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综合年鉴作为系统记述一方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为各级领导科学决策了可靠的依据，为各部门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协作提供了信息，为社会各界研究市情，参政议政提供了历史和现实资料，同时，也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政策借鉴和生活指南，受到社会各界好评，拥有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日益深入发展的形势下，地方综合年鉴，特别是市、州及县级年鉴属于高度个性化的商品，其主要读者为各级领导干部、管理人员以及关心、研究市情的各界人士、文秘、商务人员。与其他出版物相比，其营销策略和方式在许多方面受到影响和制约，造成发行面窄，销售量小的局面。以《岳阳年鉴》为例，近10年来，编辑人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勇于创新，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已出版的8卷年鉴，2002年卷获全国首届年鉴编校质量优良奖，全省市、州年鉴一等奖，省、市社科成果特别奖；2004年卷获全国地方志年鉴评选一等奖，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多年来，年均发行量一直在1200册左右徘徊（含赠送、交换部分），扣除营销费用，销售收入尚抵不上年鉴的印刷成本。年鉴工作所需经费，主要靠市财政补贴和行政事业单位广告宣传费。发行渠道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下发征订通知，向党政工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推销，个人购买者可谓凤毛麟角。在出版业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地方综合年鉴如何自我调整、不断创新，发挥自身的优势，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年鉴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以下结合《岳阳年鉴》编辑、营销的实际，就地方综合年鉴走向市场的几个问题探讨如下。

一、年鉴走向市场，应淡化“官气”，强化服务意识。任何一种出版物都要接受读者和社会需求的检验和认可，只有读者认可才会有市场，而市场大小，读者多少，决定着出版物的命运。地方综合年鉴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首先必须明确办刊宗旨，了解读者的需求，明确“为谁而编，编给谁用”的问题。长期以来，不少地方综合年鉴自恃“政府主办”的特殊属性，凭借市政府每年一度的“红头文件”进行组稿和发行，基本上是“官书官编”，为官服务，整个运作机制“官气”十足，很少进行市场分析和读者调查。从刊载内容看，近几年的《岳阳年鉴》，每年都以相当的彩色版面刊登一定级别领导的照片，每位领导一幅，缺一不可，而真正具有史料价值，人民群众所需要看到、知晓的重大事件纪实图片所占版面相应不足。“领导名录”刊登面越来越广，篇幅越来越长，其职务名称最长者达21个字；以“岳阳发展大家谈”为宗旨开设的“论坛”专栏，亦成为“官论”园地。这两个部分的文字量，2004年卷达31页，占全卷总页数的8%强，与年鉴中工业、农业两个栏目所占页数之和相等。2005年卷中，这两个部分的文字量达39页，占全卷总页数的9.8%。对百姓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关注不足，对有关部门、单位、地区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往往是轻描淡写，对失误的记述，更是一笔带过，起不到戒鉴作用，使年鉴成为部门、单位的“功劳薄”和“记事本”，少有老百姓和广大读者欢迎的内容。在框架设计上，套用市委、市政府的机构设置框架，为照顾少数部门、单位领导的意愿，不惜违背年鉴内容的分类原则。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官气”十足的出版物，注定缺乏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其发行面窄，销售量小也就成为必然现象。

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价值取向应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为“大众”服务的思想，突出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年鉴要走向市场就必须从思想上重新定位，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大众媒介，变官本位为大众本位，强化服务意识，增强年鉴的实用性、知识性、可读性和市场认可性，使其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年鉴走向市场，应积极探索适宜的经营策略，降低成本。已经出版的8卷《岳阳年鉴》，每卷文字在90～100万字左右，彩色插页在100页左右，篇幅变化不大，但定价却越来越高，由最初的98元一册，增至现在的168元一册。这个价位，普通读者难以接受，主要靠部门单位公费购买。年鉴编辑部和史志办的资料室，每年都要接待不少前来查阅有关年鉴的读者，不少人宁愿抄录、复印其中的相关内容，也不愿买一册年鉴。年鉴的广告征集，因其覆盖面小，时效性不强，许多企业不感兴趣，难于持续开展。

年鉴走向市场，应有一套完整的经营策略，涉及到年鉴的指导思想，组稿方式、编辑文案及广告征集、成品销售的方式。降低成本，合理定价，使之能被越来越多的普通读者接受，走进寻常百姓之家。1997年至2005年，市财政每年为《岳阳年鉴》拨出12万～15万元专项经费。但这笔经费主要用于史志办（包括年鉴编辑工作）办公费用，谈不上真正意义的“专款专用”。每册年鉴的广告宣传费收入25万元左右，销售收入10万元左右，每卷年鉴的广告宣传、销售收入、在扣除版税、印刷费、稿费、编辑费、办公费及运营费后，所剩无几。近同御来，其广告组版和成品销售尝试对外承包的运作方式，其有利的方面，一是减轻了年鉴编辑人员的工作压力，使其能集中精力编好年鉴；二是能以合同的形式，确保实现一定的广告和销售收入。其弊端一是承包者为实现自己的经济效益，往往采取不当的征刊、销售手段和方式，操作不规范，难以得到有效的防范和制止，容易对年鉴的声誉造成不利影响；二是承包人一般是一年一换，其运作方式各行其道，适宜和相对稳定的广告征集和成员销售策略、方式难以形成；三是有的承包人在承包期间，无限制地拉广告，竭泽而渔，广告刊登费和年鉴销售价格随行就市，既损害了广告资源，又容易造成市场混乱。同时，造成年鉴的编辑和销售，编纂方案和实际刊载内容脱钩，其社会和经济效益难以得到较好的结合和体现。四是为了保证承包人的利益，运营费用和成品销售价格居高不下，制约了年鉴发行面和销售量的扩大。仅仅把年鉴广告征集和成品销售对外以承包的方式推向市场，利少弊多，显然不是走向市场的成功之路。

今年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476号国务院令公布《地方志工作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该条例将地方综合年鉴定位为“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将组织编纂地方综合年鉴纳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职责之一，并明确规定，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条例”的公布实施，为地方综合年鉴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带来新的契机，势必引起地方政府、地方志工作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地方综合年鉴需要面向市场，但又不能盲目走向市场。对市场经济大潮中年鉴的经营管理策略，必须进行全面、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年鉴广告应适可而止，制止乱拉广告的现象，使广告资源得以持续利用。下大力气减少间接开支，控制成本，降低定价，有效地扩大读者面和发行面，确保其正常发展。

三、年鉴走向市场，应缩短出版周期，力争在每年的上半年出版，提高其使用价值和影响力。《岳阳年鉴》的出版发行时间，每年均在10月份左右，有时甚至拖到了年底。过于滞后的出版发行时间，往往使年鉴销售错失良机，其社会效益亦大打折扣。造成出版时间滞后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编辑部力量不足，每年都需划分任务，发动全办人员动手，分工协作完成。对于史志办非年鉴科人员而言，年鉴组稿、编辑、编务工作成为“额外负担”、“份外工作”，编纂进度得不到保证。而各供稿单位的撰稿人员变异大，无法固定，每年都有一批“新手”加入年鉴撰稿队伍，稿件质量、交稿时间均得不到保证。另一方面，年鉴所用数据，要求以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为准，而统计部门亦编辑《统计年鉴》，其编辑出版时间往往与综合年鉴同步进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综合年鉴的出版时间。针对以上原因，年鉴编纂工作应加大对撰稿人员培训的力度和投入，每年定期召开组、撰稿人员会议，确定选题，明确任务，以会代培。如召集大型会议有困难，可采取分系统、分片开会的办法进行。会议时间应考虑在每年的四季度进行，以便于供稿单位和撰稿人在进行年终总结、整理资料的同时完成年鉴撰稿工作。同时，采取专职兼职相结合的办法增强年鉴编辑力量，加快编纂工作进度。至于统计数据，可考虑以每年初统计部门发布的“统计公报”为主，辅以各部门、单位提供的数据。同时，刊载上年度的“统计资料”，作为上卷年鉴所用数据的修正和补充。

200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