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虎

 

左钦彝出任伪县长

 

左钦彝，字寿衡，1885年出生于湘阴县忠义乡艾山冲（今静河乡黄金村）的书香之家，兄弟间排行第八，故常称“左八”。长兄左钦敏，终生勤劳教学。左钦彝自幼在长兄跟前读书，天资聪颖，日有长进。成年后，曾在家设馆授徒，后入仕途。曾先后就任过湖南省警务处秘书、桃源县县长、湘阴县参议员、安徽省宿县代理县长。后转入军界，在驻安徽的国民党陆军独立第四旅旅长谭曙卿手下任秘书。不久，谭升至军长，他被擢升为上校副官，部队驻防江苏睢宁、宿迁、沭阳一带。左钦彝对沭阳县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称霸一方、囤积食盐、任意提高盐价和税率等行为十分气愤，便前往干涉，盐霸恶语伤人，左钦彝拔枪击毙两个恶棍，主动向军部投案，谭军长当即收押。表面称一定要军法严惩，暗地里却让他火速离开部队。左钦彝回到家乡，闲住县城，在接触下层群众、了解民情中得知县长谢则超贪赃枉法，民愤甚大，他便联络一些有正义感的人士向省政府告状，要求查办，后经省政府派员调查，将谢调离湘阴。左钦彝因此出名，那些专横跋扈的官僚政客，对他不得不有所顾忌。

20世纪40年代，“洪帮”（又称“汉流”）组织在长江中下游广泛地发展起来。左钦彝于1944年在长沙加入楚荆山“洪帮”组织，随后又在湘阴组织“大汉神鼎山”分支，自己充任寨主。由于帮会的部分人为非作歹，人们谈“帮”色变，因而作为寨主的左钦彝的形象欠佳。

1944年，湘阴第四次沦陷，日军有３个联队的兵力分布湘阴各地，四处骚扰，弄得民不聊生。同时，为了推行他们“以华治华”的政策，积极物色对象，意欲组织傀儡政权。县城一些逃到乡下的官绅、巨商和帮会头目，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串联聚会，筹划组织维持会。左钦彝在上层颇有地位，在群众中也有好感，在帮会中是寨主，官绅们曾多次派人与之商议，推举他出来应酬。左钦彝民族气节尚存，不愿背上汉奸卖国贼的罪名，但坐视民众受苦，又于心不安。经各方人士多方敦促，考虑再三，才勉强应允，被日军委任为维持会会长。1944年７月正式成立“湘阴县维持会”，会址设在八甲左文襄公祠内。不久，维持会改为兴中会，年底又改为伪湘阴县政府，左为县长，便利用维持会采取招、拉、吞、并等手法，收容县内的几支游杂武装和部分乡自卫队，组织县保安总队，下设2个大队和1个警卫队，左任总队长。对外称人枪三千，实际不过七八百，为能维持社会安宁，遇上日军对民间的骚扰，他被迫给日军提供粮食、物资和劳力，干了出卖民族利益的事。

 

因势利导地开展策反工作

 

南下支队进入湘北地区，获知左钦彝担任伪县长的情况，决定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做好左的思想工作，促使他倒戈抗日。于是，命令第六支队用党的政策感召左钦彝抗日。杨宗胜、吴光远等六支队领导，在创建湘阴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通过各条渠道，了解到左钦彝的矛盾心理，认为争取他倒向人民、倒向共产党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将策反工作的任务交给谭庚棠负责的中共西北支部，另调派王洪荣、张淑轩、李志等人协助工作。

谭庚棠是离左钦彝家不远的湾河围人，1926年加入共产党。其弟谭海棠在轮船上当大副，是左钦彝的洪帮兄弟，关系密切，又是有正义感的江湖汉子。杨宗胜等决定要谭庚棠做好其弟工作，兄弟出面策左抗日。于是谭庚棠偕同两位支队干部，携带金银首饰和鸦片（因左嗜好鸦片），回到阔别多年的家里。谭海棠热情地接待他们。谭庚棠便开诚布公地向弟说明来意，动员弟牵线与左钦彝取得联系，为策反工作作贡献。谭海棠几经思索后，欣然应允，决定先行试探。一天，他乘轿前往左文襄公祠，以鸦片作为进见之礼，拜见左钦彝。故友相逢，从家事谈到国事，从过去谈到目前。在谈吐中得知左所处艰难处境的矛盾心理，便随机应变地举杯劝左识时务明大体，做一个无愧于列祖列宗的好汉子，何去何从，必须三思而行。国民政府无能，靠不住，日本鬼子是民族敌人，万万不能投靠。投靠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才是明智的选择。对谭海棠开诚相见的劝告，左钦彝虽感突然，但也不存戒心。共产党及其军队真心抗日，南下六支队进入湘阴，建立抗日根据地，他心知肚明，表示定会作出选择。

几天以后，经谭海棠介绍，谭庚棠以生意人的身份拜见左钦彝。闲聊间，谭庚棠提出想找个事做做。左钦彝见他谈吐不凡，有江湖义士的气质，当即表示同意留他在身边工作。

谭庚棠成为左的部属以后，常与他接近，逐渐得到赏识，并被吸收加入“洪帮”。从此，谭庚棠以“洪帮”兄弟身份若明若暗地向左说明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启发他看清时局的变化，认清光明的前途。左钦彝心领神会，但犹豫不决。

当他得知谭庚棠来自六支队时，不仅没有把他赶走，反而更加亲近，意欲在谭的帮助下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谭庚棠摸准了左钦彝的心理活动，几经深入开展思想工作后，向他表明自己的身份，并转达了杨司令给他的亲笔信，赠送《论联合政府》等进步书刊，诚心实意地劝他弃暗投明，倒戈抗日。

左钦彝的夫人高俊坤，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女人，有一定的应变能力，时称她为“俊高参”。她在谭庚棠等人的劝告下，幡然醒悟，积极支持丈夫走光明正道。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军事上已陷入孤立的绝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后夺取胜利的阶段。在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左钦彝终于认识到只有倒向人民，倒向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是唯一的出路。在夫人的极力支持下，毅然决然地给杨宗胜写了回信，表示愿意痛改前非，将功补过，接受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共同抗日。然而，左钦彝毕竟是年过花甲、城府很深的人，对共产党及其军队还不太放心，要求与杨宗胜面谈，并结为盟兄弟，生死与共。杨宗胜、吴光远、谭庚棠等商议后，派人专程请示王震司令员和王首道政委，立即得到答复，同意杨、左拜把结盟。一个盛夏的日子，杨宗胜按约偕同谭庚棠等人，从白鹤洞出发，翻山越岭，跋涉60余里，来到左家附近的舒氏墓庐。这时，左钦彝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站在门外恭候远方来客。见杨、谭等人到来，连忙迎接进入厅堂，闲聊片刻，便举行拜把仪式，燃香点烛，共饮雄鸡血酒，谊结同盟，按年龄左为大哥，谭为二哥，杨为三弟。席间，左钦彝愿意交出全部人枪，听候杨司令指挥。杨宗胜认为这样风声太大，会惊动敌人，招致不应有的损失。于是，杨宗胜按照上级意图，主张左部仍打着保安队的旗号，表面上为日军服务，暗地则配合六支队行动，来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左钦彝虽急于摘掉“汉奸”帽子，但弄清利害关系后，欣然同意按南下支队的要求办理。

５月下旬，左部经救国军司令部批准，被编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一师，左钦彝任师长，下属的2个大队改编为2个团，第一团团长左岳良，新委派共产党员王洪荣为上校副团长，驻防县城八甲；第二团团长左顺思，驻防樟树港一带；警卫队的编制和人选均未变动。策反成功后，谭庚棠仍回六支队继任供给部政委，李志任城关地区区长，张淑轩为中尉副官。还有一名中共党员留在左身边做日文翻译。为便于打击日军，左钦彝打着保安队的旗号，积极配合六支队行动，还将保安队的袖章、符号、口令传递给六支队的侦察员，使他们在南至长沙、北至岳阳的敌占区内通行无阻，并经常为六支队提供日军行动的情报，使六支队能稳、准、狠地打击敌人。

六支队在湘阴的３个多月时间里，特别是在策反左部以后，与日军和日军支持下的伪军以及国民党顽军，进行了大小战斗数十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由进入湘阴的136人快速发展到3400余人。

左钦彝被策反后，亦利用各种手段，铲除地方上的土顽势力。先后处决土匪头子苏彪、吴晓阳、龚锡冠等人。日军为了监视左钦彝，派杨光赞给他当翻译。左识破日军的诡计，以强奸抢掳罪将杨枪毙，除去心腹之患。

9月下旬的一天，南下六支队从袁家铺出发，经低华岭，到丰仓集结，然后北返，左钦彝部随行。在国民党部队疯狂阻击下，左钦彝部被打散和伤亡一部分人，但年届六旬的左钦彝仍义无反顾，率部随南下支队行动，入冬到达湖北黄陂。

1946年６月，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原军区决定实行精简突围行动。左钦彝和夫人克服困难回到家乡，匿居于其家乡附近的西林庵，以当和尚作掩护。观察动静时，不幸于11月３日被国民党湘阴县警察局督察长杨光伟带兵捕捉，押解长沙。1947年１月９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电告湘阴县政府，将左钦彝押解回县审理。途中军统特务张克明等人在人烟稀少的铁铺墙坑，将他枪杀。

 

（作者系湘阴县史志办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