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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湘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大举措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3-31 12:00
    1987年秋,县委任命我为县劳动人事局局长。凭着自己在军队二十年炼就的不怕艰难重负的精神,我乐意挑起了这副重担。当时,为了弄清全县劳动力的基本情况,我沉下去,作了认真的调查。有一组数据把我的工作思路带到了一个新的境地。全县46万人口,20万劳动力,3万公顷耕地面积,人均耕地0.98亩,农村耕种的科技含量在提高,农村剩余劳力增加了,部分工厂企业在破产、改体,在岗工人出现待业现象;在校学生9万余人,每年新增学生8000人,走向社会的学生8000人左右,考上大、中专(技校)的300人左右,入伍到部队200人左右,招工到单位厂矿就业的1500~2000人左右,劳改、劳教200人左右,学艺从事其他职业的1000人左右,4000多人要回农村或闲置在城镇。全县剩余劳动力9万余人,占总人数的16%。就业安置工作不落到实处,就会给县委、县政府和社会带来许多问题。怎样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呢?我召开局党组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结论是:用改革开放的思想,寻找改革开放形势下的新出路。
    1988年2月,我和劳动服务公司经理肖云开、股长丁艳辉一道,怀着全市人民的希望,登上南下的列车,去广东沿海地区。在东莞找到工兵团团长丁小初、汽车团团长陈松青,在深圳找到深圳市办公厅秘书王建军……真是天下战友是一家,家乡的战友更是亲如兄弟。听说我们为家乡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便热情地引路牵线。当时,广东沿海地区,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创办的经济改革试验特区。这里到处是工业园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劳动用工制度全部实行合同制,择业自主,环境宽松;到处都是热烈欢迎内地劳工的标语和招工广告,经过一周时间的走访,我们跑了18个单位,有5家工厂和我们签订了劳动合同。在我们离开广州时,丁团长还语重心长地说:“欢迎家乡的劳工到沿海来发财。”简短的一句话,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都想为家乡的老百姓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回到临湘,我即把组织劳务输出的初步方案向县长张树尤作了详细汇报,张县长当即表态:“你们想得好,就这么干。”
    于是,在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召开部门和乡镇负责人会议,由我代表劳动人事局作《关于开辟沿海劳务市场,解决大批剩余劳动力出路》的汇报,张县长作了振奋人心的动员报告,他要求各单位把劳务输出工作作为发展临湘经济的大事抓好。并给大家算了三笔账:一是9万剩余劳动力都窝在家里,不但没有出息,还会无事生非,只要1%的人不安分守纪,就有近百人要闹得鸡犬不宁,那么临湘的治安就要出大问题;二是向外输出一万劳动力,按每月300元工资计算,一年就是 3600万元,如果输出3万人,那么一年就能拿回1亿元,相当两年的县财政收入,人均纯收入要增加178元;三是一万人外出打工,10%的人能学得一技之长,就有上千个能人出现,这些人把先进的东西带回临湘,对临湘的经济发展起的作用不可估量。张县长的报告使与会人员豁然开朗,解开了心结。会后宣传发动不到10天时间,报名南下打工的就有300多人,随即越来越多。
    1988年6月,临湘电视台在录制“湘北彩虹”专题节目时,开篇就是《一行新的足迹》,真实地记录了临湘半年劳务输出的劳工们在深圳、珠海、东莞、惠州工作和生活的情况。通过电视录像的真实场景,打破了人们“宁可在家吃苕丝粥,也不离乡背景去吃肉”、“金屋银屋,当不得自家的草屋”封闭守旧的思想,树立了 “到沿海挣现钱”的新思路。《一行新的足迹》录像片在临湘电视台播出后,临湘的劳务输出,一批比一批多,一批比一批质量高,当年仅在广东沿海一处就成功输出5000人。之后,我们同20多个工厂签了合同,仅深圳环宇电子厂就有318人,形成若干个临湘劳务群体。同时,为了劳务输出的发展,我们先后到深圳、东莞设立劳务管理服务站,并与东莞市横沥镇建立友好关系,组织互访,来往密切,横沥镇几乎成为临湘劳务输出的前沿指挥部。
    每当我看到《一行新的足迹》录像片的结尾一组镜头时就激动不已,一群年青的打工崽、打工妹,背着时髦的背包,朝着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在无限宽阔的海滩上向前走去,他们怀着美好的憧憬和希望,充满朝气和信心。在他们的背后留下了一行深深的足迹,这足迹是在荒滩上第一次出现的新的足迹,远远望去,便是一条金光闪闪的阳光大道。
    临湘成功地实现剩余劳动力的大转移,这件事对我的启示很大:当一个共产党的好干部,一定要与时俱进,经常分析不断变化的情况,抓住带普遍意义的重点,研究解决新问题的办法,看准了就一抓到底,抓出成效来,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心里头喜欢。
(作者系中共临湘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