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对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党组织的建设

（一）恢复组建中共湘鄂赣特委机构。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湘鄂赣边区，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为了加强对湘鄂赣边“三省割据局面之建设”，中央决定在岳阳建立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以下简称特委），派湖北省委书记郭亮任特委书记，辖岳阳、平江、浏阳、临湘、蒲圻、咸宁、崇阳、通山（通城）、嘉鱼、铜鼓、修水12县，属湖北省委领导。1928年3月10日，中共中央考虑到“湘鄂赣边特委因为要指导三省边界各县及武长路工作” [① 《中央致湘、鄂、赣三省省委信》]①将特委改属中共湖南省委（以下简称省委）领导。3月27日，郭亮被捕，特委机关遭破坏。

1928年6月下旬，省委派滕代远为特委书记赴边界恢复特委机构。7月中旬，滕代远经浏阳到达平江县城，与驻扎在这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部书记官、地下党负责人邓萍接上了关系，并于7月22日，与彭德怀等领导了平江起义，创建了红五军，在转战湘鄂赣边中，与各县党组织接上关系。9月17日，滕代远主持在江西铜鼓幽居召开了平、浏、修、铜、武5县党组织负责人和红五军党委联系会议，正式恢复和组建了中共湘鄂赣边特委。滕代远、彭德怀、李宗白、邱训民、王首道5人为特委常委，滕代远任书记。

随后，各地党组织不断恢复和发展，到1929年4月，边区的平、浏、修、铜、万（载）、阳（新）、大（治）等县相继建立了县委或临时县委，已有区委50个，党员2万余人。4月12日，根据省委指示，在平江、东乡八区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将中共湘鄂赣特委改为中共湘鄂赣边境特委。省委对这次会议极为重视，派巡视员石青、袁国平参加会议。会议选举了特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以王首道、李宗白、袁国平、张启龙、黄公略、邓湘君等6人为特委常委，王首道为书记，边区党的机构更加健全。

1930年初，边区党的机构几经变动。1月13日，省委作出“取消湘鄂赣特委组织，边境各县由省委直接指挥”的决定。事实上，省委不可能直接指挥各县，特委机关仍在坚持工作。8月，特委分为湘东、湘北两个特委，不久又成立赣北特委。10月，由于敌人围剿平浏苏区，省委遭破坏。为适应各地党部之间的联系，12月底在平江成立“中共湘委办事处”，代表省委领导边区党政群全面工作，湘鄂赣边特委成员便和办事处成员紧密结合，领导着边区的革命斗争。

1931年3月，中央巡视员滕代远到湘鄂赣边区，在修水上杉主持召开边区负责人会议，决定撤销中共湘委办事处，成立中共湘鄂赣边特区委员会。并将原先独立发展的湖北鄂东、鄂南地区，除江北的黄梅、广济、蕲春、浠水4县以外，其余全部划归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管辖。湘鄂赣边特区委工作了3个月后，其红色区域已近30个县，特区委下辖20余个县委或相当于县委的党的领导机关，4万以上党员，呈现一派蓬勃兴旺景象。同年7月，中共湘鄂赣边特区委在浏阳楚东山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湘鄂赣省委，属苏区中央局领导。此后，湖南省委与湘鄂赣边区党组织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再存在。

（二）整顿党的队伍，纠正盲动主义等错误倾向。

省委接管特委后，对特委党的建设十分重视。1928年春夏，夏尺冰、蒋长卿受省委派遣到特委巡视党的工作。这时湘赣边平、浏、修、铜等县红色割据局面迅速形成， “大多数同志廉洁、勇敢、耐劳”、“阶级认识非常深刻”，但主要存在的问题一是党员发展过快、过滥。如“因环境公开，群众大半不愿加入工会、农会，而愿入党，故党员发展堪大。”“党与群众的组织混在一起，登记户口式的所谓党员，仅平江一县便有七万人以上，浏阳一万七千以上”[② 《傅秋涛关于湘鄂赣边苏维埃情况的报告》，载《平江革命历史文献集》P35]②，“修水县在四个月的中间，就发展到万多党员”[③⑤ 夏尺冰《关于平铜农村党的概况的报告》，1928年9月5日]③，“铜鼓的一、二、三区及平江的南乡，所有群众都是党员”，由于“滥收党员的缘故”[④  滕代远《平江起义前后平修铜的革命斗争》1929年1月]④使“党的组织不健全”、“没有党的支部生活”、“没有健全的地方党部”，因而对党员“缺乏鼓动和宣传教育”，“党员政治理论水平线一般的低落”[]⑤；二是盲动主义存在较严重。如军事上不顾敌强我弱，采取硬打死守的做法；错误理解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在白色区域很严重的犯了大烧大杀大劫的盲动主义；在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的口号下，侵犯了中农利益；在革命队伍内部也发生了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过火斗争，特别是平、铜有十二条杀的纪律等。

针对边区党组织存在的问题，1929年8月，省委通过《关于湘鄂赣边境目前工作决议案》，提出了党的改造及其任务。省委指示边特委组织平、修、铜等县对党组织进行初步整顿，通过党员重新登记，清除了许多不合格党员，党员人数虽然比原来减少，但质量比原来强多了。到1929年上半年，仅平、浏、修、铜四县有15000人左右。特委还举办了各种训练班，发行了红色刊物，并在斗争中抓紧干部教育，使党员的素质和斗争能力均有显著提高。

对边区党内盲动主义等错误倾向，夏迟冰在1928年9月向湖南省委《关于平、铜农村党的概况的报告》中疾呼：“希望各同志引为自身宝贵的教训，应以平铜农村党各种形形色色的不正确的倾向和工作路线（作）坚决的奋斗”。1929年8月，省委在《关于湘鄂赣边境目前工作决议案》指出：“边境各县特别的是平江过去的大烧大杀。确实是走到盲动主义的路上，相反的结果与群众日益脱离。虽然省委巡视员的纠正，现尚有些残余，应努力肃清”。“执行纪律切不可用机关式惩罚主义，军阀野蛮的屠杀办法，我们须用训练式的惩戒。使之由政治上组织上得到悔改。甘心悦服的接受党的惩戒”。特委在1929年“九·二”扩大会议上和实际工作中，对盲动主义不断地进行了清除。同年11月，省委派巡视员蒋长卿同王首道、袁国平一起，在平江查处了“梁案”，责成杀害梁振庭父子的3名党员作了严肃处理，还在边区发了一份关于“梁案”的《告同志书》，使广大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的认识有所提高。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基本上清除了盲动主义的影响，纠正了杀的纪律。在省委的领导下，边境党的建设得到加强，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二、在军事上指导开展武装斗争和加强红军建设

（一）指导开展武装斗争

省委对特委在军事斗争方面的领导是从1928年6月派滕代远到边界恢复特委开始的。当时，省委指出：“驻防平江城的国民党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部有党的组织，党的负责人是团部的候差副官邓萍，团长彭德怀也是党员，如果情况需要，可以组织暴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以便与井冈山的红四军相配合”。[① 滕代远《平江起义前后》，载《红旗飘飘》第19卷232页]①7月17日，滕代远到达平江的第二天就接到省委的密信，告之南华特委机关破毙。与此同时，彭德怀亦截获独立五师师部缉拿黄公略等人并予枪决的密电，彭德怀、滕代远等商议后，认为情况严重，来不及请示省委，决定7月22日在平江起义。平江起义虽未与省委直接联系上，但总的原则和要求与省委的指示是一致的。

平江起义胜利后，省委指示特委和红四军“进攻萍、安，与平、浏取得联系。醴陵游击队速返醴游击，与浏、平取得联系，发动醴陵的暴动。”以便与红五军配合，互相支援。另一方面，省委又致信边区党组织赞扬平江暴动，并以省委名义批准成立红五军及领导成员，指示“军队应向萍醴一带发展，以与四军朱、毛相联结。”1928年8月中旬，红五军第一次上井冈山失利。10月，红五军和地方游击队合编为5个纵队。一、二、三纵队由黄公略统一指挥，留在湘鄂赣边区活动。四、五纵队和军部直属队按省委指示，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下于12月11日到达井冈山，与朱、毛会师。

在省委的领导下，边境红军队伍不断壮大。1929年，“九二”扩大会议后，平、浏、修、铜、万等县游击队编为湘鄂赣独立团（后发展为独立师）。1930年上半年，湘鄂赣特委和所辖各县利用蒋冯阎军阀混战正在酝酿的有利时机，组织军民开展了“年关斗争”、“三一八武装大示威”和“红五月暴动”，使边境地区进入全盛时期。1930年10月至1931年7月，湘鄂赣独立师参加第一次打长沙回边区后，省委指示，将平、浏、修、铜、岳各县一部分赤卫队，编为红十六军，随后又组建了独立一、二、三师，配合红十六军取得了粉碎敌人一、二、三次“围剿”斗争的胜利。经过一年的战斗，增加长短枪3500余支，边区武装力量得到壮大。

（二）加强红军建设

为加强对边境的红军建设，省委曾作过多次指示，1929年8月3日，省委《关于湘鄂赣边境目前工作决议案》中，对红军的任务、成分、作战方式和红军中的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确规定。决议案指出红军的任务是“消灭豪绅地主阶级的统治权，帮助群众发展斗争，保障和扩大苏维埃区域”；红军的成分是“多找工农群众加入，使边境的红军成为工农最可靠的武装”；红军的作战方式是“红军在敌人严格（重）进攻的时候，作战的方式还是可采用‘化整为零’的计划，到乡村分散游击。除此之外，有时候可以集中一部分部队到非割据区域游击，一方面于经济上可得相当的补助，另一方面可发动非割据地群众的斗争”；红军中党的工作是“红军内积极的觉悟的勇敢的分子吸收到党里来，以巩固党的基础”将“红军的党应特别注意小组会议，至少须每周一次，会议时须将党的路线及各种决议和通告，多多讨论，以提高兵士中党员理论的武装”，“须特别注意党的秘密工作”等等。这些指示，对提高湘鄂赣边界红军的政治、思想、军事素质，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指导建立苏维埃政权组织和开展土地革命

（一）指导建立边区苏维埃政权

在湖南省委的领导下，1928年7月24日，也就是平江起义第二天，平江县建立了边区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不久，省委认为边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条件已成熟，及时指示边区党组织“应毫不顾惜的解除豪绅的武装，杀豪绅，实行土地的分配与苏维埃的建立”[① 《中共平江省委致平江特委通告》，1928年]①，并于1928年8月28日发布《平江第一号通告》，通告提出了对于建立苏维埃等的纲要，平江县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特委帮助浏阳、修水、铜鼓等县相继建立县苏维埃政府，其他县也陆续建立了不少区、乡苏维埃基层政权组织。1929年4月成立了湘鄂赣边暴动委员会（后改名为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它是边区统一领导革命斗争的第一个政权组织。

为扶植新生的红色政权，发挥其职能作用，把各级苏维埃根植于群众信仰之中，省委在1928年8月3日《关于湘鄂赣边境目前工作决议案》中，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重要意义，苏维埃与党的关系、苏维埃改造的任务等都作了明确指示。如“苏维埃政权的主人是农民”，“党绝对不能命令他、包办他，党员经过党团以起核心和领导作用”、“一切委员都要由群众会议产生出来，实行民主化”等等。党中央收到省委的这个决议案后，于9月5日在《给湖南省委指示信》中，更详细地阐明了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并着重指出：苏维埃要掌握一切行政、司法、军事、财政、经济权力；应尽量吸收非党的群众参加；要努力扩大苏维埃区域等，这些指示，对湘鄂赣边区各级苏维埃政权建设起了很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当时平、浏党组织存在包办苏维埃政权一切事务的问题，铜鼓县委对县区乡苏维埃政权则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对此省委于1929年12月30日《给湘鄂赣特委信》中加以指示，并指出对这种错误立即纠正。到1931年，湘鄂赣边区有二十余县的苏维埃政权。

（二）指导开展土地革命

为改变湘鄂赣边区的土地高度集中在土豪劣绅手中，农民备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状况，在平江起义胜利后，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立即指示边区党组织“实行土地的分配与苏维埃的建立”。1927年8月，平江县委发出《平江第一号通告》，列举了“关于没收土地”的十项政策。从1928年秋至1933年，湘鄂赣边区土地革命经历了没收一切土地，试行共耕制和分耕制；没收地主土地和公田，按人口平均进行分配；重新分配土地，“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强调反富农斗争，改土地为苏维埃所有为农民所有；查田运动等四个阶段。在省委领导时期，边区的土地改革经历了前两个阶段。

1928年上半年，平江等地曾提出“拔界毁塍”“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主张，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开始试行共耕制和分耕制。由于受农民觉悟程度和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共耕制”常遭敌人骚扰难以实行，“分耕制”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既危及了自耕农的利益，又引起农民苦乐不均的思想情绪，造成两种方法难以行通。1929年春耕时节，边特委采取了“春耕制”形式，即自耕农土地仍归自耕农种；地主租给佃农的土地仍归佃农耕作；没收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及公共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作。特委在少数地方试行的这些办法，虽不完美，但为全面铺开土地革命提供了很重要的经验教训。

1929年4月，省委巡视员夏尺冰到边区检查工作时，向省委汇报了边区土地革命开展的情况。8月，省委在《关于湘鄂赣边境目前工作决议案》中指示，应注意“团结自耕农、中农和少数富农”的政策；强调土地革命的口号，“只提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而不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对于富农问题，“亦应吸收到革命的四周，使他们同情土地革命，对于富农，如果已经反对雇农、贫农的利益，绝不因联络富农的政策而让步，绝对应拥护雇农、贫农的利益而向富农作斗争”。在分配土地的办法上，“听苏维埃组织土地委员会斟酌行之，不必呆板拘用一个办法。”

省委的这些指示，既加强了对边区土地革命的领导，又给予了特委自主权。1929年10月，特委以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名义发布《革命政纲》；1930年2月，边特委向各级党组织发出第二十九号通告。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在平、浏、修、铜、万等苏区广大农村开展起来。数以百计的人口分得了土地。1930年初修水县有39个组3万农户分得了土地。3月，平江县除南江桥等少数地方外，其余地方都进行了土地革命，上半年浏阳在占全县四分之三的苏区开展了土地革命，这年底，阳新有50万人分得土地。1930年，边区土地革命的全面开展，使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此外，省委在对边区的工人运动、群众运动、群团组织、经济工作、文教卫生等方面，都作了许多具体指导。

当然，湖南省委在对湘鄂赣边区的三年领导时期，虽说在策略和暴动上曾存在某些“左”的倾向，也导致了某些挫折和错误的发生，但瑕不掩瑜，主流是好的。不可否认，它对边区特委组织的正确领导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领导作用。

（2013年11月《第二届湘鄂赣苏区论坛论文选》

秦小燕    肖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