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星光闪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7-09 12:00
反腐倡廉星光闪
——记湘阴县城乡五年“四清”
历史性对话的启示
1945年7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起人
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的感想。
黄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
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显然，毛泽东是自信通过民主监督的方式，来防止“政怠”“政息”，跳出“人亡政息”这个周期率的。
重温这段历史对话，回眸湘阴县五年城乡“四清”（又名“系统社教”），仿佛又见到了那位历史伟人，屹立古城楼台，屈指向来者历数着井冈山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延安整风”“三反五反”“城乡四清”……。这一切的一切，不都是为了构筑反腐倡廉，跳出周期率？
湘阴县城乡“四清”，虽已远去40多年了，然而那种致力于营造一种反腐倡廉、勤政为民、铲除腐败、非民不可成大气的意境，依然光芒闪烁，启迪后人。
五年“四清”的全过程我都亲身经历了，自始至终在荷花、双丰、濠河3个大队办过点，当过分团办公室主任、分团副团长，回眸起来，有如昨日之事。
回眸的脉络，是按照“四清”进展的顺序展开的。
毛毛雨式的“小四清”
湘阴县“四清”大体经历了毛毛雨式的“小四清”——和风细雨式的“面上四清”——狂风暴雨式的“系统社教”三个阶段。
1962 年9月24～27日，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10月下旬，湘阴县委召开县、区、社、部、委、办、局和19级以上干部会，传达毛泽东在1962年8月6日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提高认识；部署农村全面开展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内容的“小四清”。在城市，开展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五反”，教育干部、党员，廉洁奉公，勤政为民。
“小四清”从1962年10月开始，1963年春耕大忙前结束。先后培训县、区、社、队干部6.39万人。其中生产队以上干部5.16万人，党员1.23万人。与此同时，大队、生产队建立贫下中农协会、小组1.06万个，占总队数的96.7%。“小四清”对事不对人，重在教育人。
和风细雨式的“面上四清”
1963年5月20日，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下达后，7月1日，湘阴县召开县、区、社、大队、生产队5000余人参加的“五级”干部会。
会后，全县组织2000多名国家干部，深入农村，拉开了群众性“四清”的序幕。
“面上四清”的本意是对干部进行反腐倡廉的正面教育。号召干部“洗手洗澡，主动下楼，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生产队由群众选出代表，清理工分、账目、仓库、财务，通过清理，向社员群众张榜公布，名曰“晒账”。
“面上四清”从1963年5月上旬开始，到7月底8月上旬基本结束。“面上四清”县里虽然普遍派了工作队、工作组，总算还是和风细雨。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思想指导下，也出现把火药味烧向农村基层干部的苗头：一是把干部中的“四不清”提到了“阶级斗争”“和平演变”的高度；二是出现了对干部“四不清”问题过分夸大与讥讽，说什么基层干部是“雁过拔层毛，大粪过身捞一瓢”。当时，86万人口的湘阴县（包括汨罗市、屈原行政管理区），受教育者约50万人。有4 万多名社、队干部主动放下包袱。共清出多吃多占集体的粮食98.9万公斤，现金50.1万元，劳动工日15.3万个，布票3.8万尺。这就是兴师动众，三个月时间，4万名生产队以上干部，清出来的“四不清”数字。换算起来，不过一二百万元。可见，当时纪律严明，干部廉洁，政风纯朴。
重点解剖“麻雀”
1963 年5月，“面上四清”全面铺开前，由县委副书记杜建华（后任书记）和我率领一个七人组成的工作组，在新泉区凤兰公社荷花大队进行试点。旨在调查研究，弄清农村基层干部中犯“四不清”的面究竟有多大？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干部、农民的思想状况究竟怎么样？以及在一个大队如何开展“四清”？经历近两个月的清查，在80多名大队、生产队干部中，没有发现贪污、挪用公款的，有几人多占了一点工分，张榜公布后，群众也就满意了。
试点结束后，由我执笔写了一篇研究性的总结材料，题目是《荷花大队的“四清”运动》。材料印发全县后，把社会对反腐倡廉的注意力，引向了农村基层干部。这篇材料最大的特点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农村基层干部“四不清”的状况，只不过是多吃多占，没有上升到腐败程度；特别是强调对犯有“四不清”的干部，要立足于帮，不搞人人过关；强调在干部、群众中进行爱党、爱国、爱集体和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教育，营造立党为公，一心为民，廉洁自律的良好氛围。
黄柏公社“系统社教”试点
1963 年12月至1964年5月，湘阴县委又根据196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10条》）精神，选择在东乡的黄柏公社、湖区的洞庭围公社、城关镇进行“系统社教”试点。在我的记忆中，《后10条》比较宽容一些。
《后 10条》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正确对待干部。强调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明确工作队的任务是“当参谋”“出主意”，决不包办代替；强调“团结95% 以上的干部”是“团结95%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强调“坚持教育为主，经济退赔和组织处理要坚持实事求是”，明确提出“要控制处分面”。
参加“系统社教”的干部，保持了土改时那种植根于群众之中的艰苦朴素作风，吃、住、劳动、工作都在群众家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的县委书记陈秉芝体察基层干部的苦衷和农民们的正确意见，在运动进入第三阶段时，安排一段时间，组织群众对干部进行“三摆一评”，引导群众一分为二看干部，评价干部，鼓励干部。这种办法既鼓舞了干部，又密切了干群关系，加强了干群团结。随后，县委又将黄柏大队坪里屋生产队开展摆好评功活动的做法，批转到全县，湘潭地委又加批语，批转到全地区，对保护基层干部起了很好的作用。
我是双丰大队的工作组长，我与吴哲纯同志（工作组资料员）住在一户叫王老汉的家里。他家里3口人，只有一间住房，一间灶屋。我们只好把一间很小的牛栏房打扫干净，用一张门板开了个二人床，两个人睡在门板上不能翻身，隔壁又是猪栏，在这间牛栏房，我们整整住了近半年。那时，在社员家里吃饭是一天一轮的，每餐付 0.12元餐费和0.3市斤粮票。一分一两也不能少给，少给了，就是“四不清”。
《后10条》给人的第二个印象是，清理的范围比《前10条》扩大了、提高了。《前10条》只限于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产，《后10条》提高到了“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
文件还明确了在整个“系统社教”运动中，要坚持以整顿和建设农村党的基层组织为重点，把社教运动作为一次群众性的整党运动。
《后10条》给人的第三个印象是，突出强调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把生产搞上去，把群众的温饱问题解决好。
黄柏公社的试点，基本上是按照《后10条》精神搞的，没有什么过头过火的错误做法。5月下旬，县委又要我带领刘少明等7人工作组到濠河区濠河大队搞试点，进一步摸索一个大队“四清”的做法。
1964年9月15日，岳阳地委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总团正式成立。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精神，集中岳阳、华容、临湘、平江、湘阴（汨罗还未分开置县）5个县5200名干部（含政治学徒），下设6个分团，进驻湘阴湖区的5个区、26个公社和所有大队、生产队与部门。
湖区“系统社教”从1964年9月入队，至1965年7月结束，历时10个月。其中经过所谓的“前哨战”“闪电战”“歼灭战”“攻坚战”“扫尾战”等战斗，把农村基层干部陷入“四不清”的重重包围。我和陈秉芝书记见到此情此景，不禁焦急万分。记得当时为此写了一首七言绝句：“惟见车轮战术殊，五千人马战湖区；烽烟漫卷连三月，茅舍灯前抱泪呼。”
第一批“系统社教”“左”的色彩空前。那些极左的做法是断不可取的。一是，一切权利归工作队不可取。工作队一入队，就接管一切，号令一切，包办一切。原有干部则一律“靠边站”，接受审查。二是，对基层干部搞“人人过关”不可取。当时湘阴湖区5个区、26个公社、一个鹤龙湖农场、2个县属镇（白马寺、临资口）、280个大队（居委会）、3100多个生产队，先后当过生产队以上干部的有14494人，列入“四不清”对象的有1.29万人，占89%。其中区、社干部378人，排为三类（问题严重）134人，占35.4%；大队干部1554人，三类657人，占42.2%；生产队干部9770人，三类2863 人，占21%；党员3892人，三类1377人，占35%。部门干部、职工90%以上被列入“四不清”对象。三是，“唯成份论”不可取。四是，逼供讯不可取。运动中先后有54名县、区、社、队干部，承受不了外来的压力，走上了不归之路。其中有两名副县长投水自尽。其惨状，其影响，都是难以言表的。五是，处分面过大、过重不可取。湖区5个区、26个公社和部门，受到各种纪律处分的干部、职工、教员、医生和大队生产队干部，多达2859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 19.7%，其中区、社干部58人，大队生产队干部2642人，参加运动的3892名未任职的党员，受处分的444人，占11.4%；导致人人自危。
湘阴县东乡“系统社教”
1965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临湘、平江、湘阴三县的3000多名工作队员，进驻到湘阴县东乡的8个区（镇）、44个公社、700个大队、7940个生产队，铺开了第二批“系统社教”。
有了中央《廿三条》作指导，有了一批“系统社教”和县级机关单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第二批“系统社教”，在指导思想、方法、步骤和政策的执行方面，都要温和平稳得多。没有一入队就夺权，没有把原有基层干部“一脚踢开”“靠边站”，没有搞“人人过关”，也没有重新清查划分阶级……。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史无前例”的运动爆发了。一些地方开始出现了过激行为，揪工作队，赶工作队，工作队驾驭不了局势，于9月、10月不宣而撤。
记忆中，历时5年多的“四清”，清理了近10万名干部，经济上，没有一个构成犯罪的，也没有抓一个人。尽最大可能化解矛盾，团结、教育干部。
留有光环在闪烁
湘阴县农村五年“四清”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干群心目中筑起了一道反腐倡廉的防腐墙，干群们用血汗铸造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农村图画，在古朴落后的农村，构筑了一道耀眼光环。在农田基本建设，治山、治水、改土方面，动了大手术。
1963年至1965年，沿湖地区借“社教”东风，先后治理了洋沙湖、三汊港、双河坝、新塘湖、白泥湖等工程。有效消灭了危害人民生命的血吸虫，增加了2573.33公顷耕地。
在一些水利死角的山丘区，完成了一批水利骨干工程。向家洞（中型）水库、燎原水库（小型，后扩建为中型），都是“社教”中建的，还修建了一大批小型塘、坝、路、桥等民心工程。
湖区还打了一场电排大会战，开辟了把电动排灌用于传统农业的先河。尤其是在大规模人工造林方面，湘阴、汨罗两县也是从1964年秋冬“四清”中拉开大干架式的。当时分团提出，在生产建设上，力求做到“社社有重点，队队有工程”。湘阴县东乡（包括今汨罗市境）各公社、大队的林场、茶场，以及猪场、渔场，都是借 “社教”东风建起来的。
1962 年，湘阴全县（含汨罗市）7.88万公顷山林，有林地只有2.46万公顷，活立木蓄积量仅存11.58万立方米，比1957年少64.14%。从1962 年“小四清”起，通过贯彻有关林业政策，落实山林权属，封山育林，和1964年“社教”中组织的大规模造林，到1965年底，有林地发展到3.44万公顷，占林地的43.2%，林业覆盖率的大幅提高，是几十年人工造林的积累，也是农村燃料综合开发（包括沼气、液化气、天然气、电的广泛应用）的结果。
科学种田方面，“社教”中迈出了突破性大步。1965年，湘阴县粮食总产达32023吨，比上年增产3926吨，接近1958年水平，创历史第二个高产年。
有道是，民为本，国为先，廉生威，德兴政，理服人，律固基。权以此作为对“四清”运动中构筑反腐倡廉防腐墙的回眸吧！
（作者系岳阳市人民政府原助理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