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的日子，我首先想起的是土地改革。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的一场翻天覆地的政治大革命，也是我投向革命、开启人生的第一次大洗礼。本来是洞庭湖滨的一个小青年学生，是土地改革把我拽到了山那边的江之头，经历的情景如在眼前，我禁不住要用文字和记忆，把这段历史的剪影留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压反革命等社会斗争，接着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这一光荣的历史任务，当然也落到我们青年一代的肩上。适应土改需要，当时的长沙地委以湘北建设学院为基地，大量培训干部，并从各县调集一批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岳阳一中（当时的国立十一中、岳郡联中、岳郡联师合并成新湖南建设中学）成为选调的重点。1950年10月中旬的几天，校内掀起“到农村去，参加土地改革”的热潮，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和学生会干部带头下，报名者几百。但按条件被批准的包括高中部、高师部仅９人，加上湖滨高农、贞信女中和岳阳县中应招的共13人。我是高七班团干部，本报名在先，但因年龄不够而排在名单之外，后是团县委陈书记同校长吴晓霞商量后拍板补进去的。来不及清理行装，也没有向亲人告别，第二天就跟地委派来的组织科科长到火车站搭铁闷子车，向已迁往湘潭的建设学院进发。
    车到长沙，已近黄昏。在经武路地委办事处投宿。次日清晨，乘船溯湘江而上。中午船泊湘潭市十八总，整队往湘北建设学院报到。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抗大” 式的革命熔炉。地委书记武光任校长，副书记罗琪南、宣传部部长张云，还有张理、边超毅等分别任副校长、组织部部长等。有几百名工农干部早已入校学习，我们这些后来从各地调来的知识分子约200人，编入第六期新三、四班，宿营在附近的新湘中学。抗大式的学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班组编制，学习按计划分段由校领导上大课，教员分班辅导。每人发一个小木凳，作为分组讨论和自学用。学习分两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学习《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基本革命理论知识，端正参加革命的动机，坚定搞好土改的意志和决心。第二阶段重点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领会有关方针政策，明确步骤方法，严明要求和纪律。学习结束后，一齐分配到湘潭县，参加全省第一批土改工作试点。我们一队几十人又分到射埠区迴水湾乡。在省、地、县委的领导和几级干部的共同参与配合下，试点县的土地改革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于1950年底基本结束，摸索积累了经验，在实践中训练提高了干部，为全面完成土改任务打下良好的基础。
    湘潭试点后，土改工作队集中回校整风学习一个月，正式编列为长沙地委土改工作队，统一佩戴蓝边符号，着灰蓝色干部服装，分别派往长沙专署所属各县。我们一队130多人，连同省、地抽调机关干部和部队战士共400多人，由学院领导率领，奔赴平江参加土改。
    平江是山区大县，当时有152个乡，50多万人口。按照波浪式由点到面分期分批完成的原则和县土改委的规划，在地委湘潭试点的同时，县里也在16个乡试点，这是第一批；第二批61个乡，约占40%；第三批33个乡，占22%；还有43个乡结合前几批复查全面完成。地委工作队实际是从第二批开始进入的。我们分队几十人，分配在平江县东乡第三区（长寿区）。我所在的工作组十多人以大水乡为重点，带国福、新民、九岭等乡。隆冬腊月，顶着雨雪，从县城北门出发。大家身背被包，肩扛步枪，脚套草鞋，沿着汨罗江边的蜿蜒山路，溯江而上。步行45公里，第二天晚边抵达长寿。这天正是大年三十，工作组休整一日，打一餐 “牙祭”，于农历正月初二下乡入村。

红土地又轰轰烈烈

    平江是湖南革命的发源地之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经几次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革命，但都得而复失。如今终于可以实现几十年前的宿愿，完全彻底地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这是多么神圣而有意义的大事。广大农民渴盼土地，迫切要求土改，但也存在“怕变天”，怕像过去苏维埃时期“翻茴藤”那样的反复。工作组下去后，一面以雷霆之势，运用多种形式，宣传《土改法》，宣讲外面的大形势和上面的大政策，告诉贫苦农民这次土改与过去大不相同，最根本的是全国解放，有新中国作靠山，有国家的《土改法》作依据，有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作指导，只要坚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就一定能胜利搬掉封建主义这座山。
    当时的工作方法是“扎根串连”。工作组员迅速沉下去，进村入户，摸清找到那些受剥削压迫最重、苦大仇深、迫切要求翻身的贫雇农，进行个别发动。启发他们诉苦情、寻苦源、挖穷根，弄清“究竟是谁养活谁”的道理，并把个人与阶级联系起来，激发闹翻身、求解放的斗争觉悟。然后通过这些根子去串连贫雇农兄弟，组织阶级队伍。我们工作干部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同吃同住同劳动，交心知心，建立感情，用实际行动教育引领他们。大水乡二村烈士母亲浣干娘，大革命时期一家人参加革命，儿子16岁担任苏维埃少共队长。后被反共挨户团团长、恶霸地主谭应生亲手杀害，并当众将心肝剖出煮食，惨不忍闻。浣干娘几十年以泪洗面，眼睛都哭瞎了。土改干部来了，胸中的复仇烈火一点即发，后来当了贫雇农主席团妇女委员，一马当先，带领群众面对面向那个杀过72人的刽子手讨还血债。国福乡郑塅村根子胡学安，是个“田无分合，地无寸土”，“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赤贫，三十几岁的汉子一直打单身，与老娘栖身在租佃的茅棚里，靠给地主打月工零工“朝弄朝、夜弄夜”，晚上睡在竹枝加稻草搭的“窝床”上。工作组上门找他谈心，总是“撬口不开”，终日一脸愁容。老娘直怨命苦，八字不好。工作队便住进他家，把自己的粮票拿出来兑米和红薯丝一起做饭吃，又同他一起上山砍柴，还找来万金油为他敷调脚上的伤口。晚上把背包摊开，三人同床，共盖一床薄棉絮，外加蓑衣棉袄度寒。使他母子特别感动，慢慢心灵相通有话说了，思想觉悟提高了，由沉默寡言变得活跃起来，在斗争中锻炼成为骨干，后来当了民兵大队长和村里的主要干部。
    经过艰苦深入的扎根串连，队伍逐步扩大，骨干扎紧把子，组织了贫雇农主席团；又以他们为核心进一步发展成立农民协会。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土改运动便一步步火热开展起来。首先是前哨战，把土改与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相结合，从政治上打掉敌对势力的威风。然后，划分阶级成分，对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再是没收、征收，丈量清查土地山林，分配胜利果实；最后，整顿健全农会组织，民主选举，建立村乡政权。土改工作一步一个脚印，1951年初开始，春耕前胜利结束。面上的3个乡依法展开，连同交叉进行复查，1952年5月农村大忙前土改扫尾，工作队除留在区乡任职的以外，分批撤离。
    经过土地改革，正如一位老同志说的，“两年改变了两千多年”。
    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据县土改委统计资料，全县有49万多人分得了土地，占总人口的92.7%。其中42.7%的贫雇农分得土地1.17万公顷，占总土地面积的33.8%，人均占有土地从0.338亩增至1.15亩；43%的中农特别是佃中农在原耕地基础上，又新分得土地5733.33公顷，人均占有土地从1.1亩增至１.47亩；征收富农出租土地9563.33公顷，人均土地从2.89亩降至2.02亩；土改前占人口4.4%的地主阶级却占有总土地的 23.46%，没收后同样按人头分给土地，人均面积由土改前的4.76亩减至1.06亩，所分得土地仅占总土地的3.37%，下降21个多百分点。土地占有的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根本上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把几千年农民渴盼土地的愿望，以及仁人志士“耕者有其田”的百年梦想都变成了现实。
    土地改革不仅是旧所有制的消亡，更重要的是解放了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彻底改变了他们当牛做马、人身人格依附的状况，成为土地的主人、社会的主人，所谓“盐鱼翻身”、“泥腿子当家掌权”，破天荒地成为现实。据统计，当时参加运动的人数在７０％以上，组织起来的农民协会会员全县有17万人，农协委员 3200人，农民代表1.19万人，民兵及其他积极分子近３万人，就是这些土改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逐步成长为基层行政和群团领导人员，为农村建立民主政权输送了大量人才和骨干，壮大和巩固了农村阵地。
    荡涤了废墟上的污泥浊水。摧毁了罪恶的封建营垒，铲除了恶霸土匪、反革命以及一切依存于旧制度的吸血鬼、寄生虫。他们再也不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长寿地区有一恶霸地主，血债累累，土改中，竟纠集一伙地痞流氓窜到平江浏阳边界大山区，骚扰偏远居民，负隅顽抗，我们联合平浏几个区乡，几千人清山围歼，那个匪首溜逃到云南，被公安缉拿归案。没有放走一个坏人。民心大快，社会得到安宁。
    土地改革最大的功绩是，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广大农民经济上政治上都翻身解放，劳动积极性、创造性迅速发挥出来，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就在土地改革高潮的当年，农村即出现了冬耕冬种冬修高潮。工作组联合几个乡，组织了一处大堰坝的水利整修工程，一个冬春，上千人投工，使几个乡数千亩缺水稻田得到灌溉保证。土改结束的1952年，农村普遍获得前所未有的丰收。翻身幸福的心声、笑声激扬着红色土地生机，广大农村一片明朗鲜活的新气象。

（作者系岳阳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