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岳阳地区工作了21个年头，1973年下半年任地委副书记、副专员直到1983年，分工主要抓农业。长达十年之久的农村工作，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思考着如何把农业搞上去、尽快改变农业徘徊的局面。地委几位领导和我经常深入基层，串乡走户，组织座谈，调查研究，以身作则，办点示范，每年还组织大批机关干部到农村办点，采取的措施不少，可是农业发展的步伐仍然不快，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仍然不高。70年代后期，邓小平同志庄严提出“中国农业发展这篇大文章还没有破题”，这一提示和召唤，恰似一声响雷，震撼着祖国上空和大地，许许多多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千方百计想破这道题，然而思前顾后忧心忡忡。正是这个时候，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冒着挨斗坐牢的风险决定分田，包干到户，冲破禁区，带头破题，于是一场伟大的农业革命拉开了序幕，我在岳阳亲身经历了这次深刻的变革。

“统”与“包”的斗争

    岳阳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土地肥沃，适宜耕种，是块富庶之地。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我们本着“农业学大寨”的指导思想抓农业，虽然在大办水利、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为农业长期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但农村普遍实行的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制度又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有首顺口溜反映了当时的劳动场景：“出工一窝蜂，做事磨洋工，人在田里磨，计工一个砣。”

    记得有一次我到平江县安定区检查农业生产工作，下午四点还看到农民在树荫下歇凉睡觉，陪同的县委书记谭世雄问其原因，一个农民慢条斯理地伸出三个指头告诉我们：“搞一天三毛钱，冒劲。”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导致了农田产量不高，农业发展徘徊不前，农民收入很低，鱼米之乡缺鱼少米。尽管各地党委、政府都在绞尽脑汁想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但由于分配制度所限，没有什么效果。

    这种僵持局面直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18位农民包产到户方才打破。小岗村包产到户的事传到各地，反响不一，就在地区机关部分领导干部中也争论不休。当时，地委几位主要领导干部认为这种办法对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田产量很有帮助，主张开展试点。于是，决定由我带队，和华容县委书记文启龙一道，在华容县新河公社搞试点，先是联产承包到组，由于效果好，农民拥护，很快就发展到联产承包到户，这是全省最早的几个试点之一。

    尽管试点很成功、农民很拥护，但要推广还是很不容易。当时有很多同志都不理解，认为农民单干不是社会主义，是在走回头路，认为“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甚至有人喊出了“干群一条心，坚决顶住单干风”的口号。为了推广联产承包制，我们一方面从地委机关开始动员，受地委委托，我在地委机关2000 多人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另一方面召开现场会，用事实说明效果，经过细致而艰苦的工作，家庭承包责任制才在怀疑与争议中逐步推广。到1982年，家庭承包责任制已经遍地开花，在岳州大地结出丰硕果实。

    事实证明，家庭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十分珍惜分得的土地，精耕细作，小心侍弄，庄稼连年获得大丰收，不但解决了自身温饱问题，每户每年还能上交国家千斤以上的粮食，有力地支持了国家建设。据统计，岳阳地区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18亿公斤，一举跃升至1982年的23亿公斤，四年时间增加了5亿公斤；4年里，农业产值从75674万元增至127977万元，农民人均收入从81元增至235元，分别增长69.1％和190.1％。 1982年8月底，我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汇报岳阳地区农业联产承包后的大好形势。耀邦同志看了很高兴，马上批示给《人民日报》，9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岳阳地区集体个人一齐上生机勃勃》为题刊发了这一汇报信，报道了岳阳农业大包干责任制取信于民，粮食连续两年季季增产，多种经营迅速发展，社员逐渐富裕起来的喜人局面。报道中提到了汨罗县玉池公社安山大队社员袁有军写的一副对联：“去年动动摇摇提心吊胆吃了饱饭；今年稳稳当当放手大干定有余粮。”这副对联生动反映了当时农民的心态和农业的快速发展态势。

“变”与“不变”的忧虑

    农民最质朴，农民最知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不但让农民吃饱了，穿暖了，而且也让农民的口袋逐渐鼓起来了。农民种粮积极性高涨，亩产连年攀升，让农民、尤其是一部分种粮大户过上了富足日子。

    农民也是最“怕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后，他们的担忧又来了，担心国家的好政策不能长久执行下去，担心侍弄得好好的田地又要被收回去。于是，农民不敢在农田基本建设上下工夫，不敢过多在田地上投成本，“耕种一季是一季”的担心阻碍了农田质量和单产的提高。

    为了消除农民的忧虑，岳阳地委行署多次发文，要求各地严格执行中央文件，在稳定和完善上下功夫，这些政策让农民吃下了“定心丸”，农民自觉联合，热火朝天的农田基本建设又开展起来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特色农业因地制宜地发展起来了，农民的心思全扑到了土地上，粮食、棉花、甘蔗、苎麻、水产……一时间，岳州大地物产极大地丰富，农民生活一年一个台阶，鱼米之乡的美誉实至名归，农民的喜悦溢于言表。

“分”到“合”的大趋势

    退下来后，我仍在关注农业、关注农民。近几年，从减免农业税，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再到城乡统筹、以城带乡等政策先后出台，农村发展面临由“索取”向“给予”的根本性改变，感到很欣慰。

2004 年2月，新世纪的第一个关于“三农”的中央1号文件公布，历史性地实施“两减免、三补贴”，着眼于减负增收，至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在中国延续 2600年的皇粮国税一去不复返。2007年的1号文件吹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号角，各级各部门积极支持农村发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字方针成为指引旗帜。我统计了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名义下发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文件有60多个，其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1号文件就有10个。这些持续不断的惠农强农政策，给我们带来阵阵暖意。

    实话说，早些年农业农村的发展出现了令人堪忧的场景。随着进城务工农民的增加，部分地方支农惠农政策得不到落实，农民种田收益不高，积极性大打折扣，农村的抛荒地多了起来，最严重的时候，我老家所住的村，73.33公顷水田，水旱无忧，却只种了3.2公顷早稻。

今年，党的政策春风又一次及时吹来，《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于2008年10月19日发布，《决定》不但提出了到2020年农民人均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的目标；而且响亮提出“一个长久不变”与“两个转变”，即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并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中共中央、国务院时刻在关心着农村、农业和农民，为农业的大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年年在破题，年年在指明方向。“土地流转”、“合作经济”“龙头企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我想伴随这些新词而来的，将是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和农村发展的又一个春天。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众多农机具的推广，农业的效率也在逐步提高，现在，一个农民种几百亩土地已不在话下。农业，走集约经营之路成为唯一选择；土地，进行合理的流转也是唯一选择。只有解开农民身上束缚的绳索，才能更大地调动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要鼓励农民集中土地由公司经营，鼓励农民变身产业工人，鼓励种养大户发展现代农业。从分散经营到“合作经济”，这是农业生产发展又一次飞跃，完全可以预料，土地流转，走集约化经营之路，必将成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次“土地革命”，我们必将看到一幅农业更加高效、农村更加繁荣、农民更加富裕的新图景，我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作者系湖南省供销社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