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刑合一，府、县受理审结的民事案件无统计。民国时期，境内地方法院依据《中华民国法》审理民事案件。其法律的宗旨是维护私有制，保护有产阶级利益，所以错案冤案不少。

1950年，境内普遍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 地、山林、房屋分配给广大贫、雇农民(按政策也分配给地主1份)，实行耕者有其田，农民积极性高涨，生产大发展。1954年，由农业互助组逐步发展到农业 初级合作社，1956年全面实现高级农业合作社；城乡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由分散个体经济走向集体所有制，因而为财产权益争讼的案件甚 少，1950～1957年，审结财产权益纠纷2095件，占民事案件的11.84%，其中以债务纠纷较多，计376件，占21.25%；合同纠纷次之，为 233件，占13.17%；其次为房屋、土地、山林、水利等。

1958～1960年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村大办集体食堂，大“兵团”作战，一平二调，刮“共产风”，财产权益纠纷极少，3年仅收结此类案件185件，年均61.3件。

1961年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 案)》，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纠正“左”的影响，解散集体食堂，田、土、山、水实行“三包”、“四固定”到作业组，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受到保护，财产权益纠 纷案件上升。1961～1966年审结房屋、山林、土地、水利、债务、继承、侵权、合同等财产纠纷案件3081件，年均513.5件。

“文化大革命”初期，人民法院受到冲击，实行军 事管制，1968年财产权益纠纷案件由上年的243件，锐减至60件。1973年，恢复各级人民法院，至1979年审结财产权益案2426件，年均 346.6件。房屋纠纷仍占首位，其他依次为侵权损害赔偿、山林、水利、继承、债务和其他纠纷案件。“文化大革命”时期，“割资本主义尾巴”，城镇人口下 放，国家企、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挤占私人房屋。在落实政策、收回城镇人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后，房屋财产权益纠纷渐多。农民争田土、山水等生产纠纷不 断发生，械斗、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上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乡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经营积极性更加高涨，涉及田土、山林、水利、耕牛、农具、晒坪、宅基地等案件增多。1987年1月1日，《民法通则》实施。 涉及公民、法人财产权、人身权、知识产权的各类纠纷不断增加，其中出现大量新型案件。债务纠纷突出，同年，临湘县法院及其他部分基层法院根据农村经济发展 较快的形势，探索巡回就地办案的方式，对乡村组织、乡镇企业、信用社与村民之间的债务纠纷采取集中就地办案方式处理，当年全市法院共审结一审民事纠纷案件 7876件，其中债务纠纷案件4400件。岳阳市中级法院推广这一做法，省高院专题总结临湘市法院“抬起衙门就群众”的做法并在全省推广。1989年债务 案件审结数成倍上升，达到9078件，1990年为8329件。在巡回办案中，也出现了适用诉讼程序随意性问题，把大量简单纠纷作为诉讼案件来办。次年， 债务案件回落，恢复到正常状态。但是，债务案件仍和婚姻家庭类案件不相上下，1998～1999年，债务案件明显超出婚姻家庭类案件。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 经济生活的发展和法律服务的长足进步。根据1991年《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督促程序解决债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债务纠纷，1992～1999年办 结7644件，标的金额2710万元，另外运用公示催告程序办结34件。

人民法庭一直担负主要的民事案件(也包括相当一 部分经济案件、主要的刑事自诉案件)的审判任务，还担负着指导人民调解的任务。历年审结的案件占总数的70%以上。1987年全市有78个人民法庭，经逐 年调整，1999年底减至63个。市、县法院注意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全面加强人民法庭内部队伍、审判业务和物质条件的建设，先后开展多种形式的争先创优活 动。1999年，云溪区法院路口法庭被省高院评为“人民满意的好法庭”，岳阳楼区法院东茅岭法庭庭长袁高林被省高院评为“人民满意的好庭长”。

市中级法院在80年代以前每年审理的一审民事案件只有几件，90年代逐年有所增加，1999年审结32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