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里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深刻系统的诠释，他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我理解这样的科学发展观不仅只是经济建设事业的金玉良言，而且是具有全局整体意义的精当哲学理念，所以也是指导我们各行各业长远科学发展进步的基本原则所在。从认识论来说，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即是用一种全面、系统、整体的视角观察思考问题。联系到自己工作实践的史志战线特别具体到党史方面的科学发展来看，究竟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科学发展呢？结合多年的工作体会，以及近两年来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以为根本在于要贯彻执行一种全新的“史论分开”的改革思路似才更好。

在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在记史（史）与评论（论）的关系问题上都存在着孰轻孰重的争执或者偏颇迷离的桎梏，纵览其大致历程若为：解放初期讲究“重史轻论”，学者们排除了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的指导作用，忽略了历史事实的理论思考意义及用理论成果反过来点拨历史研究迷雾的重大功能，这样就很容易走上钻“牛角尖”、陷“象牙塔”的歧路。1950年代后期，由于反右等政治运动的铺开，意识形态问题升温，提出实行“以论带史”的工作路子，这里讲的“论”并非一般性的抽象理论以及理论方式，而是固定指的马列主义理论，用产生于遥远西方国度的马列主义理论现成观点来带动和图解中国问题的历史研究，本身就未必合乎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活的（灵魂）精神”，因而以论带史的结果自然很难真正搞真实搞清楚搞顺当我们自己的历史了。随着这样的政治愈益突出，到了后来的文革时期，更是发展到了“以论代史”的地步，这时的历史似乎成了任人打扮的玩偶，实用主义甚嚣尘上，历史的真实性法则受到巨大冲击，歪曲史实、以偏概全、张冠李戴、堆砌概念、模式历史，不一而足；同时，这种状态对马列主义理论本身的学习、理解、研究也必然加重了局限性，当然更谈不上发展和完善马列主义的理论了。

改革开放以来，如何扭转过来史论关系的不科学非理性方面有了一定的进展，概括性地提出了诸如“史论结合”等思路，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历史以真实为生命的基本价值准则，也包含了强调正确理论的介入以及理论本身与历史事实经过碰撞检验而得到发育发展发达的正确取向，然而，全面系统的看来，这种史论观仍然不能完全符合我们史学的科学发展需要，原因在于：1、从本质特点来看，“史”要求真实性、完整性和衔接性，而“论”却是主观性、变化性和递进性（整体上人类的认识水平是不断进步提高的）的，从这个原则上看两者之间不可能达到那种“完美的”结合。2、 “史论结合”语境中的“论”现实中常常是确指某种现成理论观点的，而现实情况总是千变万化着的，从这个历史的意义上看来，依靠某种既定的理论观点能够解释指导各种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终归还不会是科学的态度。当然这样讲，并不是无原则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作用，而是讲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精神，但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各个理论（观点）都教条化，更要根据变化了实际来反思、充实、扬弃和发展马克思主义；3、中国社会传统的主流观念文化仍然是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具有崇圣厚世的秉性，显露出很强的“述而不作”、“畏圣人言”等保守僵化的思维倾向，千百年来，已成为国人不尚实际、不尚精神、不尚创新等落后思维方式的症结所在。因而，“史论结合”的推行，必然让循道的人们更得“引经据典”、套用理论、图解历史的口实，求实创新之路将更为崎岖艰难。4、官本位是中国社会历来的基本价值准则，它也渗透到了思想认识的各个领域。因此，“史论结合”之论也很容易被权势权威的个人观点所替代。事实上，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学说（文本），为什么总是存在定性不断修改、内容不断变动，口径不断统一，或者一推再推，迟迟不能公开出版等问题，使党史文本的真实、威望和科学等禀性受到不应有的影响呢，究其主要原因，我看可能仍与届时的个人权威观点变化制约以及不同权威之间观点的互相掣肘分不开了。

上述可见，“重史轻论”、“以论带史”、“以论代史”和“史论结合”等方式都存在着影响史学科学性的不同缺陷。“重史轻论”者缺少理论抽象的思维根基和整体把握历史的理性勇气，总体上必然影响我们历史科学的发展进步；“以论带史”、“以论代史”和“史论结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权势观点或者强势理论的束缚左右，终究难以保证历史学说的真实性基础，长此以往，同样会影响历史学说的科学发展。究竟怎么办才更好呢？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根本理念来思考，我以为应该提出实行“史论分开”的历史学科学发展的思路。其主要倾向就是记史与评史要分开进行。记史要建立一套客观科学的规范，比如记述当代历史时各级政府（包括必要的其他单位）应该专设史官，专职从事现实发生事实记录入史，其记史工作的程序、权限、责任乃至保密期限都明确具体规定；记述过去的历史也允许或者要求搞出多个署名的不同内容的版本，让时间去自然淘汰。评史可以专设科目，并且为了大局稳定的需要，可以分成公开和内部两种园地。应该指出，史论分开是讲工作职能、操作方式和最终成果的分开，并不意味着史学（者）记史工作过程中间分离（不要）了相关的思想、思考和思维，相反，从史论的内在有机联系上看，两方面的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存在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实现这样的史论分开，才能有效地克服过来史学的种种弊端，既能确保历史记述的客观真实，又能促进研究历史的科学进程。

“史论分开”的具体内容可初步概括为“五化”设想：1、史书志述化。即历史文本（正本）的体例按照志书样式定期（比如20至30年一届）进行记述编纂，讲究客观性，屏弃主观性，只记述不评论。2、往史多本化。由于过来一直缺乏专人专责记史，致使遗留的各种历史资料大都存在一定的虚假片面等问题，需要进行普遍的复杂的甚至是长期的辨真和完善过程，因此，应该允许对既定历史存在不同作者署名的多本种史书，让时间去检验淘汰。3、史官专职化。即相关单位均应该专设记史的职能工作人员。比如各级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编纂就应建立在各级职业史官平时规范记录（包括照片、录音、录象等）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史官工作规范等制度，比如史官工作程序、史官参加相关会议的制度、调阅记载相关事件资料的权责以及史官材料的保密解密（一般保密期限为20年）等规定。4、评论争鸣化。从理论原则上看，任何历史（广义地讲，任何事情一旦发生都可以看成是历史）事件（包括过去、现在以至当下发生的事件）都应该允许在适当范围里进行各种视角的评论分析，特别提倡不同意见的争鸣；任何人都不能即时做出谁对谁错的结论，而应让时间和以后的实践去进行检验，实现科学的优胜劣汰。5、园地创新化。顾虑到放任争论很可能带来一定的混乱不稳的危害，可以创新一种内部讨论园地（包括报刊、电视、网络等形式），其读、编、写人员均与行政级别脱钩，并由一定的考核获取资格才能进入园地；创建这样的园地暂由国家财政资助开办，条件成熟后可由相关的社会公益资助提供运转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