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真理，敢于斗争

骆驼敢于挑战极端天气和自身生理极限，坚持与烈日严寒、风霜雪雨作斗争。

任弼时善于观察思考，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斗争中推动理论成熟，指导实践。

1927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对汪精卫抱着幻想，委曲求全，步步退让，还责备工农行动“过火”。6月下旬的一天，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代表团中央将一份主张武装工农、发动土地革命，和汪精卫作斗争的《政治意见书》（简称意见书）递给陈独秀，陈独秀不以为然地说：“幼稚！荒唐！”当场把《意见书》撕碎，摔在地上。6月23日晚，任弼时再次将《意见书》委托中央秘书长蔡和森递交。陈独秀直接“碎之于地”。7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任弼时要求宣读《意见书》。陈独秀居高临下地说：“现在是讨论怎样行动，没有时间讨论上海大学教师的讲义。”任弼时据理力争：“迅速武装工友，发动土地革命，和汪精卫作斗争，难道不是当前最重要的行动吗？！”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23岁的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任弼时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青年团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政治上的坚决性。”后来任弼时谈到这场争论时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1934年10月17日深夜，中央随军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率部从梵净山区甘溪突围，讲明敌情后他对战友们说：“我们都是土地革命中走出来的，要同生死共患难，要坚决勇敢的打出去！前面就是贺龙的部队，打过去就是胜利！”

1936年7月，任弼时、贺龙率红二、红六军团集结于四川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任弼时任政委。此时，因信息阻隔，任弼时并不知道张国焘已于1935年10月另立“中央”，公开分裂党和红军。但是，任弼时察觉到张国焘的言行极不正常，并展开坚决斗争。

任弼时首先严禁在二、六两军团发放张国焘派人送来的反对中央路线、攻击中央领导的《干部必读》等材料，并烧掉了这些文件。任弼时要求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不准讲一、四方面军之间的问题。张国焘派人向任弼时提出“两个方面军首先应该一致”，任弼时回答：“唯有在十二月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张国焘要召开党的会议，任弼时提出：“报告哪个做？有争论结论怎么做？！”张国焘又说要召开两军联席会议，想以多数压少数。任弼时坚决抵制：“不能以多数压少数！”他警告张国焘：“红二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党中央、毛主席有最高的信仰。二方面军干部从来不盲目服从。你如果要强迫他们反党，那他们就会要翻脸，他们是不认识你的。”

任弼时与朱德等同志一起，做好了二、四方面军的团结工作。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省会宁县胜利会师。

宽厚待人，精诚团结

骆驼完全融入驼队，群集性强，为着共同目标同心同向同行，相守相伴，有护群性。

任弼时胸襟开阔、光明磊落，为人宽厚、待人真诚，不摆架子、关心同志。

对于同志们的缺点，任弼时从不发脾气训人，而是耐心说服，循循善诱；和干部谈话，从不随意打断别人，而是认真倾听再发表意见。他常用商量的口吻说：“你看这样好不好？”“是不是这样的？”有一位随任弼时工作多年的同志说，“在任弼时同志面前，慌张的人会变为镇定的人，软弱的人会坚强起来。”

1933年初，博古等临时中央负责人到了瑞金。在执行“左”倾路线的博古眼中，任弼时的工作是保守的，于是以“加强省委工作”为名，免去了任弼时中央局组织部长的职务，调任湘赣省委书记。当时，湘赣省委原书记王首道被王明路线打成“右”倾保守主义，并被撤销职务，多次进行大会斗争，被调到白露、袁州一带搞基层工作。由于环境很苦，王首道手脚生疮，又患了疟疾。还有许多同志被乱抓乱杀。

任弼时反对这种做法，在省委会议上强调指出：“抓人杀人都要有确凿的证据，杀人必须经过省委的批准。”任弼时进行调查研究，倾听了王震等同志的意见，采取慎重态度，保护了王首道、张启龙、张平化等一批同志。1979年4月30日，王首道写下《寄弼时》：“我在湘赣边，心疑‘左’势凌。大祸从天降，蒙诬被罪刑。君独能兼听，广纳同志评。为人持慎重，刀下始留情。”

1934年秋，任弼时率红六军团西征途中，每当开会，大家喊他任政委。任弼时马上说：“不要叫我这个职务，叫我任弼时同志，或者任胡子，在革命队伍里我们都是同志啊。他告诉身边工作人员，革命队伍内不论上级下级、干部战士，只是分工不同，都是同志关系。”

1936年7月在长征途中，任弼时同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时任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主任傅钟竟夜长谈。他带傅钟去红军司令部机要科看电报，并说：“凡我看过的你都可以看。”看过红一、四方面军分开前后的来往电报后，任弼时再次找傅长谈。他明白地说：“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他还诚恳地说：“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的！我们还在长征途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

为民服务，开拓奋进

骆驼总是矗立沙漠，凝神远眺，昂首阔步开拓新路，默默无闻负重前行。

任弼时经常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和问题，并帮助解决；工作能力极强，富有开拓精神。

1934年8月，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向湘鄂川黔边界地区进军。每到一地，任弼时总是派人把老乡喊来闲叙家常，了解人民生活的疾苦。他从老乡家里有几口人几亩地，一直问到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保安团”有哪些压迫，同时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

解放后，任弼时最愿意听同志们讲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他常说：“不合情理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哩。”他经常教育子女：“你们吃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

1937年8月25日，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10月下旬，任弼时和邓小平要求总政治部组织科长王平到河北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任弼时强调：“贯彻上面的方针，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抓武装。要大刀阔斧的干，不要像绣花一样；再一条就是抓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我们的眼睛要看得远，现在我们搞的是抗日根据地，将来，这些地方就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前沿阵地。”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开幕。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成为五大书记之一，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全票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是44名中央委员中4位获全票者之一。

任弼时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做出了重大贡献。七大的筹备工作是在任弼时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付出了五年的心血。他负责组织对代表的选举、审查、接待，准备大会的各种文件，选择大会的会址。任弼时还参加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任弼时一贯强调，要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和使用人才。他指出，在重要的领导和执行机关中，一定要配备有工作能力和党性坚强的干部。这些干部必须能够在党的路线与政策之下，富于创造精神，善于按照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独立解决问题，独立地创造事业；对于那些不称职的或不适当的干部，必须加以调动，另用有才干有能力的干部去代替他，或者给以训练、培养，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

1949年2月，苏联领导人米高扬访华时评价任弼时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经验的领导者，一位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任弼时在大会上发言：“我们要提出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新中国的建设的口号,反对那种以为战争结束可以享福的论调。要认识到建设新中国需要经历艰苦的路程,它比战争还要复杂。”

艰苦奋斗，廉洁奉公

骆驼不讲究生活条件，以食骆驼刺、仙人掌为主，能适应艰苦环境，付出多、贡献大，但获取极少。

任弼时遭受电刑时伤及心脏，加上长期劳累，导致身患高血压等多种疾病，但仍坚持投入工作，且公而忘私、率领家风。

1928年底任弼时受刑出狱后，组织决定让他休息一段时间，妻子陈琮英也劝他休息。他说：“我在牢里已经休息够了，现在要抓紧工作，把坐牢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有时深夜三、四点钟才回家。陈琮英问他：“你哪里来的这股劲，怎么不知道累呢？”任弼时答道：“从牢狱里来的。”

长征途中过草地时，粮食严重缺乏，野草也被吃光。任弼时带头吃皮带，煮了一个多小时，他幽默地说:“差不多了，咱们吃牛肉吧”,说完开始吃起来。

1947年底，任弼时拖着病躯和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毛泽东后来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战争。”

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时，有关部门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以便参加入城阅兵式。任弼时反对说：“我们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

任弼时经常对陈琮英说，要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那时是实行供给制。任弼时在极其繁忙的情况下，也没有忘记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他常常问陈琮英，菜金有没有超过标准，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规定领取？不许为他搞特殊，也不许家人搞特殊。他告诫家人要注意节约，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经常嘱咐孩子们：一定要节约水电，电灯要人走灯关；自来水用时不要开得太大，用完要关紧；不要在墙上随便钉钉子挂衣服；窗户开了，一定要钩好，不然风一吹就要打破玻璃……

骆驼已经远去，驼铃依然清脆——“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这是1921年5月任弼时在启程赴苏时写给父亲的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