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7年夏，从广州军区机关受命任华容县武装部政委。在这个县当了十年县委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这个县在20世纪60年代，普遍地以贫下中农为主体、干部、农业技术人员开创的群众性科学种田活动，初步形成农技站、农业科学试验小组，大搞试验田等形式的农业科学研究网络。在省、地委关心帮助下，1973年、1974年逐步建立了县有农科所、公社有农科站、大队有农科队、生产队有科研小组，全县上下连成线，左右连成片的四级农业科学试验网。
    我离开这个县30多年了。但想起那时办科技，兴农业的许多场景，记忆犹新，尤以下乡学选良种而所慰。
    1967年10月的一天，我到护城公社找书记徐文斌，想请他介绍些科学种田的具体事，增长点农技知识。他高兴地说：“这是好事。”便带我到五星大队第三生产队，并告之有位叫肖炳炎的青年农民，正在研究水稻种子革命。我俩沿着乡间小路走着，他一路介绍肖炳炎组织几个有文化的人办《春来报》小报，介绍科学种田知识情况。不知不觉来到五星三队的田边，只见田路插了一些小木牌，我奇怪地问：“为什么插着那么多小木牌？还写一些阿拉伯数字？”徐书记说这是试验田，并回答了我的提问。眨眼间到了晒谷场，只见已收回的稻谷一小块一小块的晾晒着，插的小牌上的数字说明什么？我不懂。当我顺手把路上捡拾的稻穗扔在一块晾晒的稻谷中，几乎同时几个人发出很大喊声，甚至很严厉：“扔不得！扔不得！”我没在意，还告诉大家说，路上捡的，扔在这里有什么关系？！一个人特意仔细地把我丢的那一把稻穗捡出来，拿在手里走到我眼前问：“是不是这么多？还往别的地方丢了吗？”我说就这么多。这时，徐文斌忙向社员介绍：“这是咱们县武装部新来的政委。”搞科研的青年农民肖炳炎走到我跟前解释说：“捡丢下的稻穗是好事，颗粒归仓。学生放学就来田里捡啦。但你这把稻穗扔的不是地方，这是我们精心培育的新品种，是为明年高产作准备的。”我不懂地插了一句：“这都是稻谷，不都可以作种吗？”肖炳炎告诉我：“这个新品种是去年到福建樟州参观时，见到的一项高产品种，穗大粒密。一季能跨纲要（八百斤），领我们参观的人，用大喇叭一个劲地喊着：准看不准动手。我越听越眼馋，就假装用手掂掂重量，来了个小动作，顺手指缝夹下几粒，插进裤兜里。回来一数九粒。春天来了，先用钵子精心蕴育，一不小心被鸡蹬翻了钵子撒在地上，鸡吃了几粒。听姑娘（本地称妻）说叫鸡吃了几粒，差点把鸡杀了取出，就满地找个遍，找到两粒，便精心繁殖，尽量一穗多结几粒。想通过逐年培育，到第三年全队都用这种子，收好了，再推广到大队，通过再繁殖就可让公社换上新品种，为全县提供新良种，代替‘老农垦58’。不是‘农垦58’不好，是新品种没培育出来，今年县里又发通知，下决心动员全县城乡穗选‘农垦58’，保障明年有个好收成。”小肖的一席话，使我懂得了良种的重要性，又学到了农技知识。
    我新来乍到，听说明年还搞“农垦58”夺高产，就同县里几位领导商量，分片包干穗选“农垦58”。我便走路到东山片山丘区，在三封寺路边上遇见当地出名的盲人杨立新，熟悉他的人问他干什么？“选种！”他的回答令我发愣：好奇地问了一句盲人看不见怎么选种？他说：“我带着小孩，告诉他从田间拔穗大的，我就用手摸着，穗大排子密，尖端的两粒一扎齐就行。”我又向东边走去，只见田间一群群婆婆妈妈在“选种”。我便也投入到这片人群中参加“穗选”。我和随行的机关人员，按穗大、两头一扎齐的标准，一边看一边选一边学一边谈，请同行的机关干部把已选好的种子一堆堆的作比较。在公社分管干部来验收时，我告诉他，我是来学习的，你们连我选的一起验收，他看后对我说质量合格，只是最后说了一句逗人笑话：“杨政委啊，你这样选种，选到谷粒掉光了也选不够明年的种子（太慢了），”把大家都逗笑了。

（作者系岳阳军分区原副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