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 年初夏，我正在当时的岳阳县三中教书。三中是当时岳阳县农村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学，兴办于1957年。学校师生员工逾600人，有12个教学班，师资力量相当强，每年高考的升学率也相当可观。但是到了1972年这个时候，高校已经停止招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进入“一斗二批三改”的“三改”阶段。所谓 “一斗”就是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批”就是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三改”就是在“一斗二批”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对一切不合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规章制度进行改革，并建立起合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规章制度。

    此时的县三中在县派出的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学校实现了不同观点的“革命大联合”，产生了由“干部代表教师代表和工人代表”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被“解放”出来的原校长、党支部书记唐礼洲出任校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工宣队领导下，主持学校工作。

    不久，奉县革委会指示驻校的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撤出。三中的“文化大革命”交由所在地的新墙区革命领导小组领导。区革命领导小组派古中恕为贫下中农代表，对学校实行管理。这就是三中实现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开始。

    古中恕是新墙区农民学哲学的先进单位水库大队的前任支部书记，是“土改根子”、老贫农，就是缺少文化水平和领导学校的工作经验，古主要抓“革命”，具体学校工作由唐礼洲专管。

    经过前段的“文化大革命”的三中，此时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学生已纷纷离校，初中交给公社办，三中只新招了两个高新班。要实行原先的教学模式肯定不行了，再说全校60多名教学人员教学两个班，多出了许多人，让古中恕书记和校革委莫衷一是，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红旗》杂志发表了《农村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长篇文章。文章有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农村学校实行贫下中农管理，二是农村学校的老师回本村任教。经过全校教职工反复深入学习，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竟从三中以各种名目调离学校30余人，有的调往长沙、湘潭、株洲以及回原籍教书；有的调到县上另行分配工作，这其中把学校原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以及几个骨干教师全调走，如后来任市四中校长的唐礼洲，任市七中校长的李贻普，任市一中副校长的方授楚等；有的调往市教研室，其中罗作谦老师调往市宣传部（后任常务副部长）。这样，全校领导干部和教学人员锐减到20余人。

此时，县三中已改名为新墙区五七中学，因为三中的隶属关系已交到区上，更重要的是为了实行毛主席提出的“五七”指示，走“五七”指示的办学道路。

“五七”指示的内容是当年毛主席于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遵照“五七”指示，本着“学制要缩短”，将高中三年制改为两年制。认为把课堂作为教学基本形式的搞法是所谓“关门办学”、“死读书”，应实行“开门办学”，把课堂搬到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中去，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强调“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那时还大力“批判师道尊严”，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以及“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等时髦口号，于是，不少教师把课堂教学视为畏途，深恐在课堂教学中“放毒”（指讲错话）、反对教育革命。因此，学校花大力气投入学工、学农和学军。实行开门办学，把教学搬到三大革命大课堂中去，说是让师生经风雨，见世面。

    首先是“学农”。学校有农场、猪场、菜场，种植水稻、油菜、小麦、棉花、豆类以及各种蔬菜。饲养着几十头猪，渔塘养鱼，还喂鸡喂鹅等。这些农活都由生物老师指导，有两名工友专门负责。学生每周定期参加劳动，有的下田，有的下地，有的喂猪，有的种菜，各司其事。老师跟班劳动不在话下。据说“教学改革”要从大搞劳动入手。知识分子要工农化。为此，学校对教师参加农业劳动非常重视，还由学校花钱给每位老师购置了一顶草帽，一把锄头，每个师生都发有《劳动手册》，对每次劳动的内容和时间作了记载，定期检查和公布。不时表扬在劳动中表现吃苦耐劳的好典型。师生不仅参加校内劳动，还在农忙季节下队支农。那些年每逢春插、夏收、秋收，我们都带领学生下乡支农。在我印象中一次最艰辛的劳动，要数赴中洲参加“灭螺”工程。名为消除导致血吸虫病的钉螺，实际是围湖造田。除留校少部分师生参加农场劳动外，大部分师生远到离校四五十里的荣湾区中洲乡参加劳动。中洲是一个沙洲，四面环水，要过渡船才能进到洲上。要求非常严格，没有工程指挥部的批条，不能过渡船离开沙洲。

    为了更加坚定地走五七道路，学校决定由两个班搞实验：一个改为“农机班”，一个改为“农医班”。“农机班”主要由理化老师负责；“农医班”由文科老师负责，这时我被分到“农医班”任教，除教授少量的语文外，还教授《生理卫生》。我们农医班的专业课，主要请新墙区医院的医师兼教，我们还请区畜牧兽医站的兽医为农医班的学生讲授生猪的饲养和疾病防治。一位当地著名的草药郎中也曾被邀担任农医班的教学，在这位民间草药郎中的热心辅导和教导下，学校开辟了“百草园”，种植了常见的中草药。他还带领师生到五六十里外的渭洞深林中去挖草药，并建立起“土药室”。

    学工方面，农机班搞得相当出色，除理化老师开课外，主要邀请区农机站的技师到校授课。谭彬生老师同数学组的其他老师一道研制了简易的“水平仪”和“十字仪”。水平仪供抄平用，十字仪供打线用，曾在水库工地上使用过。化学老师带领学生研制了“五七”牌的洗衣肥皂，并鼓励学生怎样鉴别土壤，并开了化肥方面的课程。生物老师主要指导学校农场生产并兼管生猪的饲养。同时试养“洋鸡”也获得成功。这位生物老师因在旧社会参加过“三青团”，曾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长者，后被调到市教研室当生物教研员，现已辞世。

　　“学军”方面我校尤为突出。当时北有“北极熊”陈兵百万，南有蒋介石“反攻大陆”。当时毛主席号召“深挖洞，广积粮，要准备打仗”，“要大办民兵师”。我们学校也建成一个民兵营，贫下中农驻校代表任教导员，校革委主任任营长，各班班主任任连长，团支书任副连长。提倡思想革命化，行动军事化。把学校的体育课改为“军体”课，原三中的两位体育老师已调出，新任体育老师对“军体”不在行。只得请来公社武装部部长和大队民兵营营长出任学校“军体”课兼职教师，除教学各种队形、队列，各种步伐和手榴弹投掷外，还讲授“刺杀”。为此，学校专门从渭洞区购回一百多根木棍，裁成一米二长，刨光后，上半截涂红油漆，下半截涂黄色，作为学习“持枪”、“肩枪”和刺杀等动作用。为配合学军，我们语文组还特地在全校讲授毛主席新作《为女民兵题照》一诗。

“深挖洞”也在全校各班进行。各班都选择学校土埂、坡地就势挖成“防空洞”。防空洞不是很大，只得派人轮流挖，从洞口挖进大约一米多高的一个坑道。这防空洞初挖时难度不大，挖深了就令人感到有些缺氧，白天挖不见有什么异常，可是经过一个晚上，洞内渗满地下水，这就犯难了。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一个团驻扎在新墙区，县三中的办公楼和部分教室腾出给这个团的干部住。受到解放军的耳濡目染，我校的“学军”活动开展得更有声色。我们有时同部队举行篮球赛，请团首长给全校师生讲 “军史”课。在“学军”中，我校还举行电影放映会，放的影片大都是“地雷战”、“小兵张嘎”和“铁道游击队”，也放“沙家浜”等抗日题材的影片，对配合军事教育都起到了良好作用。兼职军体老师还组织我们进行了一次长途“拉练”和“夜间演习”，因此还受到了区武装部的表扬。

终于有一天，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代表古中恕奉命离开学校。闻讯后，全校师生都万分舍不得，纷纷向这位关心呵护我们的贫下中农代表赠送纪念品。那时不兴送“红包”，我便把从韶山“请”（不能说“买”）的一尊毛主席立姿瓷像送给了古书记。

 

（作者系岳阳市十三中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