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南下时刚刚26岁，风华正茂，而现在却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许多革命往事长期萦绕在我的脑际里，激励着我。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以释心怀，以告来者。

    1922年，我出生于江苏徐州，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教育。记得高小毕业时，正逢“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我家乡很快沦陷。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秋，当时还很年少的我不愿接受帝国主义教育，下定决心冲破重重困难到非沦陷区安徽阜阳投考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入学后，我读到许多古今爱国诗文，了解了近代丧权辱国的惨痛历史，学唱《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步曲》和《黄河大合唱》等爱国歌曲……这些，培养了我坚定的反帝爱国思想。

    抗战胜利后，我于1946年又考取了北平华北学院政法系。每晚睡觉前同学们都会互传新闻，议论国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当时传来的一些高等学校爱国知识分子发出的反内战呼声。记得那是1947年夏天，一个火红的季节，内战继续扩大，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危机四伏、人民更是陷入饥饿的威胁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主义运动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学里兴起，我也参加了这一场运动。在一次游行中，当我们的队伍游行到北平市参议院门口时，遇到国民党很多军警，他们将街道堵住不让游行队伍通过，但我们学生以大无畏的精神如潮水般冲垮了军警的设防，继续前行。最终这场反内战运动取得胜利。同时，我又响应号召参加全国大、中学校的罢课运动。从那时候起，我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也更加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英明。

    1946年10月，我三老爷赵振予从山东烟台解放区来北平做党的地下革命工作，住在北平东城南剪子巷相威胡同2号，使我更直观地接触了党的工作。而我二老爷赵振之，不断向我介绍人民解放军的战绩，解放区的崭新面貌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还陆续秘密地借给我《共产党宣言》、《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革命书籍。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我只能避人耳目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读后觉得道理透彻，论点精辟，事实鲜明，使我确信只有马克思的学说才能救中国，才能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使人类进入幸福的社会。同时我也了解了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的事迹，我想我决不能袖手旁观，一定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党工作。

    后来组织让我介绍思想积极的同学参加活动，于是我就介绍了与我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同学的华北学院的张道涌、中国大学的石金鼎。赵振予分配了我们最初的工作。

    1948年初，周恩来副主席传达党中央的决定：为了迎接全国解放，需要培养大量干部，特将晋察冀的华北联合大学和晋冀鲁豫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华北学院也合并在里面。由德高望重的七大中央委员、著名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任校长，著名学者、教育家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给我们上课的教师有艾思奇、薄一波、彭真、胡克实、胡启立、胡绳、胡华等。毛主席亲自为华北大学题写校名。

    由于国内形势的迅速发展，到1949年底中央决定将华北大学改为中国人民大学。1949年我大学毕业时，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要我们南下，进行革命工作。当年6月，我们大队人马唱着：“到南方去，把革命进行到底，不怕风吹雨打……”的歌谣到了南方。记得我们是在半夜到长沙的，当时天下着细雨，我们的衣服全淋湿了；行了一天军，没吃东西，饥肠辘辘。但我们没有叫开店铺吃东西，我们怕惊扰市民。于是露宿在各大街的廊檐下面。第二天，我动身到长沙专区地委报到，长沙专区设在湘潭市。我被分在专署教育科工作，北京华北学院的老同学王南也和我在一起。教育科科长叫相汉三，1950年相汉三去搞土改去了。张干承专员叫我代理科长职务。当时长沙专区将所辖11个县、市教育部门编成一个组，我任组长。我曾参加湖南省第二届教育工作会议，教育厅厅长刘寿其主持会议。

    当时在醴陵县，接管后的第二十兵团与当地学校产生了矛盾。我和教育厅秘书朱锡紫前去解决纠纷。我们先找到第二十一兵团魏副司令协商后又招集各中学的领导，醴陵的中学有七八所，招在一起座谈。最后决定叫我和士兵们讲一下人民解放军的三八作风，三句话，八个字，通过多种形式将棘手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南下同学为解放南方人民，甘愿把最后一滴血流在江南的土地上。有一次被分配到湘西开辟工作的同学，乘一部敞篷军车向湘西出发。车刚到一个山坳店铺门前，准备稍作休息时，不料遭到残匪数十人的突然袭击，其中除一位同学因解手未及时归队得以幸免外，其余50人全部牺牲在血泊之中。为湖南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批文化大军，由华北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光荣南下时写下的光辉而壮烈的诗篇。我每次回忆起这件事来，既感动，又悲伤。

    1950年，我在军干校招生委员会任副主任。1951年，我调至湘潭湘北建设学院、财经干部学院担任班主任，培养了各种干部，分配至各县工作。

    在剿匪反霸时期，湘潭市有所弘道中学经多方侦察有反革命活动的迹象。湘潭公安处和教育部门联合起来对弘道中学进行围剿。在围剿土匪时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按周密的计划行动，我们都配备两支手枪，防备枪支失灵。围剿共去了几十个人，学校周围由便衣站岗，据报告反革命分子是6人，搜查时只抓住5人。通过仔细搜查在夹壁墙内搜出电台和其他东西。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任务也就没有完成。我们便三个人一组继续进行搜查，我被分在楼上。通过地毯式搜寻最后在天花板上抓住了狡猾的土匪反革命分子。搜查过程中我从天花板处掉下来，左腿受伤。当时觉得年纪轻没问题，但现在到了阴天都有点隐隐作痛。

    在我的一生中始终贯彻着“一辈子不计较名利、地位，听党的话，党指向哪里，就去哪里”的思想。

    1953年，湘潭地委组织部抽调30名党、团员到各中学任政治教师，我被调到岳阳新湖南建设中学高中部(在湖滨)任教，以后先后教过地理、语文。正巧缺体育教师，学校要我教体育，我接受了。我一直爱好体育运动，我原来不是学体育专业的，但我热爱这项工作。我也想起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是学化学的改教体育，北京大学的陈文彬是学历史的改教体育。而更深层的原因，是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祖国还在反动统治之下，正经历着屈辱的年代，当时帝国主义骑在我们的头上，指着鼻尖耻笑我们是“东亚病夫”。这是多么大的耻辱!为了洗刷这样的耻辱，在我选择终身职业时，我决心当一辈子体育教师，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使青少年增强体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使我们祖国富强起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队取得51枚金牌的好成绩时，兴奋、幸福、欣慰与莫大的成就感萦绕在我心头。这是祖国强大的证明，更是我所坚持的理想的实现!问天下谁还敢说我们是东亚病夫呢？

    纵观我一生的体育教学，感受良多。有些人认为体育只是蹦蹦跳跳，非常轻视这门课，这是错误的。

    我始终认为体育是一门科学，一门综合性的科学。与其他各科都有密切关系。如我在教双杠时，高中三年级的学生，用力学的原理分析双杠挂臂屈伸上和前振上。学生很快就理解动作的要领。

    例如教单杠、引体向上等项目，学生容易感到枯燥。但是，当他们懂得锻炼的价值和作用后，就会认真锻炼了。我告诉同学们：“引体向上和爬竿可以整驼子，虾背，纠正身体不正确姿势。”同学们听了锻炼劲头足了；脚前掌跑，脚后跟跑，同学们认为好玩，我说这项练习可以增强足弓形，有助于纠正“平脚板”，同学们的情绪更饱满了。直线走、直线跑，可以纠正八字脚。湖南师大体育系在我校实习曾请我介绍教学经验和怎样按科学的方法制定全年体育教学计划。

    1958年大跃进时期，我组织举行马拉松长跑比赛，距离为42公里加195公尺，从东茅岭到三眼桥来回几趟。出现等级运动员300多人，省体委和教育厅知道后，在我校召开现场会叫我介绍经验。有一年辅导的航海多项队参加省里比赛，取得6项冠军、4项亚军。1981年初我被评为全国优秀体育教师，岳阳市劳动模范。当选为岳阳市政协委员任体育工作组组长，多次到外地参加调查与研究的会议。我自己收集编撰2万多字的《毛主席锻炼身体的故事》、《体育诗歌》。在岳阳市一中，我工作50年，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给了我深爱的学生们。

阳光荏苒，岁月如流。我的经历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中千千万万为新中国奋斗过的青年学子、为南下革命挥洒汗水的干部们、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教师们生活的缩影。回望走过的人生，甘之如饴。展望祖国未来，永怀激情!

  

（作者系岳阳市一中离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