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三支两军”期间我担任军分区党委秘书、组织科副科长，经常跟随军分区主要领导参加地方一些会议，深入各县检查工作，耳闻目睹了许多事情，难成文章，点滴记之。

制止派性武斗

1967 年1月中下旬，在上海“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影响下，岳阳地区掀起由造反派全面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潮。特别是执行中央“文革”小组“二四”批示后，派性斗争更加激烈，并由此引发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无政府局面。境内各系统、各单位群众成立各种造反组织。随着长沙群众组织分裂成长沙高等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高司”）和“湘江风雷”两大对立派，地、县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也分裂成观点倾向“高司”或“湘江风雷”两大派，为争夺岳阳地、县党政领导权而激烈争斗。

这时，毛泽东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中央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后来，又把人民解放军支持工业生产、支持农业生产和实行军管、进行军训的任务包括在内，简称“三支两军”。2月初，军分区、武装部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并于2月4日对“湘江风雷”头目采取专政措施。当时部队没有“支左”思想准备，所谓“左派”并无客观标准。在对“湘江风雷”、“红旗军”采取专政措施后，引起与其观点相同的这派群众组织的不满，加剧了两派之间的矛盾，两派群众组织间的分歧和冲突日趋激烈。6月，全区掀起所谓“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各种名目的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派性斗争愈演愈烈，造反派之间的纠纷和冲突不断升级。造反组织武斗频繁发生。7月21日，岳阳城区造反组织“打派”和“拥派”因派性导致武斗，参加武斗的有1000多人，双方共打伤70余人，死亡2人。8月，部分“造反派”冲击军分区、武装部，揪斗军分区、武装部的领导和支左干部。并冲击军事机关，哄抢武器弹药。7月24日下午，“岳机兵团”和“工人总部”先后包围岳阳县武装部，抢走机枪24挺、冲锋枪34支、步枪93支、子弹若干箱。8月9日，岳阳“高司”与“工联”两派发生武斗，全城枪声四起，封门抄家，设卡抓人，打死7人，打伤100多人，其中受重伤40余人。9月3～7日，岳阳城区“工联”与“湘江风雷”、“东方红”、“青年近卫军”等群众组织，因派性冲突，先后有3000多人参加武斗，双方死16人，伤50多人。

面对造反组织冲击机关、哄抢武器的严峻形势，军分区、武装部领导干部和指战员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坚守岗位。耐着性子跟两派群众做工作。9月3日，“工派” 与“湘派”发生枪战，军分区领导带着干部战士赶往现场，一边劝阻，一边将那些在枪战中受伤的造反派护送到医院抢救，用实际行动感化群众，制止武斗。9月4 日上午，军分区司令员魏凯江带着机关干部来到地区卫生局基建工地时，从德胜路方向传来阵阵枪声，子弹在干部战士头顶呼啸飞舞。魏司令员当即让干部战士伏下身子，猫在地基坑里观察，寻找避开枪弹继续向东茅岭方向去的路线。这时，在西面德胜路口旁的一栋房子里，几支五六式步枪正向军分区干部方向射击。在枪声稍事停顿时，魏司令员从坑里站起身来，他那1.8米多高的身子顿时暴露在对方瞄准射击的视线中，随着“乒乒”枪声，子弹穿过了魏司令员的大腿，身背的水壶被穿过大腿的子弹击破，水花四溅，魏司令员受伤倒下了。几个干部冒着枪弹射来的危险，抬着司令员往地区医院跑去。血滴在去医院的路上，滴进了门诊部抢救室。当时，军分区向省军区紧急报告，经广州军区与武汉空军联系，派来了直升飞机到岳阳，在一中降落，接魏司令员到武汉总医院治疗。住院将近一年时间。

    枪战没有因为魏司令员受伤和参战群众伤亡而停止，一直持续到9月7日。军分区、岳阳县武装部干部战士一直奔波在两派组织之中，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的中央指示。7日傍晚，“湘派”组织头目撤离岳阳，“工联”控制全城，几天的枪战才告结束。接着中央发布“九五”命令，收缴被造反派抢走的和失落到社会上的枪支弹药，从武斗到枪战，直到收缴武器，军分区、武装部的指战员经历了一场惊险的锻炼和考验，终于做通造反派工作，停止了武斗，实现了大联合。

学习地方工作

    军分区、武装部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后，由单一的军事工作转入到千头万绪的地方工作，正确认识和对待地方干部，是“三支两军”工作的一项亟需解决的当务之急。当时，我跟随军分区主要领导参加会议，深入各县检查工作，接触许多“三支两军”人员和地方干部了解到了不少情况。

    地委恢复后，一批经受考验的地、县级领导陆续回到领导岗位，参加“三支两军”的军分区、武装部领导如何依靠和团结地方领导干部，开展地方各项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是部队干部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大多数县建立革委会、县委会后，武装部军政领导担任党政一把手，原来担任县委书记的地方干部担任二把手。华容县一位原县委领导干部，曾因工作上对当时担任县委书记、军分区副政委兼武装部第一政委杨振山有很大意见，在地委作出决定重新使用这位县委领导干部后，杨振山没有因过去反对过自己而歧视他，而是通过一起学习讨论，个别谈心，主动帮助他总结经验教训，同时检查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等方法，鼓励他振作精神，共同做好全县工作。为了便于这位领导工作开展，求得大家的谅解，杨振山还在县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会议上肯定了这位领导干部的优点和长处，使其深受教育和感动。此后，该县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比较融洽。1977年，文启龙到华容县担任县委书记时，经常利用早、晚休息时间到武装部，找武装部政委、县委副书记肖玉枝一起商量工作，交换意见。

　　在地区局势逐渐稳定，各项工作百废待兴之时，需要大量干部参与，尽快打开局面。根据省委、省军区的指示，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分区领导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把解放干部作为重中之重。在地委领导的高度重视下，经过一系列过细的工作，及时解放和使用了一大批地方领导干部。1972年4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岳阳地委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按照党的政策正确对待和使用干部”的文章，报导了地委落实党的政策的作法和经验。到年底，全区原有省管干部126人，除死亡2人外，有123人安排使用，原1061名公社党委副书记以上干部安排1054人，占99.4%.其中893人担任各级领导职务，25名干部得到提拔使用。在时丰干校的地直机关干部都陆续调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为“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打下了组织基础。

发扬部队传统

    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年代，人民解放军担负“三支两军”任务，军分区、县武装部介入“文化大革命”后，坚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抓革命、促生产。 1967年3月6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军分区奉命成立有军政领导参加的地、县生产领导小组（后改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领导和检查督促所属单位的工作、生产任务的完成，并紧急处理一些经济问题，使处于半瘫痪的机关工作趋于正常。4月，大抓春耕生产，地、县驻军领导小组组织干部、战士深入农村，帮助社、队干部处理一些派性问题，农村出现了大抓春耕生产的景象，一段时间，农村局势稳定。9月下旬，军分区、武装部又派出干部、战士深入到群众组织中去，宣传毛泽东主席巡视湖南的指示，宣传“斗私批修”和“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消除派性，促进群众组织按单位、按系统实行大联合，逐渐恢复工作、生产和社会秩序。1968年1月，为了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军分区、县武装部组织较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农村，以点带面，在农村掀起了学习宣传《元旦社论》和昔阳县农村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热潮，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支两军”人员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无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武斗中，还是在参加各级革委会工作中，大多数干部、战士由于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深深扎根，比较自觉地发扬了革命和拼命的精神，不怕苦、不怕累、不畏难，忘我工作。有些干部“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怕苦”，疾病缠身，“小车不倒只管推”。使一些刚招进机关的青年干部、职工和长期在机关工作的地方干部深受感动。军分区政委宋裕宽身患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血压经常处于高压200、低压150左右的状况下，但他不忘自己的职责，照常参加会议，下乡检查指导工作。湘阴县武装部政工科副科长杨启武在县革委会担任政工组负责人，1973年春，为了完成领导交办的工作，他强忍着腹部疼痛，坚持把当时急办的工作做完，才去医院检查，结果，阑尾炎穿孔，腹内流着脓血，一个小手术没有及时做，结果，给他身体带来终生遗憾。军分区有一位副科长也是在外出调查时耽误了治疗和手术，使病情恶化中年早逝。这些干部忘我工作的精神，也深深地鼓励了身边工作的地方干部，我转业到地委党史办工作时，还有些同志跟我说起一些战友“小车不倒只管推”的事迹。

　　1968年成立革委会后，机关人员少，事情多，原地委机关干部大都去五七干校搞斗批改，新招进机关的年轻干部，大都来自基层，情况不熟，业务生疏，需要老同志传、帮、带。他们“战争中学习战争”，一靠领导指点，二靠地方同志“参谋”，三靠自己实干。工作遇到困难不少，但“草鞋冒样，边打边像”，一段工作实践，终于适应了所担负的工作，而且得到领导、群众好评。当时，在军分区、革委会接触比较多“三支两军”人员中，使我深受教育、引为榜样的是担任地革委会党委办正、副主任的分区科长夏惠清和武装部副科长李葆华，他俩既要参加地委、地革委一些会议，领会精神、掌握情况，又要组织办文、撰写文稿，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有时，还要昼夜奋战，灯下工作到日出从不叫苦叫累。欧阳辉同志就常跟我们谈起他们工作认真负责的严谨作风。在1973年5月“三支两军”撤回部队时，地委主要领导把夏科长留在地委机关，他婉言谢绝了。后转业到化工总厂工作，1983年担任厂纪委书记和厂里政研工作。

    从总体上讲，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指战员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部队在“三支两军”中，执行了“文化大革命”一套“左”的东西，还把林彪“突出政治”的一套推行到地方，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后果，有些干部思想偏“左”，对同志缺乏尊重、友谊，对自己又不能自知之明。在部队当参谋、干事，支左担任一定职务，就有些飘飘然，甚至是“一朝把官做，就把令来行”，不注意自己在部队的身份，不分老地方还是新干部，指手划脚，埋三怨四，唯我是从，方法简单粗暴等等，伤害了一些地方干部。这样的干部虽是个别的，但他们的思想、工作作风给地方留下了不良影响。在“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后，一段时间，军分区、县武装部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到地方机关和“支左”单位走访，征求意见，在军分区、武装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了干部对“三支两军”消极后果的认识。之后，通过军分区领导做工作，才挽回和消除一些影响，密切了军政关系。

 

（作者系原岳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