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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岁月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3-31 12:00

劳动中成长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风暴冲击着祖国大地,灾难不可避免地降临到我家。我的父亲被打成“黑五类”,1969年又被作为专政对象,遣送到偏远的乡村,被株连的还有我年迈的母亲和四个尚未成人的弟妹。唯一的弟弟1965年初中毕业后不准升高中,瞒着母亲报名下乡了。而我呢,1965年于市一中高中毕业,在校也算是一个优秀生,可上大学没份,招工无门,也报名下乡了。“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抱着美好的憧憬和向往,作为第一批知青,我与20多名不同年龄(最大的20多岁,最小的只有13岁)、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社会经历的知青来到了岳阳县良种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地群众敲锣打鼓迎接我们,我们的激动之心溢于言表。

    美好的愿望是一回事,现实则又是另一回事。我们知青同农民一样,早起晚归,面朝黄土背朝天,终日劳作在山林田间。岳阳县良种场地处京广线上的小站湖滨和麻塘之间,主要种植水稻、繁殖良种。春插时风雨交加、寒风刺骨,穿着蓑衣扯秧、栽秧,双脚泡在冰冷的水田里,痛得钻心;双抢时,夏日炎炎,汗流夹背,用扮桶打谷或脚踩打谷机,饥饿难忍,两眼冒花,只好用井水充饥,第二批下放知青姚维莉曾几次晕倒在田里。因为农场的谷只能作良种,我们知青常常要跨过铁路到麻塘挑谷,回到场打成米再食用,当时就有周良城等几位知青葬身于铁路线上。有时到岳阳挑粪来回五六十里,因为粪是用钱买的,生怕泼洒掉一点。有一个姓欧阳的知青将粪泼了,还用双手将粪捧到桶里。光着脚丫到湖边挑湖草,许多知青染上了血吸虫病。农村主要的燃料就是柴,我们穿着草鞋到山上砍柴,一人多深的茅柴简直是拖下山的。种棉花、花生需要肥料,我们知青挑着篓子到乡村周围拾牛粪,将牛粪晒干捏碎,开始觉得恶心,后来也就习惯了。体力劳动全凭双手双肩和双脚,肩上、手上、脚板上起了厚茧,甚至打了血泡。原来我只能用右肩挑担,慢慢也会换肩用左肩了。我们这些城市长大的青年,每天回来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一动也不想动。艰辛的劳动中,我学会了各种农活,当时农民还夸我,“莫看小韩个子小,做事还蛮扎劲呢”。在乡村,除了身体累,生活也是很苦的,酸菜辣椒是主菜,常吃无油菜,肉蛋更是少见,有时用酱油泡饭……

磨难中成熟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到了我们农场,我们知青不可避免地便坠入到这场巨大的灾难中。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人们也变得荒唐起来。一些知青陆续返城闹革命和大串联。学生走出课堂、工人拉下电闸、农民丢弃土地,去造反、去革命。每天必须“早请示、晚汇报”,秧丢在田里也不管。

    当时我和一知青成婚,有了第一个孩子,只好暂守“阵地”。这年春天,一个阴雨霏霏的日子,16时,我俩收工回来,突然几个背着枪,持着梭标的基干民兵,匆匆向我们住的地方奔来,进门就冲着我们问:“你们窝藏反革命父亲没有?”我被这可怕的消息吓懵了,心想公公春节前就被关进了闷罐子车,至今已有两个多月了,难道他……抑或还有别的什么事?一种不祥的预感向我袭来,前不久听说同公公禁闭的马师傅自缢了,他会不会……,我简直不敢想下去了,无力地倚在墙边,任凭他们乱翻,顷刻间满屋狼籍不堪。一位农技干部模样的人,搜到几本书:陶铸的《理想和情操》、茅盾的《子夜》、巴金的《雾雨电》等,像觅到什么证据似的 “这就是十七年修正主义培养出来的黑苗子……”。书被没收了,他们也带走了公公给我们俩备砍柴用的几双帆布手套,迷茫的我不知所措。

    大约半小时后,持续不断的狗叫声,使我们感到诧异,循声寻去,只见屋后的屋檐下,一个衣着褴褛的人正向窗缝里塞着什么(5元钱)。原来他就是下令通缉捉拿的公公。人非草木,岂非无情,父子相拥而泣。一时我忘记了害怕,忙将公公扶进屋, 他形枯面黄,讲了关在铁闷罐子车的实情:关进车内失去自由,整日见不到阳光,每天早晨放风一次,家中送来的饭菜必须检查,由专人递送,而且不准吃饱,也不准吃好。大会批,小会斗,不分昼夜的审,逼得你头昏脑胀。他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就被吊在篮球架上鞭打、泼冷水,还说他有气功。哎,我无法解释也无法相信,已经解放20年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土地上,还在施行这种暴行。公公将身上的伤痕给我们看,泪流满面地说实在是受不了,想离我们而去。我内心似刀绞,哭劝公公千万别这样想,问题终究会弄清的。公公不愿走,最后我还是喊了基干民兵。他们将公公跪着捆绑,我爱人看到自己的父亲无故受辱,不由得怒气冲天,向他们大声吼:“不要捆绑我的父亲,要文斗不要武斗。”然而在那造反有理、黑白不分的年代里,哪容得半点申辩,他们又把我爱人捆绑起来,一同押到下通缉令的单位。过了一天一晚,他被押回农场,场革委会利用第二批不明真相的知青,召开了批斗大会。罪行就是替反革命的父亲翻案,替右派分子写上访信,不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等等。我爱人不服,就把他吊起来,绳子断了,他摔伤了,可还要我与他划清界线,我的心在泣血啊!红色的海洋里,我与丈夫的背上似乎刻下了难以驱去的黑色伤痕,唯一的办法只有用不停的劳作来摧残我们的身体,忘却那心灵的创伤。

    不久,我的爱人被强行押到偏远的队采石场劳动改造,我也被安排到第四生产队劳动,住在一个农户搭的偏房里(不足15平方米)。坐在屋里,阳光可照进里面,外面刮大风,里面起小风;外面下大雪,里面下小雪。当时身怀六甲的我,除了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还要在月光下挖自留地。记得有一次,因吃了挖的野菜,不慎中毒,“早请示、晚汇报”时,我两眼发黑,人欲倒地,恐又被说成“不忠”。但终因撑不住晕倒在队室里,一位老农及时抢救了我,心疼地说:“小韩啊,你不能太苦了自己。”

    孩子生下来无人带,我只好将她锁在家里,孩子逐渐长大,在摇窝里哭啊、吵啊,几乎被摔死。修麻塘大堤,队里照顾我喂猪看牛,当时还有个“倒骑牛”的绰号。

    蹉跎岁月里,我们知青满腔的抱负、满怀的豪情,被无情的时间洗刷成一片空白,整个青春迷茫、困顿而又无奈。但艰难困苦磨砺了我们,也使我们逐渐走向成熟。

逆境中奋发

    “世界上的事情永远不是绝对的,结果完全因人而异,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于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人生道路上,自处逆境,要有所作为,那么就要敢于善于在逆境中闯出自己的路。素有强烈上进心的我,是不甘心沉沦的。生产劳动中,我样样农活学着干,虽然每天只有几分工,虽然干了一年我俩还超支,虽然我们又苦又累,但吃苦耐劳的精神终于得到了贫下中农的赞扬,我曾多次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知青积极分子,1977年我还到岳阳参加了知青积极分子大会呢。

    由于劳动踏实肯干,又是老高中生,加之农村学校需要教师,1970年,我被农场党委调到农场子弟学校,当了老师,从小学教到中学。刚步入教坛的我,遇到了种种困难:业务不熟,除了春插、双抢带学生下田劳动外,我就利用假日积极参加培训;没有资料可参考,我挤点钱买资料,苦钻教材(仅只一本书);没有教室、没有桌椅,就在农民居住的堂屋里上课,学生自带桌椅,而且“教室”常挪动。记得农场曾将猪栏改成教室,后来好不容易凑点资金,我和老师学生就地取材,挖泥做砖、烧砖,终于盖了几间简陋的教室;没有学科老师,我几乎门门学科都钻都教;没有电灯,晚自习就用煤油灯;老师不够就开复式班……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样的条件下,我和几位知青老师付出的辛勤努力,终于有了回报。高考制度恢复后,竟然有八位学生考上了大学。1979年知青大返城后,我还经常收到来自农村学生一封封洋溢着激情的书信。

    走过了那片历史的沼泽地,1979年返城后,步入中年的我,被岳北铁中聘为代课老师。当时我已是三十挂零的人了,尚未一个正式的职业,内心确也忧虑不安,冷水区负责人曾找我到居委会工作,我舍不得学生,离不开学校,还是爱上了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党的政策落实,父亲问题得到了解决,学校领导设法让我顶职,留在了学校。1982年,学校分到一个招工指标,我参加了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到了广州圆了“大学梦”。多年来,我的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工作业绩得到领导同行的认可,学生、家长的好评,党和人民给了我不少荣誉。

    “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知青虽然困顿苦闷,但没有沉沦、没有颓废,仍然在顽强的生活着、求索着。“知青”,这个刻骨铭心的词语,它蕴含着苦难的历史、苦涩的青春、顽强的意志以及对祖国的忠诚,愿“知青”这个称号永远镌刻在共和国风雨历程的丰碑上。

   

(作者系岳阳市十二中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