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复职后，身为党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的他，自告奋勇地管教育。他管教育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教育进行拨乱反正。

    教育部为把这一工作尽快做出成效来，在全国抽调24人成立一个写作班子，专门从事拨乱反正的宣传任务。那时我和付维美同志分别在岳阳地区教育局和华容一中工作，也被调到这个班子中写作。

    那时教育系统是受“四人帮”迫害最厉害的“重灾区”，拨乱反正的任务十分繁重。写作班子的主要任务是根据邓副主席对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重大决策，针对教育系统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写成理论性文章或批判“四人帮”的批判文章，署名“教育部理论组”、“教育部大批判组”或“园丁”，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教育革命通讯》等报刊上发表，为发展教育分清是非界限，进行舆论引导。

    那时，邓副主席对教育工作的每一项指示，由教育部领导在我们写作小组中进行传达，我们就成了邓副主席直接领导下从事教育拨乱反正工作的写作班子。我们在教育部工作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就听到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传达邓小平副主席对教育拨乱反正工作的六次指示。主要强调抓头头，抓方针政策。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教师；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教育要从小学抓起；教育要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教育要坚持两条腿走路，要办一批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恢复高考制度，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等等。教育部的领导根据邓小平副主席的批示，拟出近百个写作题目，供我们写作参考选择。在两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共写了49篇文章，每篇都由一至二人主笔，小组集体讨论研究，反复进行修改后送领导审阅定稿，然后再由报刊发表。

    写作班子24人，大多是来自全国的高等学府，只有我们两人是从事中小学教育的，因此我们担负的写作课题较多，除了一些调查报告和内部参考材料外，还发表了 5篇理论性文章：《百年大计，从小抓起》（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抓好中小学领导班子建设》；《搞好中小学的后勤工作》；《努力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切实保证中小学生的学文时间》。

　　在这两个多月的写作时间里，有一件事对我们触动很深。在一次教育部领导传达的邓小平副主席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的谈话内容时，邓小平同志要他们不要心有余悸，大胆工作。并严肃指出：“教育部要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当时包括我们自己的思想在内，受“两个凡是”和“两个估计”的束缚很深，对教育拨乱反正还有些缩手缩脚，写作时用词也不硬。听了邓副主席的指示后，我们都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震动，不仅为我们写作增强了力量源泉，也为以后的工作提高了胆识。

　　刘西尧部长根据邓小平副主席这一指示精神，要写作班子成员，迅速回到全国各地去，带头搞好对教育的拨乱反正工作。这年9月，我从教育部回来，带回了当年恢复高考的一些复习迎考资料，我下到各个县区大为宣传，要求各完全中学迅速组织复习迎考，用迎考来带动整个学校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我来到屈原农场时，原先在湘阴与我同任区文教党支部书记的张业精一家，正在操坪里乘凉，我把高考复习提纲送给他后，他连忙组织子女复习，这一年他家考取了3名大学生。我来到湘阴县石塘乡板桥村时，看见青年王志龙在牛背上读外语，得知他原是湘阴县一中的高材生，因“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我动员他去考大学，结果外语上了重点大学录取线。1978年高考后，我发现岳阳地区录取大、中专院校的3412名考生中，女生只有460人，占被录取学生总数的13.4％，而有的招生学校由于女生指标不得满，只得降分录取。我分析这一情况后，要求各学校重视提高女生的迎考质量。1979年岳阳录取大、中专院校的女生1853人，比例达40％以上。

　　为了在拨乱反正中树立一批典型人物和典型学校，我还根据邓小平副主席关于抓领导、抓教育队伍建设的指示精神，深入岳阳县，总结县委书记许志龙“关心教育，尊重教师”的经验和岳阳县一中“三育一齐抓，三好同时创”的经验，在《人民教育》杂志上发表，作为我向邓小平副主席和教育部领导的工作汇报。另一方面大力推荐岳阳教育战线上的优秀教师，报省评为全省首批特级教师和优秀教师。1979年5月，我主持在临湘城关完小举行岳阳地区小学语文教学观摩会。后来在长岭炼油厂小学和岳阳市东方红小学举行小学数学竞赛，推荐沈珍芳、田雪梅等10位中、小学教师为湖南省特级教师，还推荐了临湘桃林中学总务主任汤凤章、平江县钟洞区东坑小学教师徐个兰评为省模范教育工作者。从此广大教师精神大震，在教育的拨乱反正中大显身手，带动着岳阳教育改革的深入开展，朝着党所指引的正确方向发展前进！

 

（作者系岳阳广播电视局原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