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由山西忻县进入湖南平江，到1953年4月，先后任一区（含城关和城郊几个保）区长、区委书记，城关区区委书记，平江县委委员、平江县人民政府县长。4年时间，许多事情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建立政权

    一区所要接管的是原汉昌镇的辖区。原汉昌镇共设14个保，其中县城8个，农村6个。一区政府设在原汉昌镇公所驻地——仓前巷县参议会内。当时的平江经济虽然还很落后，但县城毕竟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一区较其他区的情况相对复杂，任务也较繁重。但也有其优越的一面——靠近县委、县政府，请示工作、争取领导的支持比较方便。
    当时进入一区的工作人员，除区委书记和我，还有组织委员蒋有钱、宣传委员赵阳成、武装大队大队长谢润海、武装干事孟存义、财粮助理员侯印、派出所所长李维喜。随后，留在郑州的女同志任郁、蔚桂香、任润香、巩秀香等也来到平江县城，后来又有柳金星、李红军、孟力、刘建平、彭卫华等调到一区工作，同时也从一区抽调一些同志到广西、湘西等地支援新区。
    接管政权后，人员不足，就从旧镇公所人员中留用一些人，如原汉昌镇镇长钟盟伍，就留在一区工作了一段时间。同时通过短期培训，吸收了一批大革命时期的积极分子和革命家属、革命烈士子女参加工作。其中一区吸收的老革命和烈士子女有：曾宪良、喻谷森、徐福章、邹继平、钟导生；青年知识分子有：陈定安、徐传文、余化鹏、杜衍淳、吴士珍、林焕芝、罗怀青、彭新民、余修文、余德英、李幼兰、余禅恩、何毅然等。湘潭建设学院分配来的有贺伯雄、陈绍先、楚瑞如、陈志德、李锦兰等。此外，地、县分配来的地下党员有彭中孚、郭盛华、胡亮溪、胡丙生、周名赋、王春生。这些同志在后来的减租退押、镇反、土改、发展生产等各项工作中施展了各自的才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除上述人员外，为了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我们对原一区管辖的知名人士和旧职人员也作了尽可能的安排，这样做一则充分利用他们的影响和才干为开展新区工作服务，二则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依托，减少工作方面的阻力。这些人士有李午云、欧阳清甫、吴继猛、唐炳初、黄湘才、利恒泰、凌尚武、张子谋以及钟盟伍、李筠元、黄白隆、杨汉权、何锡麟、周国彬等十多人。

恢复生产

    接管政权后，为了安定民心，消除疑虑，我们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张贴布告、街头宣传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铺平道路。为了保证过境大军粮草供应，我们除接收原国民党政府在县城的“万担粮仓”外，就是利用原有的保、甲长向商户和城乡民众征集粮草。基本原则是大商户多征，小商户少征；在农村采用先行借征，秋后抵扣公粮的办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总共筹集了5万多公斤粮食，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了任务。
    为了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县、区均成立生产领导委员会，吸收各界代表和知名人士共同研究恢复生产的有关问题。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恢复大光电厂的生产。这个厂是县城的唯一发电厂，工厂虽小，却担负着全城照明的重任。但在国民党撤退时遭到破坏，我们入城之始，全城一片漆黑，居民靠煤油灯照明。为了迅速解决这个问题，县委、县政府责成一区迅速恢复电厂生产，区领导组织电厂技工谭春林、柳克江、李觉道等人进行紧急抢修。经过二十多天艰苦努力，大光电厂终于投入运转，使县城大放光明，此举在群众中影响甚好。谭春林师傅后来还制造了抽水机支援农业生产，成了省工业劳动模范。
    平江土布是一宗颇有名气的产品，县城是土布的集散地，最兴盛的时候每天100多担土纱、大布上市。但在国民党统治后期，土布生产日渐衰落，到1949年上半年，每天上市的大布仅有10担左右，有时还不到10担。为恢复土布生产，除组织人力到外地采购棉花、帮助解决产品运销外，政府采取减免税收、发放贷款等政策，扶持发展土布生产。区政府还出面会同工商、税务、银行和贸易公司等单位成立纺织生产合作指导委员会，专门研究恢复和发展纺织业生产方面的有关问题，使县城和附近农村的纺织业得到迅速发展。至1949年底，全区组织61个纺纱小组，有纺纱机970台；组织织布小组5个，有织布机104台。纺织业投入正常生产，并不断发展，不但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也使社会秩序日趋安定。
    与此同时，我们组织农民开展生产互助，提出“种多收多、明年不挨饿”的口号；宣传“冬季生产，谁种谁收，一年只交一次粮；生荒五年不交租田粮，熟荒三年不交租纳粮”的政策，并用政府帮助和农民互助的办法解决生产中的具体困难，推动了秋种、冬种工作的开展。

减租退押

    1950年春，根据上级的安排，在农村发动农民向地主阶级开展减租、退押活动，这是党和政府组织农民对地主阶级开展的第一次攻势。因为这是一次声势较大的群众运动，而且运动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利益，影响党在群众中的信誉和今后各项运动的开展，因此，县委、县政府再三强调必须作好充分准备，条件不成熟不要轻易开展。为此，我们抽调一批区、村干部、教师参加这一工作，在入村前进行一段时间的集训，反复交代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然后选择一些条件较好的村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再全面推广。当时一区的做法主要是摸清与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如怕变天、怕报复、怕力量小开展不起来等。我们首先通过整顿农会加强农会核心力量，有力地发动和领导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使运动得以顺利开展。
    当斗争取得胜利后，我们及时引导农民搞好对胜利果实的处理，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同时，进行 “天下农民是一家”和“团结就是力量”的教育。减租、退押的果实一般都是佃户所得，不少有困难的佃户都获得同样的胜利成果。在团结互助的原则下，我们动员得果实较多的农民借出部分粮食帮助有困难的农户渡荒，使果实较少的农民都皆大欢喜。然后教育群众精打细算，号召农民除留下基本口粮外，要把胜利果实用到发展生产中去。
    在减租、退押运动中，虽然取得较好的成绩，但在进行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地主阶级千方百计耍花招，玩手段，有的对农民施以小恩小惠，有的用软化加威胁的手段给运动的开展制造障碍。在这种新的斗争形势面前，我们及时用分析、对比、算账的办法提高农民的觉悟，揭露地主的阴谋诡计，保证运动的顺利进行。
    同年4月1日，一区在县城广场召开有4000多农民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减租退押取得的重大胜利。为了向农民展示“双减”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会前，我们通过各村的统计数字，编出“双减”运动的成绩表册，其中包括从地主大户中退出的粮食，各村购买耕牛的数目，修复水利的成果，开荒、积肥、冬耕、冬种的成绩。群众看到党和政府领导农民所取得的斗争成果，政治觉悟大大提高，报名参加农民协会的人不断增加。在大会上，县农民协会筹委会主席齐寿良发表讲话，宣布经县、区两级党委决定，由刘佩仁任一区农民协会筹委会主席，号召农民在双减运动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发扬互助友爱精神，保证每户农民渡过灾荒。大会还散发了给农民兄弟的一封信——《为巩固胜利，加强团结，开展大生产运动，渡过灾荒》。这次大会的成功，为后来各项运动的开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土地改革

    1950年7月5日，县成立土改委员会，县长梁书文兼主任委员，负责组织和指挥全县的土改运动。10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改总路线和总政策，县土改委员会开办第一期土改工作人员训练班。11月，全县组织730多名干部分赴16个重点乡正式开展土改工作。
    一区的土改试点单位是三新乡，由我任试点组组长。三新乡靠近县城，有三阳街和三坪、新民等自然村，全乡有2000多人。三阳街是靠近县城的一个小圩镇，农业、工业、商业都比较发达。这个乡不仅有比较富有的地主，而且还有国民党官僚、县参议员等。县立中学也设在这里，群众的文化素质比较高。土改工作队进村后的工作方法，也同其他乡的形式有所区别。为了工作方便，工作队20多人集中住在三阳街，早出晚归，不进农民家庭，但在工作上还是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我们进村时，村农民协会已建立起来，工作队通过农协会积极分子去串连和发动农民，壮大农协队伍。在提高农民对土改认识的同时，我们着手摸清地主阶级阵营内的结构，按照《土改法》规定的方针、政策分别确定对策和打击力度。在地主中，也有不同态度的牵头人，只要我们发动群众把顽固分子斗垮，其他人的工作就好做了。
    一区原来是由城关和三阳一部分组成，在土改全面开展前，为了区分农村和城镇工作的不同侧重点，县委决定把一区分开，县城部分单独成立城关镇，余下的农村部分仍然叫一区，我被分配到一区工作，任区委书记兼区长。一区设13个乡，即附城乡、三新乡、曲池乡、驷马乡、清平乡、更鼓乡、金窝乡、肥田乡、浊水乡、中宦乡、密云乡、新潘乡和清安乡。每个乡又分为几个片。在试点总结后，在全区各乡全面铺开，由区领导分别担任各片片长和一个土改工作组组长，组长重点管一个乡，照顾一个片。区领导严格按照《土改法》所规定的政策办事，明确阶级阵容，不扩大打击面，通过群众议论，对开明、守法地主与不法地主区别对待；工商业地主、华侨地主同一般地主区别对待，尽量减少在斗争中的阻力。同时，区领导定期召开片长会议，沟通信息，交流经验，研究和处理一些疑难问题，推动全区土改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进入分配阶段时，因为这是土改斗争的最终目标，所以我们在各项工作中特别注意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农民的政治觉悟虽然在斗争中有很大提高，但私心随时都会暴露出来。因此，我们特别注意教育农民群众发扬团结，友爱、互助、互让的精神。在土地和实物的分配上，不能有任何偏袒的做法，以减少后遗症，尽力把土改工作变成推动生产发展的动力。
    每个乡的土改结束后，我们根据验收标准进行验收，对出现“夹生饭”的现象，区委组织力量深入发动，教育农民按《土改法》办事，把运动搞得扎扎实实，达到预期效果。新一区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大大推动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1年春，土改工作即将结束时，我被调回城关镇任党委书记。主要工作是抓城关镇的街道建设，整顿街道居委会的领导班子，工作任务和工作对象都有了很大的改变。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街道建设走上正轨，接着就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和三大改造，所有这些运动都是直接同群众打交道。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我在群众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不少群众运动的热烈场面至今仍深深地印在脑海中。我任县长的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在任期内正是土改结束颁发土地证的时候，每张土地证都盖有县人民政府的大印和县长的印鉴，我的名字随之走进了平江县的千家万户。平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和平江人民结下了深深的情缘。时间虽短，但情缘不是以时间计量的。我们的世代都关注着平江；我们的心永远和平江联系在一起！

（作者系广东省工艺美术公司原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