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岳阳青年不畏艰险赴延安的故事

历尽艰辛矢志不渝向延安

七十多年前的中国，交通极其不便，群众非常贫穷。胸怀抗日救国鸿志的青年，只有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途中他们既要避开日军的阻击，国民党特务宪兵与军警的盘查，又要克服长途跋涉、忍饥挨饿的困境。一路上，他们不畏艰难险阻，巧妙与敌周旋，或改名换姓，化装成商人、挑夫或乞丐；有时还得日隐夜行，绕小道，避险关，个中艰辛，正如毛泽东所说“抗大没有考试，通过敌人封锁到延安来就是最好的考试。”

在去延安的岳阳青年中，有位是党的干部任作民的亲人。年月，时任湖南特委书记的任作民（汨罗人），利用刚出狱回家乡湘阴县塾塘乡（现属汨罗市）治病之机，动员他的两个儿子任楚、任湘及侄女共人，先后辗转到延安投身革命。他的举动在全省特别是家乡汨罗，产生了很大影响，鼓舞着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向延安。

华容县东山中学师生团是组团人数最多的。华容东山中学是早期中共党员朱婴，奉时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主任董必武的指示于年月创办的一所培育抗日人才的学校，有学生多人。学校创办之初，得到中共组织和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时任抗日军政大学五大队队长的何长工（华容人）致函希望学校“无事则为弦歌之地，有事即为戎马之场。”月初，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学校被迫停办。之后，校长朱婴根据董必武“输送革命青年赴延安”的指示，率家眷和朱永辉、朱允一等名师生，高举“湖南东山中学抗日救亡旅行团”的旗帜，佩戴自制符号，挑着油印机和一些宣传单，背着行李，踏上北上征途。途中又有位青年加入队伍，并得到国民党石首县长刘俊的关心，给旅行团弄了张通行证，减少了途中的许多麻烦。队伍到达湖北襄阳，在学校住宿时，遇到十几架日机的轮番轰炸，由于他们运用所学的军事知识自我保护，没有受到损伤。进入河南邓县后，师生们带的钱大多用完，只得变卖手中的零星衣物充饥。月初，进入秦岭地区，行程更加艰难。这里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山高路陡，人烟稀少，土匪出没无常。所幸途中遇到从上海战场撤退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辎重营，此时也去西安，大家随部队日行～里，终于越过秦岭。年月，旅行团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受安排，这一行途经省余大小城镇，步行余华里，历时两个月。

岳阳地区的其他多名青年，都是三五成群、或只身一人投奔延安。湘阴县青年张一夫，年毅然向延安，刚到西安，便被紧追不舍的长兄强行拉回。他虽成日苦闷，但决心不泯。坚持耐心向父兄宣讲抗日救国道理，终于得到应允，于年月与杨我武等名家乡青年再度北上。他们途经山西风陵渡时，险些被日军炮火击中。到达西安后，张一夫分配到抗大洛川分学，杨我武等人分到陕北公学枸邕分校。但杨我武人行至咸阳时，被国民党边区盘查哨截留，遣送返家，与延安最终失之交臂，抱憾不已。

年月，临湘青年陈德常只身一人到洛阳后，不幸被小偷偷走了路费，只好回家。后来陈德常找杨正凡同行，由于家里都贫穷，两人想办法仅凑了一点盘缠，出发前各自在家做了一套国民党军服，一路蒙混过关。后来两人不幸途中染病，路费耗尽了，他们就变卖衣物，夜宿村店屋檐下。从巩县到潼关，他们爬上火车顶逃避查票，继续前进。这段路隧道多，车顶离隧道顶不到 一米 的间隙，不但蒸汽和煤灰打得人睁不开眼，而且如果稍不留意，脑袋随时都有被削掉的危险。他俩闭眼屏气，相拥着卧在车顶。到达潼关时已身无分文，他们就晓行夜歇，徒步赶路，终于走到西安，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直奔延安。

“熔炉”里炼出抗日精英

不少投奔延安的青年，虽然都有高涨的抗日热情和寻求中华振兴之路的愿望，但大部分人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还缺乏全面的了解。经过“熔炉”的锤炼，普遍提高了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华容青年刘大年就是在延安由一名“思想单纯”的学生成长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的。刘大年生于一个小康的读书之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决定投笔请缨。在长沙报名时，他还特意进行了精心打扮：脚穿锃亮的新式皮鞋；身穿质地讲究的仿绸长衫，手拿拿破仑帽，这反而引起鉴定同志的怀疑，以为他动机不纯或决心不定，还劝他不要去延安。通过一番谈话消除误会后，在他的鉴定栏里写上了“思想单纯”等考察评语。刘大年抗大毕业后，他在太行山随军多年，为研究中国抗战史、近代史作出了重大贡献。据他自己所说：他从小学直至湖南国学专修学校肄业，所受的基本都是自式教育，因而所谓国学看做是根本学问，甚至从湖南到陕北途中，还提醒自己“不可忘记祖宗立国的根本”，这一强烈的“国学”情绪，也即盲目崇拜孔学的观点，是在到达陕北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和经济学、哲学、外国历史等其他大量新书之后，才不知不觉烟消云散了。

延安“窑洞大学”的物质生活虽然十分艰苦，大家吃的是小米，住的是窑洞，以露天为教堂，石头砖块为桌椅，土墙为黑板，但大家的精神生活却丰富多彩，处处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学员们能够经常聆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博古等首长们的亲切教导，大家都能感受到强烈的民主生活气息，心情倍感舒畅。岳阳月田乡青年万年，在抗大学习了个月，据他回忆，在党的六届六次全会召开之时，毛泽东用了个晚上的时间讲了《论新阶段》（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毛泽东的讲话非常风趣，在第二堂课开始时，毛泽东开玩笑说：“听说来了位叫万年的，谁是万年？”万年站起来回应，“报告毛主席，我是万年”，毛泽东笑着说：“年即为岁，岁即为年，你为何不叫万岁”，说得大家哄堂而笑。万年抗大毕业后，先后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随部队转战太行山区和淮海地区，经历数十次战役，成为一名部队抗日文化教员。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青年与经过长征的工农干部结合在一起，相互学习与鼓励，使“抗大”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各种简陋的体育活动也开展起来，在长征中失去一条腿的钟赤兵还同大家一起参加过跳高比赛。

这所“熔炉”一直把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和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作为政治教育的内容。学员们也自觉地实践着这一精神。抗大师生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壮烈就义的数以千计。汨罗青年刘访南是独子，他瞒着家人进入抗大后刻苦学习并加入了共产党。结业后，即上前线抗日，从此便与家人失去联系。家中二老倚门伫望，盼子归来，母亲终因忧思成疾不久去世。直到解放后，部队寄回其烈士证件，亲人才知刘访南早已在年晋东南战役中血溅沙场。同样牺牲于抗日前线的抗大生还有岳阳县青年余惟雄，湘阴青年湛治明，华容青年刘淇、张鉴、陈继本等人。临湘县的李继渊，岳阳县的赵绿吟及王国雄、李开桂夫妇等人在回家乡带领群众开展抗日的战斗中牺牲。

经过熔炉锤炼的岳阳青年，有不少后来成为各条战线的革命骨干或担任相当的领导职务，为中国革命和建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汨罗青年康濯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一期毕业后任八路军随军记者、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宣传部长等职，他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思想反映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从事文学创作余年，成为我国以描写农村生活著称的作家。汨罗青年任湘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农业系毕业后，年赴苏学习地质，年回国后一直从事地质、地矿、地热勘探研究，成为中国“地热之父”。汨罗青年龚辉（女）从武汉纱厂赴延安，解放后曾任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

在延安这座革命摇篮里接受过“熔炼”的岳阳人，除青年学生、工人、各抗日根据地的少量干部战士外，还有随红军长征到达延安的岳阳红军官兵们。有的红军干部既是学员，又是领导。华容的何长工就是抗大创建初期的学员，后又任过抗大队长、大队长、教育长、副校长等职。抗大第一期第一科招收名学员里就出了位开国将领，而平江籍的就有位。岳阳籍的苏振华、王赤军、方正平、钟伟、张正光、徐德操、张平凯、文年生等都曾担任过抗大的分大队队长或政治处主任等领导职务。

阳青年不畏艰险赴延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