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难忘的湖南五保育院

在我漫长的人生旅程中，有许多可圈可点的事。唯在湖南五保育院时期的生活，最令我难忘。我从一个贫农子弟，能够走上革命之路，并为此终身奋斗，矢志不移，主要得益于五保育院院长 和 老师的教育，在我幼小的心灵烙下深刻的印记。

我家原住在湖南省湘阴县长康乡，1938年，当我七岁时，日军就打进我家乡，害得我经常跟着大人逃难，东躲西藏根本无法上学。194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送进了设在湘乡县晏家塘的五保育院（是抗战时期收集无家可归的失学儿童），当时学校条件差，生活比较艰苦，但算有个比较安全的学习环境，可以正常学习。可是好景不长，1944年上学期，日军打通湘粤铁路线，先攻克长沙，继续向南向西挺进，湘乡岌岌可危，五保育院奉命西撤，老师把我们较大的孩子（十岁以上）编成一个队，每人自己背着衣服和装了米的布袋，手里还提着一个装了碗筷的小桶子就上路，开始了我们逃难的生活。开始，我们一天赶个四五十里路，虽然很累，每天还可以吃上两顿饭，晚上还能找一个睡觉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带的钱粮用完了，向上级领取钱粮的队长又未及时回来，我们无生活来源，只 能靠 老师向沿途乡、镇、保和有钱的大户寻求帮助和施舍。因此，我们常常有一顿无一顿，甚至每天喝两顿稀饭，根本没有见过油，久而久之，大多数同学得了夜盲症，我们的眼睛，晚上什么也看不到。有时路过集镇，老师们就组织同学演几个独幕剧和唱抗日歌曲，如黄河大合唱、吕梁大合唱等，既宣传抗日，也进行募捐，引起很多群众观看，他们非常欢迎也同情我们，不少人能解囊相助，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

1944 年7月到达兰田，我们摆脱了日军的追赶，但因正常供给中断，生活越来越艰难，经常吃不到一点油，一日两碗稀饭也无法保证，不少人得了夜盲症，晚上什么也看不见，一到晚上两眼乌黑，加上痢疾、疟疾传染，不少同学难于行走，老师只好把患上痢疾和疟疾的同学暂时隔离诊治，能走的重新编队，每队减少人数后，沿途既易于筹措粮食，又便于行动，彼此照顾。

当时令我最感动的是一位保姆刘妈，总是耐心地为生病的孩子喂饭，一到住宿地她又忙着为弱小的孩子铺床盖被，有时把最小的同学抱在怀里，哄着睡觉。虽然过去几十年了，可她慈祥的面容仍留在我记忆中。

我也曾患疟疾，很难行走， 幸亏曾 老师背我走，一程又一程，边走边讲故事。鼓励我们战胜病魔，才使我没有掉队。隔了一段时间，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日本正式投降后， 曾 老师就离开学校，听说回新四军去了。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但他亲切、刚毅的表情却时刻呈现在我的眼前，我默默祝福他平安幸福。

1945年夏，我们大部分师生到沅陵，一年多的艰苦行程告一段落，总算得到休整。不久抗战胜利，当年，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迁回长沙。在长沙正式复课，学习期间我们班主 任毛承泽 老师，对我影响最大。他教我们语文，但他不用当时的教科书，而是常买些活页文献，做教材，很喜欢鲁迅的著作。班会活动时，他经常讲时事，教育我们要热爱劳动人民。星期六，他一般不上课，却开辩论会，让我们赞成和平的坐一边，赞成战争的坐一边。通过辩论，让我们弄清为什么要和平，为什么不要战争。当年湖大学生老师为了反对内战要过河上大街游行，国民党封锁了过河船只，不准过河。当时我们住橘子洲头，他带领我们帮助湖大师生找船只并把游行时的标语放在我们学校里。后来国民党追捕他，他巧妙撤离了，这时我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

在我可塑性最大的童年，经历了这些磨难，特别是受到几位老党员以及许多热爱祖国、忠于教育的教师的关怀、教导，心里就亮堂了。所以湘阴一解放，1949年9 月，我就积极参加了革命工作，1950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顾我的一生，之所以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同事团结友爱，崇尚务实，处处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做出一定成绩，都与在保育院受到老师的熏陶和教育分不开，他们给予的教育和影响，使我永葆革命青春并教诲后代。

 

（作者系岳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