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划时代精神体现于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历史性超越。这种精神既是长征能够战胜千难万险、威名远播中外的主要经验的结晶所在，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极具传承价值和指导意义的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一、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平等精神是红军钢铁般团结战斗的成事基础，也是建设现代和谐共富社会的基本价值维度

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完全崭新的人民军队。红军与历来所有军队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队伍中洋溢出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平等精神。红军的平等精神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科学道理，其要旨就在于消除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世间不平等现象。红军队伍中的平等并非仅仅停留在这种理念和追求的层次，而是具体贯彻落实和体现在部队生活的各个方面。首先是人格思想上的平等。长征时我党诞生才13年，红军时间更短，但其与生俱来的平等追求却在部队建设中达到了较高水平。特别是古田会议后，红军中坚决反对军阀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蔚成风气，杜绝打骂和体罚士兵的现象，人际之间相互尊重人格，说话和气，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等（后来这种平等追求更是发展到了官兵之间“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的可观高度）。即使在王明、博古、李德等中央领导人一言蔽天，其教条主义错误甚嚣尘上的时候，还是有不少的红军将士坚持独立思考，议论时弊；特别是通道、黎平、猴场等会议的集中争辩和观点碰撞，都无疑为后来遵义会议的英明决策预备了必要的舆论氛围和思想基础。

其次是升迁机遇上的平等。一方面，红军为了迅速提高广大战士的文化和军事水平，在部队中一直卓有成效地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和官兵互教的育才方式，为大家各自自主发展提供了宽松、公平和有效的成长环境；另方面，红军官职的提拔克服了论资排辈、宗派主义和近亲繁殖等传统弊端，主要以战绩作提拔依据。事实上，我党第一代领导人中就有很大部分都是在20~30岁左右就靠其卓著的功勋当上了军、师一级职务的；即是在20岁不到的年龄，由于战功突出，就提拔为团和师一级职务的也不少见。第三是生活待遇上的平等。红军长征中官与兵一样挨冻受饿、同甘共苦的平等生活待遇是有口皆碑的普遍事实。当然，红军中生活待遇的平等也不是绝对的，主要是因工作需要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别，但这种差别是自觉自愿地服从于整体工作目标的，因而事实上更好实现了平等精神的依归。比如当时在中央红军做侦听的戴镜元因工作保暖需要就分配到了缴获阿部规秀的唯一的军大衣；他还深情回忆到：毛泽东因为夜以继日操劳，当时也配了一副担架。但在1935年6月，报务员雷永通的腿被飞机炸伤后，毛泽东便执意命令将自己的担架让给雷永通用，直至雷永通腿伤渐好能骑牲口才归还担架。

红军将士在这种平等精神基础上用鲜血凝成的战斗情义，相对传统的等级观念而言是革命性的，从而使其更具召唤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终于锤炼成了红军这支钢铁般坚强团结而不可战胜的队伍。其实，传统观念文化也讲情义，但其本质是建立在落后的等级制度上的，是不合理的单方面服从关系，是部分人利用其强势的社会地位对另部分弱者的人格侵占，比如典型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师生”等人际关系之间所存在单向的“忠、孝、从、悌、尊”苛刻伦理要求，是对人天性向往自由的极大束缚，因而注定是要失败的。无穷历史事实证明，等级观念是压抑人们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发挥的思想根源；等级制的维持和发展，无疑也是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动荡、停滞和落后的重要原因。而“平等”的社会功效为什么就会好呢？简单讲就是平等能够为“每个人”能力的尽量发挥提供可能。在平等的基础上，一方面，每个人因平等而自由，各自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调动，公平竞争，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多样发展；另方面，每个人因平等也必须宽容待人，尊重别人、理解别人、支持别人的发展，而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必然造成全部人力资源获得最大最深最好开发的趋势，促成社会的尽快富裕和进步。

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继承红军的平等精神作为基本价值维度。因为市场经济一般的本质要求就是人与人的平等，通过平等来充分开发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而促进经济迅速发展。当然这个平等也不是绝对的，而是分阶段曲折发展着的。事实上，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文化）是十分强大的，它统治中国几千年，其精髓已渗入社会的各个部位，其表现无疑既是一种外显的客观性（环境），更是一种内在的规律性，对此，我们必须直面析视，科学应对。从客观性方面看，比如我国改革开放已经28年，但是经济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仍然突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一些人落后的等级思想作怪，利用各种方式钻体制的空子，借着所掌控（或依附）的行政强势权利谋私，这样加剧了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阶层之间悬殊的收入比例，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对此，党中央十分重视，着重强调走共同富裕道路，确立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这无疑是创建中国新型平等社会的根本举措。从规律性方面看，比如在政治领域，我国宪法规定每个公民均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力。在具体的政治结构上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制度在本质上确实还没有体现很高层次的平等精神，但这种适当集权方式是符合中国政治历来需要单一权威才能稳定的内在要求的。国外的实践也证明，适当集权对后发展的东方国家地区积极稳定地推进现代化是非常必要的，像亚洲“四小龙”。而过急推行多党竞争执政的国家（理论上更平等）就常常陷入混乱低效，像菲律宾、印度等。

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精神是红军压倒一切险阻的力量源泉，也是建设现代道德正义社会的根本实践动能

胸怀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是红军能够克服一切常人难以想象的困苦，胜利进行25000里长征的根本精神优势所在。红军能够在较短时间确立这种理想精神既是激烈的民族阶级矛盾所致——由于当时饱受民族和阶级双重的压迫剥削，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意识。作为红军领导层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批精英人物，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富有爱国救国热忱的优秀代表，当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更被其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所吸引所觉悟所感奋，必然毕生都表现出那种为远大理想而奋斗矢志不渝和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红军中绝大部分是受苦受难最深的工农群众，虽然缺少文化知识，但要求改变现状的热情很高，意志坚强，富有牺牲精神，成为理想的实践主体；也是红军由三湾改编后，“将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指挥枪”，创造了统一、严密、坚强的党的领导的结果；还是遍布红军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环节那种理顺情真、形式多样、言传身教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卓越成效。

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的这种可歌可泣的理想主义精神还有四个方面的具体表现。一是奉公守纪。红军之所以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铁军，精要就在大家都能够自觉地将个人私利服从全局公利，并确立了非常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长征中这方面的感人事迹极为普遍。在翻越大雪山时，一位军需处长因冻饿而死，而他身旁押运的给养马队却毫发无损，前来检查工作的军长看到被白雪覆盖的处长遗体只能默默流泪。二是挚爱坚贞。既然志存高远，同志之间必然挚爱弥深。湘赣根据地的红六军团合并到湘鄂西的红二军团，二军团首长贺龙等硬是没有丝毫半点“山头”私心，反而将六军团的人员普加擢用。在这种爱心哺育下，新部队合力大增，成了后来的“常胜军团”。周恩来长征中曾患重病，对抬他跋涉草地的战友，总是铭记在心，解放后即使日理万机，他也要抽时间为离故的战友亲自执绋送行。三是淡泊名利。有了远大的理想精神，红军将士大都淡泊了个人的名利观念。李先念原来担任军团级领导职务，西路军受挫后，被安排了一个营级职位，但他向毛泽东表示：完全服从组织安排。另外还有不少西路军遗散的女兵，直到解放后都始终没有去找组织要待遇。现在记者采访这些90岁左右的老太太，她们仍然没有丝毫的埋怨，言语间却流露出了当年革命的美好情愫。四是乐观豁达。越是富有理想精神，就越能够笑对人间一切苦难。长征中就已年过半百的“军中四老”， 以苦为乐，幽默风趣，给大家很大鼓舞。到达陕北瓦窑堡时，风寒雪大，林（伯渠）老身着单裤步行，浑身皆白，白胡子也被雪花盖着。他却精神抖擞地走进一间空屋，笑着说：“ 财政部就设在这里”，立即亲自给各单位发钱，使大家的冻饿感顿时消了一半。老红军罗青长回忆在1934年底，廖承志被张国焘关押欲加杀害，情况十分危急。一次他与廖偶遇，乘卫兵不备，便想安慰几句。谁知廖毫无悲伤，竟风趣地向他吐了吐舌头，并微微一笑。红军就靠这种乐观精神战胜逆境，即使过雪山草地也不时听到指战员们充满活力的欢歌笑语。

红军为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的信仰精神同样具有革命性意义，因为传统观念文化从来就没有这样的追求，它最讲究的是如何获得“功、名、利、禄”等眼前的、局部的和器物层面的利益，而忽略了长远的、全局的和精神层面的利益，存在偏于世俗功利一隅的致命缺陷。深入分析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文化根因，无不与这种弱理性的思想基础紧密相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大家目光短浅，不事长远，争名夺利，尔虞我诈，甚至不择手段，两败俱伤，这样的总体社会当然难以安定进步。需要更加深入系统思考的问题在于：共产主义理想精神随着共和国的建立确实出现了一个普及实践的阶段，中国人民的思想面貌在1960年代前后发生了根本性改观，社会差不多达到了弊绝风清的程度，但是后来为什么又出现了一些大的反复呢？我认为这里有三个问题是一定要弄清楚的。1、对世俗文化强大程度的估计远远不够。世俗文化的弱理性流传了几千年，对人们的影响既是普遍的——无人能免，又是复杂的——理性不足的表现具多样性。比如上世纪50和60年代后期发端的“大跃进”与“文化革命”运动，虽也不乏一些理想主义的追求，但却因建立在传统的急躁情绪和斗争思维的非理性基础上而招致失败，最终犹过之而不及，反而招致了世俗观念的大回潮，道德和正义的沦落在所难免。还是邓小平的评价中肯：这不是哪个人的责任，我们都有责任。2、崇高理想精神对于搞好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现在搞市场经济又存在一个重大认识误区，以为市场经济就只讲经济效益，就只有自私自利自顾自，而无须管什么道德、正义了。这样导致一些人奚落理想，亵渎崇高，他们想方设法钻政策空子，贪污腐败，无视公德，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不一而足，其实这样下去是根本不可能搞好市场经济的。只要经济得到的却是失去效益的经济；只顾自私最终总逃不离两极分化。崇高理想下的道德正义追求虽然不等于眼前的经济利益，但必然包含长远的经济利益；而从发展的宽广视角看，眼前利益的迭加之和总是被长远追求的力度所决定的，因此道德正义的状况必会与经济正相关。放眼国外，有哪个发达好的市场经济国家能够缺少精神信仰的追求呢？！为人皆有善恶两面，健全的制度可以基本制人之恶，但最有效的抑恶扬善方法还得靠人自身树立起崇高理想精神。有了崇高理想精神，才能建成道德正义社会。3、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是中国人民精神信仰的最佳选择。虽然作为建构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理论的马列主义尚有一些不够完善，需要扬弃的部分（比如讲究“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学说就可以演进为“同存竞争”的共赢理论），但是共产主义信仰作为中国人民的一种理想追求却是富有生命力的事物。这个理想所描绘的高度富裕，高度民主，高度平等，个性解放，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美好景象蕴涵了体现全人类根本利益的远大善意愿望，是极富生命力的正义事业，也是先进国家的发展趋势逐渐证明着的客观事实。特别是以此信仰为宗旨的我们党通过85年坚苦卓绝的理想实践获得了丰富经验，并且经由这种独立执政的特殊地位，以党治致国治，以党风带民风，以党员领群众，相信完全能够在中国人民中间将当年红军的崇高理想精神重新发扬光大起来。

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创新精神是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谋略诀窍，也是建设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主要思维方式

长征中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先进与落后两种思维方式的集中大比拼。以王明、博古、李德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无视各种不同的具体实际情况，只知道从现成的书本理论出发，体现的是一种崇圣性思维方式；而以毛泽东为首的许多土生土长的红军将士则从长期革命实践中获取知识和方法，又有了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指导，掌握的是一种唯实性思维方式，正是基于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才导致了革命兴衰成败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

毛泽东这种唯实性思维方式所具备的方法论特征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所归结的思想总特征就是充满生机活力的创新精神。她是红军从小到大，转危为安，由弱而强，最终取得长征胜利的成功法宝，可从两个方面来加深认识。第一方面是在抽象总结具体实际中创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是看问题不能先入为主地从书本和经验出发（当然不是完全“不要”书本和经验），而要从“每个不同的”具体实际出发，去找到不同书本和经验的新的观点方法。比如建立革命根据地，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特色道路的思想就是在秋收起义后，反复攻打平江、浏阳和长沙等城镇未果，革命军多次受挫的情况下总结抽象出来的。当时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坪对革命军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长沙不是我们能蹲的地方，要到敌人管不着或难得管的地方去，到农村去，到乡下去，养精蓄锐，发展我们的武装力量……正是这种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才指导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成功创立和前四次反围剿等一系列胜利。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王明等人大搞教条主义的愚钝死板。王明把在苏联学到的书本理论和攻城经验搬来苏区，罹犯了左倾和冒险主义错误；继而又与博古一起，把来自共产国际的军事专家李德奉为圣明，完全否定毛泽东等人的成功战法，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与新式武装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消耗战，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战略转移。

第二方面是在知己知彼洞悉情况中创新。长征之难除了征途的自然险境，更难在天上飞机炸，地下大炮轰，还有十数倍、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面对如此险恶的环境，毛泽东及其红军将士焕发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们全方位了解、分析和掌握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沉着冷静，运筹帷幄，出其不意，各个击破，其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运用得出神入化：借道黔桂边，四渡赤水河，兵逼贵阳城，巧渡金沙江，结盟彝海畔，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转战乌蒙山，激战嘉陵江，血战独树镇等，最后夺得长征全面胜利。红军战略战术类型既极庞杂又极具开创性，包括运动战、游击战、奇袭战、速决战、歼灭战、心理战、政治战、民族战，乃至后来的群众战、生产战、综合战等等，这不仅是当时教条主义简单模仿性思维无法想象的，也是至今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创举。反观教条主义的做派却是那样的僵化单一，色厉内荏，涵养浅薄，不堪一击：他们的立场就是惟书本正确，惟苏共正确，最后是惟自己正确，至于中国社会所有的特点，各个时期、各个派系、各个事件所错综复杂起来的具体情况更是他们不屑研究、掌握和利用的，所以即使对十九路军起义，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这样的大事情，他们也不动其衷，听任其遭受反动派镇压，也令红军处境好转丧失了一次难得机遇。中央红军湘江战役遭重创后仅剩30000余人，原定北上会合红二、六军团。毛泽东十分清楚敌人的心理，一定会在北边设伏（后知果然此去路上有40万敌军集结），建议调头向西；而李德懵懵然竟仍错误地坚持继续北上，幸得大多数人支持毛泽东才躲过这一大劫。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活的灵魂”的生动展现。世界一切事物归根到底都是由物质组成的。事物的存在方式总是表现为一定运动着、联系着和发展着的物质现象。人们认识世界事物所获得的各种知识和真理说到底都是关乎到当时那种物质运动、联系和发展的特定状况和情形的，都只具有相对的知识性和真理性，超出那个范围，“跨出哪怕一小步”，知识会变得不够用，真理也会变成谬误。够用的新知识和适应新实际的真理在哪里？就在人们对新实际进一步探索、分析、研究和（在前面的基础上）创新后才能获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方法正是在这里才全面显示出了她创新精神的禀赋的。传统观念文化从上述认识论的角度看，恰好就是一种不讲实际、无视实际、脱离实际的崇圣性思想。多少年来，沉醉子曰君言，标榜述而不作，信好全盘照搬，差不多成了很多国人仅有的思维方式（稍加分析便不难证明，王明、博古、李德等人的教条主义和其他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等错误的根源恰好就是这种传统的崇圣守旧精神），这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最大弊害所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努力开掘70年前红军长征给我们留下的这份执锐创新的精神财富，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方法弘扬起来，并以此为本确立我们的科学思维方式。在中国创建现代民主法治社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一项牵动特别大、问题特别多、难度特别高的复杂系统工程，因此特别需要创新精神。我们必须确立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科学思维方式，要全面研究全世界各类民主法治事业运行演进的实际情况，从中找到共有的一般规律性的东西；同时，更要悉心研究和吃透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特别是要找到中国社会稳健发展的相关规律性的东西，并且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扬长避短，以寻求到一条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积极稳妥的发展道路。在当前情况下，最关键的问题是创新党内民主以激发新的活力，逐步推进社会的全面民主；创新党的体制以科学制约公权，逐步促进国家法治取得实质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