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执行蒋介石的密令，突袭新四军平江通讯处，将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等六名同志残忍杀害，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

合 作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爆发。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7日，党中央派出周恩来等到庐山与蒋介石举行国共合作谈判。同时指示各地党组织，迅速地切实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湘鄂赣省委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代表进行多次谈判。

1937年7月15日，湘鄂赣省委派出傅秋涛、涂正坤、钟期光、刘玉堂，与国民党武汉行营代表在平江县丽江口陈家大屋进行第一次谈判。省委提出四项合作条件和五条停战条件，对方仅接受停战条件。

7月18日，双方在平江县嘉义乡关帝庙继续谈判。谈判开始，国民党地方当局代表宣扬“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一个主义（三民主义）”的谬论。傅秋涛严正驳斥：“你有你的国民党，我有我的共产党；你有你的领袖蒋介石，我有我的领袖毛泽东。你不要来这一套！”

7月20日，双方在浏阳县城进行第三次谈判。双方商定：释放在押政治犯；在浏阳建立我方办事处；红军部队集中，番号改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

8月29日，党中央和中共中央长江局派董必武主持在武汉行营的谈判，湘鄂赣省委亦派代表参加。双方达成协议：1.湘鄂赣红军游击队以平江嘉义为中心进行集结；2.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暂改编为抗日红军游击支队，由傅秋涛任司令，刘玉堂任副司令；3.军需供给由武汉行营按月发给，承认每月发饷1万元。至此谈判成功，湘鄂赣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10月，党将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等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分别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全军约1.03万人。湘鄂赣地区的抗日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任第一支队副司令兼第一团团长，江渭清、张正坤任副团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

1937年12月，湘鄂赣省委改为湘鄂赣特别区委员会（简称“特委”），属长江局领导。

留 守

1938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四），傅秋涛率第一团1100人，携步枪210多支、轻机枪3挺、马刀730把，从嘉义出发，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部队开拔后，考虑到战士绝大部分是平江人，家属和伤病员必须有人安置和治疗；奔赴抗日前线军人家属的生产、生活和安全必须得到安排和保障；部队刚刚下山，过去扯借了地方群众的款项必须有人筹还。由此，新四军军部在平江县嘉义乡设立新四军驻平江留守处（简称“留守处”），1939年4月改称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简称“通讯处”）。留守处借住在小镇中段“亿昌药号”，特委和留守处一起办公。

留守处成立后，党的同志对外有相应的职衔：湘鄂赣特委书记涂正坤（1897年10月生，湖南平江人，1939年2月任江西省委副书记）为新四军上校参议；特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黄耀南（1905年10月生，湖南平江人）为留守处少校主任；特委组织部长罗梓铭（1907年2月生，湖南浏阳人，1939年2月任特委书记）为八路军少校副官；江西省委组织部长曾金声（1909年5月生，湖南平江人）为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少校秘书；特委秘书长吴渊（1898年12月生，江苏如东人）为留守处秘书主任；特委财务负责人吴贺泉（1901年12月生，湖南平江人）为留守处军需；特委机要员兼妇女干事赵绿吟（1916年6月生，湖南岳阳人）对外称家属。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平江惨案遗址（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旧址）

特委和留守处在远离中央、远离主力部队和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积极开展工作。他们首先整顿和发展各级党组织，举办党员骨干训练班12期，培训县区乡骨干100多人；举办党内刊物《党的工作》。湘鄂赣边区党组织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全区18个县有15个县建立县委，成立53个区委，340多个支部，发展党员5000余人。

特委和留守处利用各种场合向群众、士兵宣讲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涂正坤、罗梓铭等多次深入群众集中的屋场进行宣讲。留守处协助平江县委在县城开办“大众书店”，大量发行《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报纸。边区各县县城办起《老百姓壁报》，经常刊登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抗日救亡的方针、指示。

留守处发动青年参军，奔赴抗日前线。辖区接连出现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相送的热潮。涂正坤把独生女涂丰云送到皖南抗日前线。全区先后动员400多名青年到部队。留守处还动员一批青年到国民党部队当兵。当武汉失守、鄂南失利时，留守处主动担负接待安置国民党散兵、伤员的任务。

特委和留守处按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的“改良人民生活”的要求深入发动群众，通过复杂艰难、有理有节的斗争，在很大一部分县实行减租，迫使当地政府取消加重群众负担的“破路捐”；组织干部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开展换工互助、调剂耕牛，对抗日军人家属和无劳力户实行帮耕帮种。

密 谋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随着在中国占领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本的财力、物力、兵力不足的根本弱点已经暴露。它的困难日益增加，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策略，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随之，蒋介石对共政策发生重大转变。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作出了“与共产党作积极斗争”的反动决议，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并设立专门对付共产党的机关——“防共委员会”。以后又陆续发表《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一系列秘密文件，从此全国各地大搞反共摩擦活动。

是月，蒋介石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从皖南前线调到平江，名曰抗日，实则专门监视对付共产党和留守处。

集团军总部移驻平江后，立即进行反革命串连。不久，又将总部由县城附近甲山移驻离嘉义仅二十多里的长寿街。杨森与国民党平江县党部书记长刘佛思、嘉义乡长杨注本、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庄文炳、参谋长邵陵、副官处长唐宋元结成反革命同盟，多次进行阴谋策划。

1939年6月初，蒋介石秘令杨森：“共产党在嘉义暗中活动，阻挠抗战，速将新四军驻嘉义留守处人员黄耀南、涂正坤等一一解决”。

杨森差人秘密绘制通讯处周围地形图和军事进攻路线图，调一个营牢牢控制通讯处对面两个山头的碉堡，对嘉义集镇实行军事封锁。

之后进行具体部署：由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指挥行动，特务营营长何学植具体执行，调特务营二连连长余启佑率全连，调排长刘纪容带领重机枪排参加，又从三连调20人，各配手枪1支，和军特务营中尉侦察员张绍奇，于6月11日借加速破路为名赶到嘉义，并规定行动暗号——“把部队带回来”。

何学植到嘉义后，以驻防为名，暗将通讯处包围。二连一排驻嘉义上街，封锁通讯处的左边；二排分散在通讯处对面；三排守嘉义下街，封锁通讯处的右边。通讯处后面是汨罗江，墈高水深，他们用九挺机枪封锁河对面。这样，对通讯处形成内外两层的严密包围。

暗 枪

1939年6月12日上午，为了防止日寇汽车、骑兵长驱入境，涂正坤带领通讯处干部和当地群众加速挖破平（江）修（水）公路。中午，由于连日破路，大家十分疲劳，大多已经午睡，但涂正坤还在住室和几位来访群众低声交谈。

下午3时，张绍奇来到通讯处驻地，急促走进涂正坤的住房，毕恭毕敬地通知涂参议到乡公所商量抗日紧急事宜。涂正坤以抗日大局为重，立即告辞群众，跟着张绍奇走出通讯处的大门，向右边直奔乡公所去。

 

涂正坤烈士（1897—1939）

当涂正坤走到二十多米远的“秀记”杂货店时，张绍奇干咳一声从身后溜走。“呯！呯！”两声枪响，埋伏在右边侧巷的三连一排上士班长孙佳慧从暗处向涂正坤开枪，涂正坤当即中弹。方知遭敌暗算，于是用尽全力高呼：“不准破坏抗战团结！”话未毕，便倒在血泊之中。

枪响后，张绍奇佯装大喊：“有土匪啊！有土匪啊！”随着喊声，埋伏在周围的便衣特务，一齐持枪冲到街上。小小的嘉义街顿时秩序大乱，街上一片喊声、枪声，店铺立即关门。趁乱之际，一伙暴徒冲进通讯处。

通讯处通讯班长吴干成向罗梓铭请示：“打不打？我们还有十多支枪，干脆和敌人拼了！”罗梓铭考虑抗战大局，加上敌众我寡，又无准备，便说：“不要打，同他们进行说理斗争！”话音刚落，匪徒们一拥而入，解除通讯班的武装。

接着闯进室内抓人、劫物，把通讯处的同志赶至通讯处救亡室。其中一个匪徒气势汹汹地质问：“你们谁负责的？”吴渊挺身而出，愤慨斥责：“我负责的！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枪杀抗日战士？你们为什么要破坏团结抗战？我要控告你们！”暴徒们不由分说，上前捆绑吴渊。

吴渊怒不可遏，继续愤怒抗议暴徒杀害抗日战士、破坏抗战的罪行。匪徒们将其捆绑后带出通讯处大门，吴渊面对街上群众，乘机高喊：“我要控告你们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匪徒害怕群众了解真相，不等他喊完，即将他枪杀在通讯处左边几步远的“万寿宫”门口。

罗梓铭、曾金声等亲见自己的同志横遭惨杀，悲愤欲绝，义正辞严进行质问和抗议。暴徒们将他们五花大绑，接着翻箱倒柜，捅天窗、撬地板，将通讯处洗劫一空。劫走银洋2600元，步枪2支、驳壳枪6支、手枪6支、子弹1000余发、手榴弹8枚，电话机2部、油印机1台、军服若干件。

当晚，国民党匪徒用捆绑吊打等酷刑，非法审讯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要他们供出党组织及党员名单。四人坚贞不屈，坚决斗争，敌人一无所获，恼羞成怒。

深夜12时左右，何学植、余启佑执行杨森的命令，将罗梓铭等四人押往集镇东边200米的虎形岭。同志们知道敌人要下毒手却害怕群众知道，为了揭穿阴谋，他们面对浩荡夜空，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年仅23岁的赵绿吟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她放开歌喉激情高唱抗日救国军歌：“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打老百姓，不杀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罗梓铭等四烈士牺牲处——嘉义烈士陵园昭后亭

口号声、军歌声震荡夜空，经久不息。国民党特务做贼心虚，惊恐万状，害怕走漏风声、阴谋败露，急忙将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四人推入一个数丈深的废弃淘金井中，向井下齐开数枪后，予以活埋。

声 讨

平江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害怕我党追究责任和激起民众公愤，一方面制造借口，千方百计掩盖事实真相，推脱罪责；另一方面倒打一耙，对我党加以“莫须有”的罪名。

惨案发生当晚，余启佑奉命向士兵训话：不准讲在这里抓了人、杀了人，如有走漏风声，要敲断你们的双腿……

第二天，何学植依杨森旨意，作了一番所谓的“调查”后，在万寿宫门口召开群众大会说：据调查，此事是因为新四军留守处收留了我方逃兵，我方与逃兵发生冲突。余连长在追捕逃兵时，误伤涂正坤参议。为严肃军纪，现将余启佑扣押，送交总部处理。

其实，余启佑被带回长寿镇后，由上尉提升为少校，不久保送进国民党高级军事教育班受训，毕业后接任特务营长，后又提升为贵州保安团团长等要职。

案发当日，黄耀南身处平江县城，幸免于难。在敌人严密监视和搜捕下，黄耀南一面发动群众做好善后工作，一面想办法向党中央报告惨案的事实真相。6月15日即在长寿印刷厂印刷了2000字的《快邮代电》数百份，于16日从江西投邮，寄往全国各地。

《快邮代电》在嘉义街上张贴后，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得以暴露。杨注本又召开大会，强作辩解：前日之事，是留守处运走了国军的枪支，抗拒不交，与国军发生了冲突。这是他们军队上的事情，你们老百姓就不要管这些了。杨注本的解释与何学植的说法并不一致，还相互矛盾，更加激起群众的愤慨。

193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南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集会，延安各界人士万余人参加。毛泽东同志发表《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

毛泽东开宗明义指出：“今天是八月一日，我们在这里开追悼大会。为什么要开这样的追悼会呢？因为反动派杀死了革命的同志，杀死了抗日的战士。现在应该杀死什么人 ？应该杀死汉奸，杀死日本帝国主义者！”他一针见血直击根本：“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

毛泽东在演说结束时强调：“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演说中，毛泽东4次提到“平江惨案”，3次提到涂正坤、罗梓铭二位烈士的名字。

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单位、各界人士200多人敬献花圈。中共中央的挽词是：“在国难中惹起内讧，江河不洗古今憾；于身危时犹明大义，天地能知忠烈心。”毛泽东的挽词是：“日寇凭陵，国难方殷，枪口应当对外；吾人主战，民气可用，意志必须集中。”

（屈胜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