在长沙办完事后顺便去检察院看他，办公室同志告诉我，他正在开一个重要会议，我便离开了。当我和司机快出检察院大门口时，工作人员赶来了，告知齐检察长要见我。我言明只是想看他，没有任何事，不便打扰。工作人员执意要我同他一起上了楼，推门一看，他已坐在办公室等我了。他这种平易近人，体贴下级的作风，使我感动不已。有一次他到北区检察院检查工作，打电话要我去，当着区检察长姜桂初说：“你曾经是他的臣民，他是你的恩人”（姜脱产前是生产队会计，民办老师）。

    下放干部中还有梁经亿、陈国斌等处级以上领导同志，他们都同齐振瑛同志一样，处处都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75年，我在长沙开会，住在第五招待所。陈国斌同志闻讯后邀集下放文桥回城的许多同志看我。我们相互之间，谈笑风生，离别之情，溢于言表。

颜笃光同志一家四口来到文桥，先安置在黄皋，后落户在华兴上屋队，一住几年。他同群众打成一片，是下放干部、是党员、是社员、又是工作队员，同人民群众心连心。省里几次要他回省城，他坚决要在农村干一辈子。当全部下放干部回城只剩他一个人时，他仍坚持不回长沙。上级党组织在他再三要求下安排在文桥公社担任党委委员，妻子安排在公社供销社当职工，儿女在文桥就读，都考取了大学，事业有成。他本人在文桥是十几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直干到退休，1982年获省劳动模范，年满八十岁高龄时，仍坚持不请客、不受礼、不祝寿，高风亮节。现在同儿孙们一起住在云溪。

   

（作者系岳阳市云溪区政协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