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俘虏穿上八路军服倒戈反战

彭   展    周小平

 

不到13岁成为男护士

 

战乱和贫穷从小就给孙永和留下了心灵的创伤。幼年时，他父亲罹患疾病不幸早逝，母亲也迫于生计改嫁。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懂事的他和哥哥从小就吃苦耐劳，给地主放牛，成为全家艰难度日的“劳动力”。

1940年3月，因战斗激烈、伤亡惨重，驻守孙永和家乡山东省沂南县的八路军在当地扩员招兵，不到13岁的孙永和报名参军，成了八路军山东军政干校的一名勤务员。

“当时，我是军政干校最小的勤务兵，得到了组织的‘特别照顾’，连军装都是单独定做的。”孙永和回忆说。

当时，日本鬼子经常“大扫荡”，无恶不作，部队也频繁战略转移。看到“小八路”转移不方便，又有胃病，部队就将孙永和寄养在当地百姓家中，还发给他们一些粮票。等鬼子“扫荡”结束，部队返回，又将孙永和接到部队。

从1942年11月起，孙永和被派往鲁中军区卫生部第二医院当专职护理员。在那所后方医院，孙永和与伤病员同吃同住，精心护理。“我亲眼看到许多身负重伤的八路军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心里非常悲痛难过，不知有多痛恨日本鬼子！”追忆当年，孙永和话语哽咽。

一边当护理员，孙永和一边接受医院军医的教育。他抓住一切时间，努力学习文化和护理常识，并在实际中应用，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很快成长为一名护士，为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担任卫生班长、护士长和军医打下了良好基础。

当时山东济南等地被日本鬼子占领，孙永和所在的战后医院各类物资供给困难，一些外伤用药、绑带等基本医药用品非常稀缺。

“面对困难，护士长和许多护士都悄悄地将部队新发的棉被拆了，拆下的棉花经处理后做医用脱脂棉，被套就剪成条条做绑带。”孙永和说，当时消毒碘酒不够用，大家就想办法到野外去采集一种草药，挤出药汁代替碘酒为伤员消毒。

 

面对枪口　老百姓挺身护伤员

 

1942年秋季，日本侵略者将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秋季大扫荡，鲁中军区和地方政府命令医院、兵工厂转移。孙永和所在的医院深入到沂蒙山区一个有40多家农户的小山村，组织轻伤病员转移，将重伤病员疏散，就地动员群众接收和掩护重伤病员。

日军扫荡前夜，12名重伤八路军被乡亲们巧妙地藏在十分隐蔽的山洞和人工挖掘的梯田地窖内，并安排了食物、饮水等生活物资。

拂晓前，扫荡的一队日本鬼子将村子团团围住，挨家挨户搜查八路军伤病员，但一无所获。他们将全村的老百姓集中在晒谷场，威逼利诱乡亲们透露收留信息，但一无所获。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叫嚣着用机枪、刺刀逼问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危急关头，一位50多岁的齐姓妇女稳健地从人群中走出，说她知道八路军伤病员的去向——“全部被转移走了，村里没有伤病员。”

恼羞成怒的日寇头目命令日本鬼子先将齐大娘捆绑在树上，用马鞭抽打，后又将她捆绑在长凳上往嘴里灌辣椒水。衣服被打碎、身上鲜血直流的齐大娘毫不畏惧，守口如瓶。

就在日本鬼子继续严刑逼供齐大娘之际，八路军在村外发起了进攻，将日寇吸引过去。就在八路军与日寇周旋的同时，另一路抗日武装抓住有利时机，进村营救齐大娘和其他被抓的乡亲们。战败的日本鬼子抬着被地雷炸断一条腿的同伙折回村子时，乡亲们早已转移到了安全地区。

孙永和与作战部队及医院医务人员汇集到山村，为掩护伤病员的乡亲们致谢庆功。“我们和伤病员听了齐大娘勇敢斗争的故事，都流着热泪，走到她面前，表示一定继续英勇抗日，保家卫国。”孙永和说，后来，上级授予齐大娘“抗日、拥军、爱乡亲模范”称号。“从这一件事，我深深体会到了啥叫‘军民鱼水情’！”

 

帮教俘虏成“日本八路”

 

抗日战争时期，活跃着一支特殊的国际主义队伍——“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和积极领导下，一些被俘日军认识到了侵华的罪行，毅然加入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战争的行列，掉转枪口对日本法西斯反戈一击，他们被中国老百姓称为“日本八路”。这一现象也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

1945年初，八路军、地方武装在攻打被日寇长期占领的山东蒙阴城战斗中，取得全面胜利。蒙阴城的解放，摧毁了敌人历年来对沂蒙山区扫荡的重要屯兵基地，使沂蒙与泰南完全连接起来。

“在这次战斗中，我军医院接收了2名被打伤的日军俘虏，一名是军官，一名是年轻的士兵，他们分开居住，都由我负责护理。”孙永和回忆说，“经过接触，我发现年轻的日军士兵对我们没有任何仇视表现，我和他用手势交流，相处得很好。”

有一天，年轻的日军俘虏突然用中文说了一句“中国人很好很好！”孙永和非常吃惊，连忙询问，这才得知对方上学时曾学过中文，并因此被强征到中国参战，被俘后害怕受到虐待，就隐瞒了会说中国话的事实。

在孙永和的照料和帮教下，年轻日军俘虏主动做些力所能及的杂活，和八路军的关系更加密切。“战俘日军官看到他的士兵和我们友好交往，有一天趁我外出时，气势汹汹地把年轻日军俘虏叫到跟前，用凶狠的语言训斥。我回病房看到这一情况，立即向上级汇报，医院马上派反战同盟人员对战俘日军官进行严厉批评教育。”

日军士兵回到自己的病室后闷闷不乐，晚饭吃得很少。“夜晚，我听见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用被单蒙着头悄悄地哭。”对于这些细节，孙永和记忆犹新。

年轻日军俘虏治愈后，在即将出院派遣到济南之际，主动向八路军方面提出，他要做一名抗日反战同盟战士，向其他日本侵略者宣传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宣传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爱护老百姓、老百姓拥护八路军的所见所闻。

“看到他的申请被我军批准，加入反战同盟，身穿八路军军服，左臂佩戴八路军肩章，成为一名‘日本八路’，我感到很高兴，”孙永和说，他离开医院时，还紧紧地抱着我说，“我走后会很想念您的。” 70年过去了，当年的场景，至今常浮现在孙永和脑海里。

后来，孙永和听反战同盟的同志讲，那位“日本八路”在参与攻打新泰、泰安等战斗中，跟随我军战士到前沿阵地向日军喊话，现身说法，调动了日军士兵的厌战情绪，促进了我军顺利攻城，减少了战斗伤亡。

“日军倒戈帮助八路军，实际上也是帮助日本从军阀和战争的重担下解脱。”作为参与帮教一名俘虏成反战同盟“日本八路”的亲历者，孙永和十分感慨。

 

（作者彭展系巴陵石化宣传部副部长，周小平系《长江信息报》记者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