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朴

从1939年9月日军第一次进犯湘北，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在这段时间里，地处湘北要冲的湘阴县，先后四次沦陷，死伤于敌人屠刀下的无辜人民达74940人，财产损失更是无法估计。

劫后，人们正欲收拾残局，重整家园，不料另一场植根于日军侵华战争的大灾难——瘟疫，又降临到湘阴人民的头上。其中，疫情最重的是沿长岳公路一线的荆浒、长乐、黄谷、新市、武昌等乡（现均属汨罗市）。这一带逃脱日军烧杀淫掠的难民中，又有千人死于瘟疫。笔者除耳闻目睹外，曾对这段历史作过实地调查，桩桩往事，历历在目，令人泪竭神伤。

荆浒等乡瘟疫流行的主要原因是日军1944年5月第四次进攻湘北时，不仅在荆浒至武昌一带经过，而且在此驱赶成群的“苦力”赶修岳阳至长沙的军用公路。公路附近的村庄被日军烧杀淫掠的次数很多，时间持续一年多，有些遇难者的尸体无人敢去收殓；被割掉四腿和挖出内脏的猪牛，无人敢去掩埋。以致到处是腐烂的人畜尸骸，到处有日军残留的变质发臭的食物，到处有人畜的粪便。日子久了，蚊蝇成堆，孳生了大量的病菌。加上逃难的人群多数是在深山之中穴居野处，餐风宿露。日军走了，幸存的人们回到“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境遇里。栖息的只能是破壁残垣、杂草丛生的村落，饮用的只有久经污染的井水、塘水。所以不久，痢疾、疟疾、天花，疥疮等多种疾病相继暴发，很快蔓延。上述荆浒等乡以痢疾、疟疾最为猖獗，很快形成一种瘟疫，彼起此伏，持续达两年之久。据不完全统计，自1945年夏季起到1947年春季止，荆浒、黄谷、新市、武昌、长乐5个乡死于瘟疫的约5000人。荆浒（现汨罗大荆）一个乡就死了1314人。这个乡共16个保（保相当于现在的村），其中死人在100人以上的有第三保、十保、十一保、十二保。最多的是第十一保，达135人，最少的是第七保，也有45人。1947年12月22日，荆浒乡乡公所呈报该乡惨遭瘟疫，请求救济的报告中，有这样一些话：“窃属乡地当湘北要冲，屡遭寇灾，惨无复比。惟天又祸我灾黎，去年入秋以来，痛遭瘟疫，计自8月至11月，死亡老幼男女数近1000……我乡于（民国）35年12月17日以应民字第123号报告，呈请湘阴县政府恳转湖南救济分署垂念下情，破格救济……特奉湖南分署总技字第106号代电‘以赈济款、储谷、西药无存，再发时疫万应散26包……，惟查自去年12月至本年2月15日止，相继又死亡老幼男女320余人，前后合计死亡人口1300有奇。但死者已矣，而一般鳏寡孤独毫无依靠之老幼男女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目睹心伤，殊为可痛。且去年9月以后所死之贫民多无棺木埋葬，现因雨洒土离而自骨盈野，伤心惨目，有如是焉……务祈代向湖南分署为死者请以棺木，生者求以衣食……”

黄谷乡靠近公路的几个保及新市一带是瘟疫流行更为猖獗的地区。其中第八保（现汨罗市红花乡红花村一带），从1945年9月到1947年8月，先后死于瘟疫的352人，相当于该保人口的六分之一。该保第十二甲范家冲屋场的周斌安、范卓勋、范生富、范广生、黄子希5人是精壮劳力，相处十分友善。日军进村时，他们都逃到外地，不料在那次瘟疫流行中，五人中四人相继丧命，先是四人埋一人、三人埋一人、两人埋一人，最后黄子希死时只剩下范卓勋一人，范哀痛巳极，孤掌难鸣，只得找了屋场上几个还能动弹的老弱，将黄的尸体用棉絮一裹，草草埋葬。剩下的范卓勋虽没病死，也被多种疾病纠缠了几个月，弄得须发尽落，枯瘦如柴。

在瘟疫流行的日子里，人们为了避免传染，不敢互通往来。当年湘阴县政府的档案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秋，新市附近一地六百余人中，除一个保长和一个甲长外，其余全部患病，结果死亡124人，外村群众不敢入村，稻谷成熟无人收割。”笔者前往新市调查时，当地几位老人说：那些年，这里家家是病人，天天有人死。稻子成熟了无人收割，出五斗谷一天，请人扮禾都冇人来。有的户就以对半开请人扮，大家只图收割了，免得丢在田里看了伤心。他们还说：那时候，多数人日食难敷，根本无钱治病，就是有钱，也请不到好医生，买不到好药品。国民党政府在日本投降后，只顾打内战，他们哪里知道，我们这些人没有死在日军的屠刀下，却有不少死在日军制造的瘟疫中！

（作者系湘阴县委原党史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