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仁

 

1939年9月至1944年5月，中日4次湘北会战中，汨罗江南岸的新市镇是日军从岳阳南犯长沙的必经之地。据史料记载，新市街4次沦陷，4次遭受破坏，日本鬼子放火烧街4次，仅新市街被杀和被迫外流人口达1000余人。其中，最大的一次屠杀是在1939年，新市街被屠杀平民500余人，史称“新市惨案”。

我家在新市镇合心村，系原湘阴县武昌乡第十保藏书团邹家屋场，离新市街不远。1941年，我9岁，当时邹家屋场共9户人家，我家9口人，有祖母、父母和我们六兄妹。那时起我对日军侵略家乡记忆深刻，记得9岁那年我首次外出躲日本兵时，父亲挑一担行李，我用两个提桶挑着炉锅碗盏，母亲抱着妹妹还要背东西，一路逃至密岩山方家洞蓝家大屋（现属白水镇）。当时，有两个妹妹患病，无医无药，定娥妹不幸死亡，父亲抱着她去掩埋时，四肢还在摆动。嫦娥妹留了一条命，落个说话不清的后遗症。虽然无比伤痛，父母亲还是说：“住在别人家，不能哭，人家信禁忌。”

1941年至1942年，先后两次“躲兵”，年轻人每天一早就向更远处跑，晚上才回。跑不快的小孩和老人则几十人躲在一间房子里。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不声不响，有时鬼子找老人要“八哥大”（香烟）、“咸盐可干”等。有一次，我和许明月被掳，老人们跪地求饶未准。当天下雨路滑，鬼子叫我提个盐罐子跟着走。我光着头出门，注意记方向。一路上鬼子掳了不少人挑担子，如果有人喊挑不起，鬼子就给他加重一砣……当天傍晚，我凭记性跑回来了，许明月跟着搞了七八天才回，后来我父亲被掳，搞了20天才回。自我和许明月被掳后，我俩也要天天往外逃。有一次，我躲在一座大山里，正中午了，不知归路，放声大哭，幸亏堂兄登明哥听到把我带回来。那天下午，母亲一手抓住我同她躲在金井洞里，躲了整整一下午一整夜。次日早我们出来时，鬼子正放火烧屋，在坪里拍手哈哈大笑。我堂伯父欲提水灭火，鬼子不准，同屋的邹清泉要救火，鬼子恼怒将他杀死，肠子都洒在地上。本屋场被杀的还有邹送卿，死在田里，挣扎时把禾苗都探死（俗语：即压死）一大块，真是惨不忍睹。事后站在我家门口，就能看到屋场内外的近20栋屋，被烧掉了绝大部分。

当时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见了劳动力就掳为“苦力”（夫子）；逃跑的就“搏落”（用枪打），未跑的不顺从他就用刺刀杀；见了妇女就“晒谷”（强奸）；见了猪、牛、羊就咪息（杀），有的只砍了一二条腿，或只剜了一块肉还活着，家畜都惨鸣不已；进了屋，能拉动的物品就抢走，拉不动的就打烂，未打烂的菜坛子就撒尿、拉屎。当时不少人家做了夹墙藏东西，鬼子到处打洞寻找，有所获便罢，否则放火烧屋。

因害怕“三光”中的“抢光”缘故，稻子成熟了，不敢下田收割。少数胆子大的，晚上偷偷回来割点稻穗，绝大部分稻子在田里发芽，红薯烂在地里，普遍冒饭吃，只能吃杂粮野草。1942年新年时，邹家屋场全靠我堂兄登明哥借来一斗多米，每户分两升米过个年。新年后，劳动力都躲在外地未下苗，田土全部荒芜。

直到1944年下半年，日军留有少数驻兵，地方一些人出面组建“维持会”，“三光”稍有缓和，人们才陆续回来。因日军施行细菌战，加上无医无药，乡亲们都患了全身奇痒的“老疮病”，多数人染病不轻，我家又死了立娥妹，回到邹家屋场的小孩共死了4人。此时的生活仍不安定，也无来源，仍需注意躲避。首先要躲飞机，白天要躲进山林，晚上不能点灯，怕暴露目标。其次是要躲打掳，屋场每天要几个人放哨，鬼子来了就发出喊声，往外地逃或躲进山林。当时新市街被炸，烧成一片废墟，不少人去捡废铁卖钱营生，我也参与了。一次，飞机空袭，我躲在汨罗江边一棵大树蔸底下，机关枪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我面前，炸浮桥的木片四处飞溅……艰难的时局中，我还学会了编草鞋、搓草绳、编棕叶扇以济营生。最头痛的是冒盐吃，有钱无市，偶有一石谷（10斗）就拿去换12两盐（16两为1斤）。连粮食都换不到盐怎么办？一是挖地皮，用墙脚陈砖熬硝盐；二是拿鸡蛋到“维持会”去换盐，我曾去过多次。

“三光三光，地罢田荒；推子歇息，磨子遭殃；走路叹气，坐得抓疮。”“日本鬼子一把火，白骨成堆无人埋。”这是当时广泛流传的民谣，也是对鬼子暴行的真实写照。抗战结束后，我听说新市街一位靠挑水营生的人叫张早清，整天一担担挑着尸骨倒入一个民间捐资修建的塔内。这个塔在新市的梅家桥附近，塔名为白骨塔！

虽然烽火硝烟已散去近70年，但童年血与火的记忆，生与死的博弈，时时如警钟响起：苦难永不忘，中华当自强！

（作者系汨罗市政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