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年仲秋之初。四面环山的“罗内”，一条窄窄的机耕路从上北斗岭的深山里蜿蜒着通向“罗外”。一辆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吃力地奔跑。车厢的前扶手处站着一个胸前挂着一朵大红花、秀秀气气的后生，十七八岁，清癯的面容绽露出欣喜之色。旁边，则是他的父亲，一位典型的山里农民，和他们大队的一个干部。他俩是送这位后生到公社所在地李日秀去乘汽车到岳阳城；再乘火车去北京，到北京工业学院去上大学！

    这个后生名叫毛清奇，他是岳阳县步仙区高中（前身是岳阳县八中）应届毕业生（当时的高中是两年制）。这次高考，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因此，他便成了他们两千多号人口的大队，这个穷山僻壤里世世代代以来的第一位大学生。喜讯传来，全大队的干部群众奔走相告，为之欣喜，为之沸腾。大队送了他五元钱的“茶水钱”(这在当时当地可不是小数目)，给他戴上了大红花。

    看到这动人的一幕，我，作为毛清奇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止不住激情奔涌，感慨万千。历历在目的往事涌上心来。

    当时我已在这所学校工作了17年。1966年，眼看三年苦日子刚刚过去，学校又似乎面呈勃勃生机的局面，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把这种局面打进了地狱。说什么“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搞什么“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于是，教师们有的被批斗，有的被“下放”种田、烧炭，“接受再教育”；学生，本应上高中、进大学深造的正当权利被剥夺了，他们被迫放下书本，离开教室，先是“大串连”，然后是“到广阔的天地里”去，走“五七指示道路”，去沿袭他们祖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遭遇，愚昧和麻木的闰土式的命运在等待他们。有良知的人们日思夜想：这场“革命”不知要延续到何时才是尽头？！

    终于，“九州生气恃风雷”，随着“四人帮”的倒台，1977年，一个具有历史性转折的年头来了，“科学的春天”来了，小平同志1977年5月24日关于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讲话传遍了大江南北，响彻了万户千家，滋润了神州大地。这时，我和我的同事们真是如沐春风，如尝甘霖。我们马上意识到“臭老九”、“知识无用”即将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抑郁痛苦将改为大有作为。正当我们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时，这时又传来特大喜讯：高考制度即将恢复，被废止11 年之久的高考将在7月重新揭幕！于是人们奔走相告，广大应届高中毕业生，还有“老三届”以及失学待读的年青人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闻鸡而起，挑灯夜读。终于，“北斗岭下看北斗，凤凰台（这所学校的旧址名曰凤凰台）上出凤凰”。应届毕业生梁德旺（后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四十出头便英年早逝）、敖国光、余喜林等考上本科大学，“老三届”青年龚伯陆高中毕业后，半耕半教（当民办教师），靠微不足道的工分养家糊口。他白天耕教，晚上复习，终于一举考上湘潭大学，现在是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

    我还记得，走出第一堂考试语文科目后，学生告诉我，作文题是 “心中有话向党说”。好！多好的题目！是啊，不仅是广大青年有说不完的心言要对党倾诉，就是我这个受党多年培养教育的普通教员来说，十多年来积压在胸的酸甜苦辣也像启闸的急流奔泻而出。当时年仅28岁的我，挂黑牌，戴高帽，被批斗，被游乡，连我两岁的孩子也未能幸免。我上讲台的权利被剥夺，我的人身自由被限制，被遣到深山里，在霜雪之中砍柴烧炭。也因为失去人身自由而不能及时给生病的小孩治病而痛失爱子（写至此，笔者已是老泪阑干）……

    而今，阴霾散尽是青天。我要向党倾诉的衷言又何止千万!但是，我却一言不发，只有工作，工作，我送走了这一届，又迎来了下一届，我一家五口挤在十多平方米的“项脊轩"中，靠着四十三元伍角的工资维持着半饥不饱的生活。钻研教材，备课，搜肠刮肚地编资料，和学生谈心，到学生家走访。除了吃饭上厕所，全身心扑在教学上。当时的感受真是“只怨时间短，只恨读书少”。大热天，蚊虫叮咬，我双脚泡在桶水之中，双臂缠上毛巾，伏在煤油灯下（大队发的电，22时30分即停）刻写钢板，我的妻子在我身后轻摇蒲扇。每当学生就寝后，我逐个寝室去查看。因为学生勤奋攻读，不少人在床头枕边点一盏小煤油灯夜读。我一则担心他们的健康，又担心发生火灾，便一一把灯吹灭，并再三嘱咐好好睡觉。但刚等我离开，灯又亮了。我想把小灯扔到楼下，但又想到学生大都家贫，只好忍心把灯丢到楼下的沙堆上。当时我们的口号是“只只蚂蚁捉上树”，意思是说要尽全力把每个学生都送出去。我们深知，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知识能使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知识能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知识也能改变一个家庭以至一个人的生活和前途。试想，这些生长在长期闭塞、落后环境中的山里孩子，如果不走出去见世面，长知识，不去汲取现代科学文化的营养，岂不又是新一代的“闰土”？而现在，党和国家为他们创造了这么好的环境和条件，我们就只有尽一切努力，让他们“金榜题名”，走进高等学府深造，使之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尽管当时我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如此艰苦，工作如此辛劳，没有“加班费”，更没有“奖金”，事实上，我们想都没有想过，有的只是“表扬”，但我们不要表扬，因为这是我们的天职。我们的确在“吃苦”，但这苦中有乐，苦中有甜，苦中有得，苦得其所矣。

    我们的学生，他们身上具有纯朴、善良、勤奋、坚韧的品质，他们拼劲十足，不辞辛劳。“头悬梁，锥刺股”，写笔记，背公式，攻难题，夜以继日，忍饥挨饿，废寝忘食。一个礼拜，只有星期六的下午“放假”，回家拿米（包括“茴丝”——用红薯刨成丝，晒干，这就是当年山民们的半年粮），带腌干菜，霉豆腐、萝卜干，只有咸味没有油。有远道离家10公里的，一个下午，回校时，已是上晚自习的时候。真是难为他们了。

    时代出英才，功夫不负有志人。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秋季高校招生结束了，我所任教的这个班，和毛清奇一起，大部分被大学、中专录取。他们中，现在有的是博士（还带起了研究生），有的是总工程师，有的是专家、人民教师，还有的在中央和省、市级党、政、军部门担任要职。天南地北，各行各业都有他们奋斗的身影。他们正处壮年，正在为国家作贡献，成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栋梁之材，同时也改变了他们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尔后的二十年，笔者一直站在送高考的第一线。有人说我：你送走了那么多的大学生，但你的三个儿女却没有一个上大学，你不觉得愧对儿女么？我说，这也许是一个遗憾，因为我实在无精力去辅导他们，但我却无怨无悔，因为我觉得值得!也有人说我“桃李满天下”，这诚然也是值得欣慰的，但若没有党中央的英明决策，若没有中国现代化总设计师小平同志所描绘的壮美蓝图，若没有“科学的春天”送来的和煦春风，又怎能“凤凰台上出凤凰”？又怎能有这美丽、芬芳和丰硕的“桃李”呢？

值此伟大的新中国六十华诞和恢复高考三十二年之时，笔者感慨万千，写下此文以志庆贺，以表心迹。

  

（作者系岳阳市十中原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