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由忻县南下湖南平江后，组织上确定我任平江县武装部部长，具体负责接管县城、支前和剿匪工作。
    11月23日，县委书记齐寿良找到我说，天岳乡的土匪十分猖獗，在虹桥袭击了工作队，让我亲自出马，赴虹桥地区直接指挥剿匪工作。并叮咛我：“要小心才是。要知道，这是一股亡命之徒，你要拿出当年敌后武工队的智勇去对付这股敌人。县委盼你迅速剿灭土匪，早日凯旋归来。”
    回到县武装部，我向有关同志传达了齐书记的指示，大家分析了天岳乡的敌情，一致认为：天岳乡的中心是虹桥，位于幕阜山北麓，境内山峦叠嶂，绵延数百里，地势十分险要。盘踞在这一带的土匪，南有童锡畴等，北有魏农清等，他们互相勾结，打家劫舍，危害人民。据掌握的材料，这些家伙都是惯匪，大约有百多支枪，十分残暴。洞口地区有一户红军家属，因与之反抗，魏农清就派土匪骨干李少希将这一家三口全部杀害，群众非常惧怕。根据此种情况，有同志建议让郭贵锁同志与我同行。郭贵锁身材魁梧，为人憨厚、纯朴，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举手可击中飞翔的鸟，被称作神枪手。为了加快速度，我们决定从梅仙，经三墩到虹桥，这样要近得多。为取捷径，我们还走了一条20公里长的深沟峡谷，当晚便赶到虹桥。
    虹桥镇有百多户人家，由南向北一条街，两边也有几家卖烟酒副食的杂货铺和染布、制鞭炮的作坊。山中悬崖峭壁，古木参天。土匪魏农清就是利用这天然险境与民为敌，气焰十分嚣张，群众受尽了蹂躏。当时，县委为了开展工作，在虹桥镇成立了办事处，派五区组织委员张其生担任书记兼主任，又派孙一今、邹立庭等五位同志组成办事处。我们到虹桥后，鉴于严峻的形势和土匪时散时聚的特点，在同部队指战员交换意见后，决定首先在虹桥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给人民群众撑腰壮胆，以安定民心。于是，在洞口筑了一个碉堡，派两个班的兵力驻扎，控制魏农清等匪部的活动；在长庆也派驻两个班，控制胡次仁等匪部的骚乱。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向工作队不断提供情报，并监视土匪的动向。这样一来，龟缩在各个角落里的残匪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工作队抓住时机，适时向匪首发动政治攻势，派进步人士和土匪家属进山宣传，送劝降信，劝他们下山，弃暗投明。
    11月下旬的一天，上山给匪首送劝降信的虹桥小学李校长和李振汉老师回来说：迫于全国的形势和部队进剿的威力，还听到山下你们工作队的威风，匪首魏农清已开始发生动摇，提出要和部长面谈。于是，我召开办事处负责人和驻军六连连长参加的会议，我在会上慎重表示：“匪首魏农清既然想与我们面谈，说明在我们的政治攻势下，已经有所动心，不趁此机会开展进一步的攻势，将会给今后的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深入虎穴固然有一定的危险性，但不入虎穴，又焉得虎子？因此，我决心冒险前往。”
    大家听我这样一说，虽然认为很有道理，但还是担心我的安危。我接着又说：“为了人民的安危，就不能过多地考虑个人。这种事我见得多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根据目前匪徒们的处境，第一，他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其次，只要我们做好准备，即使有某种危险，我们也有力量转危为安。不过这样大的事，应该事先报告县委，如派人回县，怕耽误时间，失掉机会，日后请同志们给我做个解释就行了。”
    一天早晨，我们从虹桥启程，大步流星地向匪首魏农清的巢穴走去。事先双方约定：不准带部队、不准带枪。对此，却丝毫不能马虎。在临行时，我带枪三支：一支仅能装一粒子弹的水笔枪，插在上衣口袋里；一支勃朗宁，藏在裤袋里；一支驳壳枪插在裤腰带上。随同前往的郭贵锁也带了两支枪：一支勃壳枪插在裤腰带上，一支美造冲锋枪挎在肩上，一件大衣披在身上，丝毫不露形迹。身后相距五华里处，有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紧随；再后面是部队某副营长带的连队，一旦听到枪声，便可立即响应。
    当我们到达预定地点时，七八个匪徒以所谓“练武”为名，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匪首魏农清则像座山雕似的，独自一人坐在屋里，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传出要同我一个人单独见面。见此情景，我首先抓住他的把柄，故意提高嗓门说：“嗬，好热闹呀！还说不带部队、不带武器呢，何以要这么多人和枪呀？”这一个下马威非常奏效，魏农清当即从屋里出来，说：“部长还怕几条破枪呢！你们也不会不带武器吧？”我说：“那就由你去猜吧！我要是怕，就不来了。不过我要说的是：江湖义气，以信为先呀！”
    “是的，是以信为先，以信为先。”魏农清被我“将”得茫然不知所措，边笑脸相迎，引我进屋，端茶递烟，边吞吞吐吐地狡辩说：“也是为了保护张部长的安全嘛，请勿介意，请勿介意。”
    这时我才看清，这个占山为王的魏农清，身穿一件皮夹克，矮小个儿，40岁左右年纪，在彼此坐定以后，便开门见山，问他何时下山。他推脱说：“不是我不愿下山，是弟兄们不愿散伙。”
    我反复向他讲明我党和政府的剿匪政策和剿匪决心，不根绝匪患，决不罢休。并强调指出：你这一帮乌合之众，百八十个人，疥癣之疾，何能翻江倒海，岂是人民解放军的对手？处在目前这种境遇，唯一的出路，是放下武器，向人民投诚。
    魏农清听了我这一番阐述，提出要求改编，暂时保持他们的人、枪不动。我说：“改编的问题，我个人答复不了，需请示上级。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向人民投诚，改恶从善，给养不成问题。”当时，谈判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我们下山即向县委请示，县委答复：可以暂时同意魏匪提出的条件，先把匪众掌握在我们手中。
    鉴于大军压境，魏农清一帮匪徒别无出路，于12月初，率领50余名土匪到虹桥投诚。我们把这些人带回县城，与县长、县大队队长等领导见面。当晚，县委开会研究对策，大家认为：这帮匪徒十分狡猾，他们的人和枪绝对没有全部交出来。但如果现在硬缴了他们的枪，会影响还没有投诚的其他匪徒，还是放长线钓大鱼，仍叫他们返回虹桥，一方面注意他们的动向，同时继续向他们宣传政策。
    十多天以后的一个夜间，发现魏农清率众匪叛乱，我立即指挥六连鸣枪追击，部分匪徒听见鸣枪，返了回来，缴获步枪31支，只有魏农清率少数匪徒逃往内山。之后，驻军部队向匪徒聚集之地发动强大攻势，有的被击毙，有的被活捉。魏农清尽管匪性难改，终究也没有逃出人民的法网，不几日即被捉拿归案，予以处决。

（作者系湘潭钢铁公司原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