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中成长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风暴冲击着祖国大地，灾难不可避免地降临到我家。我的父亲被打成“黑五类”，1969年又被作为专政对象，遣送到偏远的乡村，被株连的还有我年迈的母亲和四个尚未成人的弟妹。唯一的弟弟1965年初中毕业后不准升高中，瞒着母亲报名下乡了。而我呢，1965年于市一中高中毕业，在校也算是一个优秀生，可上大学没份，招工无门，也报名下乡了。“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抱着美好的憧憬和向往，作为第一批知青，我与20多名不同年龄（最大的20多岁，最小的只有13岁）、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社会经历的知青来到了岳阳县良种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地群众敲锣打鼓迎接我们，我们的激动之心溢于言表。

    美好的愿望是一回事，现实则又是另一回事。我们知青同农民一样，早起晚归，面朝黄土背朝天，终日劳作在山林田间。岳阳县良种场地处京广线上的小站湖滨和麻塘之间，主要种植水稻、繁殖良种。春插时风雨交加、寒风刺骨，穿着蓑衣扯秧、栽秧，双脚泡在冰冷的水田里，痛得钻心；双抢时，夏日炎炎，汗流夹背，用扮桶打谷或脚踩打谷机，饥饿难忍，两眼冒花，只好用井水充饥，第二批下放知青姚维莉曾几次晕倒在田里。因为农场的谷只能作良种，我们知青常常要跨过铁路到麻塘挑谷，回到场打成米再食用，当时就有周良城等几位知青葬身于铁路线上。有时到岳阳挑粪来回五六十里，因为粪是用钱买的，生怕泼洒掉一点。有一个姓欧阳的知青将粪泼了，还用双手将粪捧到桶里。光着脚丫到湖边挑湖草，许多知青染上了血吸虫病。农村主要的燃料就是柴，我们穿着草鞋到山上砍柴，一人多深的茅柴简直是拖下山的。种棉花、花生需要肥料，我们知青挑着篓子到乡村周围拾牛粪，将牛粪晒干捏碎，开始觉得恶心，后来也就习惯了。体力劳动全凭双手双肩和双脚，肩上、手上、脚板上起了厚茧，甚至打了血泡。原来我只能用右肩挑担，慢慢也会换肩用左肩了。我们这些城市长大的青年，每天回来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一动也不想动。艰辛的劳动中，我学会了各种农活，当时农民还夸我，“莫看小韩个子小，做事还蛮扎劲呢”。在乡村，除了身体累，生活也是很苦的，酸菜辣椒是主菜，常吃无油菜，肉蛋更是少见，有时用酱油泡饭……

磨难中成熟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到了我们农场，我们知青不可避免地便坠入到这场巨大的灾难中。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人们也变得荒唐起来。一些知青陆续返城闹革命和大串联。学生走出课堂、工人拉下电闸、农民丢弃土地，去造反、去革命。每天必须“早请示、晚汇报”，秧丢在田里也不管。

    当时我和一知青成婚，有了第一个孩子，只好暂守“阵地”。这年春天，一个阴雨霏霏的日子，16时，我俩收工回来，突然几个背着枪，持着梭标的基干民兵，匆匆向我们住的地方奔来，进门就冲着我们问：“你们窝藏反革命父亲没有？”我被这可怕的消息吓懵了，心想公公春节前就被关进了闷罐子车，至今已有两个多月了，难道他……抑或还有别的什么事？一种不祥的预感向我袭来，前不久听说同公公禁闭的马师傅自缢了，他会不会……，我简直不敢想下去了，无力地倚在墙边，任凭他们乱翻，顷刻间满屋狼籍不堪。一位农技干部模样的人，搜到几本书：陶铸的《理想和情操》、茅盾的《子夜》、巴金的《雾雨电》等，像觅到什么证据似的 “这就是十七年修正主义培养出来的黑苗子……”。书被没收了，他们也带走了公公给我们俩备砍柴用的几双帆布手套，迷茫的我不知所措。

    大约半小时后，持续不断的狗叫声，使我们感到诧异，循声寻去，只见屋后的屋檐下，一个衣着褴褛的人正向窗缝里塞着什么（5元钱）。原来他就是下令通缉捉拿的公公。人非草木，岂非无情，父子相拥而泣。一时我忘记了害怕，忙将公公扶进屋， 他形枯面黄，讲了关在铁闷罐子车的实情：关进车内失去自由，整日见不到阳光，每天早晨放风一次，家中送来的饭菜必须检查，由专人递送，而且不准吃饱，也不准吃好。大会批，小会斗，不分昼夜的审，逼得你头昏脑胀。他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就被吊在篮球架上鞭打、泼冷水，还说他有气功。哎，我无法解释也无法相信，已经解放20年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土地上，还在施行这种暴行。公公将身上的伤痕给我们看，泪流满面地说实在是受不了，想离我们而去。我内心似刀绞，哭劝公公千万别这样想，问题终究会弄清的。公公不愿走，最后我还是喊了基干民兵。他们将公公跪着捆绑，我爱人看到自己的父亲无故受辱，不由得怒气冲天，向他们大声吼：“不要捆绑我的父亲，要文斗不要武斗。”然而在那造反有理、黑白不分的年代里，哪容得半点申辩，他们又把我爱人捆绑起来，一同押到下通缉令的单位。过了一天一晚，他被押回农场，场革委会利用第二批不明真相的知青，召开了批斗大会。罪行就是替反革命的父亲翻案，替右派分子写上访信，不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等等。我爱人不服，就把他吊起来，绳子断了，他摔伤了，可还要我与他划清界线，我的心在泣血啊！红色的海洋里，我与丈夫的背上似乎刻下了难以驱去的黑色伤痕，唯一的办法只有用不停的劳作来摧残我们的身体，忘却那心灵的创伤。

    不久，我的爱人被强行押到偏远的队采石场劳动改造，我也被安排到第四生产队劳动，住在一个农户搭的偏房里（不足15平方米）。坐在屋里，阳光可照进里面，外面刮大风，里面起小风；外面下大雪，里面下小雪。当时身怀六甲的我，除了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还要在月光下挖自留地。记得有一次，因吃了挖的野菜，不慎中毒，“早请示、晚汇报”时，我两眼发黑，人欲倒地，恐又被说成“不忠”。但终因撑不住晕倒在队室里，一位老农及时抢救了我，心疼地说：“小韩啊，你不能太苦了自己。”

    孩子生下来无人带，我只好将她锁在家里，孩子逐渐长大，在摇窝里哭啊、吵啊，几乎被摔死。修麻塘大堤，队里照顾我喂猪看牛，当时还有个“倒骑牛”的绰号。

    蹉跎岁月里，我们知青满腔的抱负、满怀的豪情，被无情的时间洗刷成一片空白，整个青春迷茫、困顿而又无奈。但艰难困苦磨砺了我们，也使我们逐渐走向成熟。

逆境中奋发

    “世界上的事情永远不是绝对的，结果完全因人而异，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于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人生道路上，自处逆境，要有所作为，那么就要敢于善于在逆境中闯出自己的路。素有强烈上进心的我，是不甘心沉沦的。生产劳动中，我样样农活学着干，虽然每天只有几分工，虽然干了一年我俩还超支，虽然我们又苦又累，但吃苦耐劳的精神终于得到了贫下中农的赞扬，我曾多次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知青积极分子，1977年我还到岳阳参加了知青积极分子大会呢。

    由于劳动踏实肯干，又是老高中生，加之农村学校需要教师，1970年，我被农场党委调到农场子弟学校，当了老师，从小学教到中学。刚步入教坛的我，遇到了种种困难：业务不熟，除了春插、双抢带学生下田劳动外，我就利用假日积极参加培训；没有资料可参考，我挤点钱买资料，苦钻教材（仅只一本书）；没有教室、没有桌椅，就在农民居住的堂屋里上课，学生自带桌椅，而且“教室”常挪动。记得农场曾将猪栏改成教室，后来好不容易凑点资金，我和老师学生就地取材，挖泥做砖、烧砖，终于盖了几间简陋的教室；没有学科老师，我几乎门门学科都钻都教；没有电灯，晚自习就用煤油灯；老师不够就开复式班……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样的条件下，我和几位知青老师付出的辛勤努力，终于有了回报。高考制度恢复后，竟然有八位学生考上了大学。1979年知青大返城后，我还经常收到来自农村学生一封封洋溢着激情的书信。

    走过了那片历史的沼泽地，1979年返城后，步入中年的我，被岳北铁中聘为代课老师。当时我已是三十挂零的人了，尚未一个正式的职业，内心确也忧虑不安，冷水区负责人曾找我到居委会工作，我舍不得学生，离不开学校，还是爱上了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党的政策落实，父亲问题得到了解决，学校领导设法让我顶职，留在了学校。1982年，学校分到一个招工指标，我参加了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到了广州圆了“大学梦”。多年来，我的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工作业绩得到领导同行的认可，学生、家长的好评，党和人民给了我不少荣誉。

    “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知青虽然困顿苦闷，但没有沉沦、没有颓废，仍然在顽强的生活着、求索着。“知青”，这个刻骨铭心的词语，它蕴含着苦难的历史、苦涩的青春、顽强的意志以及对祖国的忠诚，愿“知青”这个称号永远镌刻在共和国风雨历程的丰碑上。

   

（作者系岳阳市十二中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