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夏秋，在全国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为贯彻以粮为纲路线，向东洞庭湖洲土要粮、棉，我从金盆农场调到钱粮湖农场，参与声势浩大的钱粮湖围垦工程。我到钱粮湖农场时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而离开钱粮湖时已年近五旬，我的整个青壮年都献给了钱粮湖农场的植保事业。

    经过1958年一个冬季的围堤建设，钱粮湖农场围堤工程基本完成。1959年春，农场开始组织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按照规划，当年要垦荒植棉6666.67 公顷。我是学农的，来钱粮湖农场之前在金盆农场干过两年植保工作，因此，农场棉田的病虫防治技术指导工作就落在我的身上。当时农场初建，百业待兴，棉虫防治既缺人员，又缺设备，而且全省尚没有这么大面积的植棉经验可循，我当时在治棉虫上只有这样的技术概念：用化学农药控制棉虫的扩展，但必须循棉虫发生规律，在害虫抗药能力最差时期，向它施药，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在总场生产科负责全场棉虫防治的组织指挥和技术指导，各分场有一名农业技术员负责督促检查和落实，每个生产队明确一名队长具体分管治虫，再配备一名职工任专业植保员，每个生产小队配1～3名施药员专门从事棉虫防治工作。

    1959年春节后，全场举办近两百人参加的棉虫防治培训班。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通过年年培训，我经常和分场农业技术员下生产队交流检查，基本上每个生产队有了熟悉治虫的专业队伍，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棉花的产量逐年跃升。

    就在棉虫防治工作稳步进行的过程中，新的问题接踵而至。经过三年剧毒农药的喷施，棉虫每抗药能力增强，要不断提高农药的施用浓度才能奏效，棉田每亩农药成本费猛增。当时主要是使用从德国和丹麦进口的“1605”、“1059”有机磷农药，价格很高。棉花蕾铃期，蛀蕾钻铃的害虫最影响棉花产量和品质，也最难防治。农药只能在害虫卵孵化开始到幼虫蛀蕾铃前施药才有效，这个周期只有一星期左右，错过时机杀虫效果就差了。农场每个植棉生产队大约有66.67公顷多亩棉田，只有10余名施药员，要在一星期内全面喷施一次农药，施药员和喷药器械严重不足，结果形成有效施药期不能全面打一次药，不该施药时还在打药，浪费农药，增加成本。施药员对剧毒农药的敏感性减弱，经常沾点农药在皮肤上，觉得不易中毒，自认为抗毒性在增强，不按安全规程操作，经常不穿布袜、胶鞋打药，有的甚至不穿长衣长裤打药，农药沾在皮肤上也不及时处置，还有未经培训的职工也临时上阵打药。结果一旦农药中毒，病情一般较重，个别甚至难于治愈。

    棉田治虫不能不用化学农药。针对这一情况，我们除了进一步强调施药的安全操作规程外，逐年减少农药使用量、降低棉田治虫成本，选用其他多种治虫方法，朝这个方向努力。当时还没有很多环保意识，主要考虑的是生产成本问题，根本认识不到化学农药对人类、对生物环境暗藏杀机的严重后果。

    当时想出的方法有：准确掌握棉田主要害虫的发生发展规律，总场成立病虫预测预报站，各分场成立分站，重点生产队成立病虫调查组，上下互通联络，及时预报虫情，统一部署杀虫时机。争取在预报有效期施药，过期停药。在棉虫产卵盛期，搞一次群众运动，集中两天打歼灭战，在棉花幼蕾和嫩叶上寻找卵粒（块）以及小幼虫，将其捏死。在蚜虫、红蜘蛛点片发生期，广泛发动群众，将农药刷在点片叶子上，防止扩散。同时，开始采用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方法。每年秋初，在总场病虫测报站内组织专门队伍，饲养繁殖金小蜂，投放到每个生产队的存棉堆棉的屋棚内，寄生越冬的红铃虫幼虫。再是减少进口农药使用量，试用一些国产农药。

    采取上述措施后，化学农药使用量逐年减少，棉田治虫成本不断降低，棉花产量逐年增高。但1964～1965年，组织上安排我到屈原农场搞“四清”运动，紧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农场棉田治虫工作整整十年无人专管。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棉田治虫工作又有了新的开头。我们在以前工作的基础上，总结提出了一套棉田综合防治病虫的方法，改进耕作栽培技术，采取生物和物理防治措施，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其主要方法包括利用棉花育苗移栽技术，减轻苗期蚜虫、红蜘蛛和立枯病的危害；用树把糖醋钵、黑光灯诱蛾等物理方法灭虫；以繁殖赤眼蜂、金小蜂等生物方法以虫杀虫；以生物菌剂（有工业产品和土法产品），以菌杀虫；在蛀蕾钻铃害虫产卵盛期和叶面害虫点叶片发生期，发动群众手工灭虫；秋冬季深耕棉田，消灭越冬虫蛹。1980年初，农场将这些措施和方法综合整理成“棉田病虫综合防治措施”向上级科技部门申报，获省科技部门技术进步三等奖。

    我在钱粮湖从事植保工作的20多年中，一直立足本职工作，钻研棉虫防治业务，先后有三项科研试验受到省、地农业主管部门的表彰：

    1975年，率先在全省获得室内大量繁殖饲养赤眼蜂成功。赤眼蜂是不少粮棉害虫的理想天敌，但生存在野外，大量人工繁殖不易。我组织人员进行科技攻关，终于突破了赤眼蜂人工繁殖的技术难关。当年在田间放飞1亿余尾赤眼蜂，它们广泛寄生棉田棉铃虫、金刚钻虫、斜纹夜蛾、小造桥虫、棉卷叶虫以及甘蔗二点螟和稻纵卷叶虫的卵中，寄生率达到30％～50％，为有效杀灭棉田害虫，确保棉花产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后，由于农场生产条件有限，没有足够大的冰库储藏繁殖赤眼蜂的寄生卵，因此繁殖量小，生产成本太高，不能大量推广，而停止扩大生产。

    1976年，我任农场生防站站长时，在5亩棉花地里进行不使用化学农药的实验，结果获得较大成功，每亩产皮棉88.5公斤，比大田棉花每亩增产35公斤，每亩省工30％，成本降低50％。主要做法是用条播密植，采用化学剂除草，设置黄色诱蚜板，插树把及糖醋钵放赤眼蜂等。这项实验给农场植棉少用和不用农药做出了示范，后来在全场进行推广，取得较好效果。

    1979年我在一位助手的协助下，进行了一项棉田主要害虫天敌种类普查。方法是对寄生性天敌，采取在棉田大量采集害虫的卵、幼虫、蛹放在室内人工饲养，等待寄生天敌发育成熟出来后，收集寄生天敌标本并估算天敌寄生率，对捕食寄生天敌进行大田定时定点观察，记录捕食天敌种类和定时捕食量。当年5个月内，我们初步收集天敌标本120余种，经查阅图书资料和向农学院老师请教，共有96种天敌鉴定到了种和属。我们将这些资料和天敌特征图编撰成册子，为以后棉花害虫天敌调查和保护打下了基础。

    近年来我才开始悟出，大量使用化学农药，对环境的污染是严重的。这些农药是有机化合物，是长期不易化解的物质，留在土壤、水沟、河流、湖泊中是长期到处漫延的，是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的在影响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理活动。在我离开钱粮湖农场这20多年中，经常听到钱粮湖那帮老同事、老朋友，大部分都是在各种怪病和癌症中过早去世。我想他们和这些化学农药的污染不可能无关。想起过去很多分场、生产队的干部职工，都是吃的变色的沟水和河渠中的污染水。我现在的心情，不知怎样来总结这段历史。当时不使用化学农药，棉花不可能得到好收成。当时的艰苦生活条件，只有这样的水源可用。

    前几年就听说，某科研部门已培育出不需要打药的抗虫棉种，不知现在钱粮湖是否推广栽培了此品种，不打农药多好啊!

 

（作者系岳阳市教育局退休干部、高级农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