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开时节，老友相见相聚，忆往叙旧，谈古论今。友人说我在地市委机关工作多年，经历多位地、市委书记，把在他们身边工作的故事和感受写出来，还是很有意思的。说得在理，我就又拿起了久违的笔。

    20世纪70年代，组织上把我从汨罗县委宣传部调到岳阳地委秘书处办公室，从此开始了长达25年的秘书文字工作，一直干到退休。25个春秋，经历九位地、市委书记。1976～1986年三位地委书记：董志文、张月桂、詹顺初；1986年地市合并后到2000年的六任市委书记：储波、谢培清、罗桂求、阳宝华、张昌平、于来山。这九位同志虽然自身、文化、性格、经历各不相同，领导风格迥异，但也有许多共同点。我在回忆中琢磨，在琢磨中回忆。感受到给我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还是他们的领导作风：忠诚履职，亲民务实，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办公室是个综合部门，参与政务，管理事务，具体工作就是办文办会办事。我在办公室与这些领导打交道过程中耳闻目睹，受益匪浅，虽然事隔多年，许多往事还历历在目。

调查研究  轻车简从

    跟随领导同志到农村、基层调查研究是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家常便饭，九位书记都十分注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们到下面作调查研究的次数和天数已无法记清，几乎有时间就往基层跑，到群众中去，很少呆在机关，那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的下乡行装就放在办公室，随时准备出发。调查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主要是一些关系民生的大事要事，难事急事。调查的方式有专题调查，诸如农民负担、联产承包、企业改制、小城镇建设、领导班子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等。也有蹲点调查，在一个地方、一个企业蹲点，住一段时间，解剖麻雀。1977年，时任地委书记的董志文，在当时岳阳县荆州公社范家大队公路生产队当了“社员”。一当就是二十天。詹顺初同志在汨罗大荆办点，一呆就是一个星期。专门研究发展乡镇企业、调整产业结构等全局性问题，岳阳有名的“大荆”西瓜就是他在办点时引进该乡的。还有与县（市）区和部门的联合调查。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为了准确掌握情况，一般先不打招呼，也不先听汇报，更不要陪同接送，一竿子插到底。1980年，时任地委书记的张月桂，年过六旬，为了研究平江县山区的脱贫致富，带领我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深入到平江有“油海”之称的钟洞区，专题研究油茶生产，先后到钟洞、恩溪、瑚珮、三墩4个公社，白天实地察看，晚上走访座谈，深入了解油茶生产的历史现状、潜力前景、发展措施。回到县城又与县林业局的领导和技术人员一起商讨，然后再与平江县委交换意见，研究对策，最后形成《关于平江县油茶生产的调查报告》，这次调查对平江的油茶生产在当时乃至以后都起到了很好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我和宣传部的同志还将这次调查写成报导，《湖南日报》在头版头条以题为《脚板底下出文章》为题作了报导。

起草文稿  定向把关

    作为地市一级党委的一把手，工作繁重，公务繁忙是不言而喻的，不可能事必躬亲，即使这样，历任书记都注重自己动口动手，许多情况下都不要办公室的“笔杆子”代劳。但对于一些重要会议的讲话，集体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发文，还需要办公室这个参谋助手部门发挥作用。在文稿起草过程中，书记们十分认真，严格要求，起草前，把意图讲得清清楚楚，把思路讲得明明白白。起草过程中过问进度，了解难处，起草后仔细审阅，认真修改。我曾经是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市党代会报告起草的参与者和牵头人，三次党代会的报告人是储波、阳宝华、于来山。起草过程中，书记交代我们要吃透“三头”一是准确领会“上头”，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省委的有关文件、指示，吃透精神实质。二是深入了解“下头”，调查县（市）区，市直单位和基层党员群众的要求，把他们最关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找出来。三是及时掌握“外头”，了解兄弟地市和外省市的一些好的作法和经验。在把握“三头”的基础上，储波同志对第二届党代会报告提出要把握“度”，即对前五年工作成绩总结要实事求是，恰到好处，指出问题要准确实在。部署后五年工作要有前瞻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宝华同志提出要“聚精会神谋发展，集中精力办大事”的问题，来山同志提出要“岳阳成为湖南省第二的经济强市”的目标。报告初稿出来后，书记主持召开常委会集体讨论修改，而后印发给县、（市）、区和市直单位，还多次召开座谈会讨论征求意见，集思广益，经过反复几次后才定稿付印。党代会的报告是这样，其他重要会议的讲话、报告同样一丝不苟。1999年上半年，市委在市委党校举办乡镇党委书记培训班，时任市委书记的张昌平，为了准备在培训班结束时的讲话，他把办公室、政研室的“笔杆子”集中起来，多次研究，先是下去调查，摸清乡镇干部的思想脉搏，然后发挥集体智慧，写成初稿，稿子出来后他亲自动手，通宵达旦进行修改，几乎是重写了一遍。这个报告，在乡镇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和震动。许多乡镇书记说；张书记的报告暖人心，提精神，鼓干劲，句句讲在我们心坎上。

组织会议  精细严谨

    开会是一种重要的领导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书记们平时主要是思考全局，谋划大事，但对主要是负责会务工作的办公室来说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他们在强调精简会议、改进会风的同时，对会议的组织安排也很重视和关注。保证会议的质量和效果。非开不可的工作会、学习会和法定的党代会、人大会、政协会，从会议通知、参加人员、会标会场、座次摆放、录音录像、新闻报导、食宿安排等一大堆具体事都有明确交待、明确要求，防止纰漏。流动现场会是历任书记经常采用的一种方式，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启迪、互相借鉴、互相促进，每次现场会的路线、交通安全、会议纪律都会周到考虑，仔细交代。开会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始料不及的情况。 1994年，市里召开处级干部会，传达贯彻中央一个重要文件精神，会议刚开始就停电了。我当时是会议的组织者，出现这种情况根本没有想到，急得满头大汗，会场的随备用电源又是找人又是打电话，一时很难搞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驱车赶到市电力局，当我走进调度室，出现了叫我吃惊的一幕，主持会议的市委书记罗桂求已先我一步站在那里，和值班人员商量通电之事。当时我真有无地自容的感觉。经过紧急抢修，保证了会议的正常进行。

来信来访  敢于面对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各类社会矛盾逐步显现，上访人数、次数急剧上升。面对大量的群众来信来访，书记们都十分重视，把它作为了解社情民意、为民排忧解难的一条重要渠道，不仅在市委办、市政府办安排强有力的干部充实信访接待工作，还亲自阅批来信，接待来访，从不回避、躲闪。90年代中期，岳阳有个震惊全市上下的“姚婆婆非法集资案”，涉及金额上亿元，涉及人员上万。在办案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姚林辉先是外逃，后又畏罪自杀，不少受害者情绪激动，不断到市委、市政府上访，影响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个别人甚至走向极端，打着横幅，堵塞交通，围攻领导，要求讨回辛苦钱、养老钱、活命钱。面对群众的偏激情绪，时任市委书记张昌平，一方面组织精干力量，成立专门班子，迅速查办案件，一方面组织力量做受害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亲自和上访群众对话，把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领头人物请到常委会议室或自己的办公室，讲市委市政府的态度，讲政策法律，讲查办案件进度，讲退赔方案，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矛盾逐步得到缓解，随着办案的深入，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这次信访浪潮之后，张昌平同志又倡导建立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制度，每个市级领导轮流坐镇信访局，当班接待来访群众。每个星期一为信访接待日。他第一个值班，第一天就接待群众80多人次，中餐就在信访局吃盒饭。领导信访接待日制度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受到上级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督促检查  强调落实

    历任书记在领导工作实践中，都十分强调抓督促检查，保证工作落到实处，防止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上、会议上。督察的重点是放在中央和省、市委最关心、最带全局性的重要决策和工作上，排除障碍和阻力；放在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上。督查的方式是明察暗访，发现典型及时推介，发现问题及时指出。张昌平同志在岳阳任职期间，每到一地就是指出存在的毛病、差距，不说好话只揭短报忧。他说：我到下面就找问题的，你的成绩是你应该做的，不肯定，不表扬照样存在，你的问题不指出，不解决，工作就不能落到实处。2000年，于来山出任岳阳市委书记，他在调研中发现汨罗市大荆镇的干部采取骑单车、吃便饭、住农户的方式，经常与群众打成一片，干群关系融洽。但有相当数量的乡镇干部家住城镇，工作漂浮不实，群众反应强烈，造成干群关系相当紧张，经济发展滞后。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决定从改进干部作风入手，经市委集体研究，制定《关于切实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这个规定对乡镇党委、政府的工作目标、工作方法、工作纪律，考评奖罚和自身建设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为了保证《规定》落到实处，他不但要求市委督查把它作为督查重点，定期和不定期到乡镇督查，自己还亲自出马。文件下发不到一个月，我陪同他就先后到华容县万庾、汨罗市黄柏、临湘市羊楼司、君山区许市等多个乡现场督查，每次督查都是吃完晚饭再去，事先不打招呼，看乡镇的同志是不是真的按文件去做了？每到一地都把乡镇在家的同志找拢来，听取意见，查阅记录，逐一问明情况，查找原因，指导整改。乡镇的同志感慨地说，书记这样抓，哪有不落实的啊！这个文件的出台和实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全市上下出现了干部作风大改进，干群关系大改善、产业结构大调整的可喜局面，受到中央、省委的充分肯定，派员总结推介，中央、省新闻媒体还作了连续报导。

廉洁自律  注重形象

九任书记在职期间，对自己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注重自身的形象，他们不仅对自己，对“班子”、对家属、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样严格要求，对于吹捧、讨好之类的话语和行为十分反感，对请客送礼、跑官要官的十分厌恶。在他们身边工作感到“安全”有劲。同时也发现和看到许多拒礼、退礼的动人故事。这里我只说一二件，那是198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家里看电视，电话铃响了，提起电话知道是刚从日本访问归来的市委书记储波打来的。他说，你和小许(当时机要科科长许凤湘)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放下电话，我怕有什么急事，和凤湘同志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他办公室，他正在阅读文件，见到我们，把文件合上，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三个包装精美的盒子，慎重其事地交待：这是我在日本访问时，人家送给我的礼物，你们把它交给外事办。出于好奇，我和许凤湘同志打开盒子一看，一块手表、一支钢笔，还有一个没有镜头盖的旧相机，是一位日本友人把自己用过的相机送给储波同志作纪念的。心想这几样东西也不值几个钱，何况是礼品呢。就说，储书记，你自己留着用吧！他严肃地说，应该退到外事部门去，这是纪律。这里还说一个张昌平甩筷子的事，1999年上半年，我随昌平同志到汨罗市弼时镇接省委书记杨正午。先天交代早餐只要一碗面条，结果桌上除了馒头包子外还有几碟冷菜，昌平一见就不高兴，说搞这么多干什么！后又上了一盘猪肝，当时就发火了，把筷子一甩，吃了几个馒头、一碗稀饭就离开了。类似的事在其他书记身上都发生过，退下面送来的农副产品之类的事那就更多了。

 

（作者系中共岳阳市委原助理巡视员、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