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我在湘阴县三区（原湘阴县川山坪办事处）工作，５月，领导安排我负责妇女工作，因为那时刚解放，正像《妇女自由歌》里唱的“旧社会好比是黑格洞洞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老百姓，妇女在最低层……”当时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非常严重，妇女被人瞧不起。我的生母因生多胎女孩而受歧视被冷落，含恨过早去世。我的养父母因没有儿子，常受讥笑、讽刺，为此，老人经常伤心落泪。我读６年书，也有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妹仔读书冒得用”。我的四姑娭毑抱着灵牌拜堂，守一辈子“望门寡”。这些使我从小立志要为妇女的解放事业，为争取妇女平等，为妇女同胞争自由而奋斗。1952年，我参加省妇女干部学校学习后，就留在县妇联工作，先后任干事、副主任、主任等职。
    那时，县委对妇女工作非常重视，开始由县委组织部部长任纪汉兼任妇委书记，县妇联成立后，配有较强的工作人员，由３人增加到５～９人不等，最多达十几人。 1952年选举产生第一届妇女联合会，南下干部张惠英任妇联主任，副主任有潘若兰、涂运珍、邵雪琴和我。这时，区、乡开始配备强有力的专职女干部，后来配有妇女主任、副主任、干事１～３人。妇联的主要负责同志一般都参加同级党委，区、乡、局的领导班子中强调有女干部参加。50年代，县级及部门女干部有副县长陶熔，法院院长彭宝卿、副院长张律，组织部副部长李敏，文教科副科长戴志贤、栗素芬、盛赋云，人民银行副行长余静、吴懿华，区长彭忆光，副区长王顺芝、颜琨，党委副书记曹渥瑜，长乐镇镇长张矞等，区长彭忆光、模范教师任培定参加赴朝慰问团。
    湘阴解放后，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中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１９５０年颁发了第一部《婚姻法》，废除包办、买卖婚姻。实行婚姻自由，砸碎了捆在妇女身上的一根铁锁链。随后，不少童养媳回娘家了，包办婚姻废了婚约，买卖婚姻退了钱财，婚姻自由了。土地改革中，妇女和男子一样分得了土地，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开会有发言权，女孩子可以上学读书。政府还严厉惩办了一批残害妇女的犯罪分子，压在妇女头上的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被推翻了，过着与男人平等的生活。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当时，妇女干部工作不甘落后，奋发图强，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完成各项任务，与男子比高低，看谁的工作好，谁的贡献大。有的同志劳累过度流产了，仍坚守工作岗位；有的挺着大肚子甚至快要临产，还在农村奔忙；有的挑着婴儿与小孩生活用品，带着外婆或娭毑下农村办队，一办就是一两年，从没有人叫苦，工作热情和拼命精神势不可挡。她们冲破男不知内、女不知外的封建阻力，刻苦学习农业生产知识和科学技术，浸种育秧、扶犁掌耙、插田扮禾等各种农活，样样都干，有些妇女干部甚至参加龙舟竞赛，敢去窖上担砖，真可谓“大逆不道”，敢作敢为。妇女干部的身体力行，影响和带动了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和农业生产。广大农村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走农业互助合作化的道路。拿起镰刀、锄头下地干活，挑起箩筐，推着土车送谷粮，无论任何地方、任何工作，都有妇女的一份力量，一份功劳，一份贡献。她们单独组建“三八”农场、茶坊、蚕桑场、综合试验场等，显示了妇女确实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妇女能顶“半边天”。
    1952年，汤三元被评为全县第一名女劳模，奖了１头大水牛。随后有劳模余三春娭毑、蚕桑姑娘杨京兰等多次出席省劳模大会，各行各业的女劳模、女模范层出不穷。
    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妇女工作，我是亲历亲为、耳闻目睹、深有体会的。广大妇女从此摆脱了几千年来封建枷锁的束缚，争取了与男人平等的地位，彻底翻身，当家作主人。尽管当年有一些“右”的作法，影响和损害了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但想到解放、平等、自由、当家作主的自豪感，我虽苦也甜。

（作者系汨罗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