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曾热情称赞屈原到：“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污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 对屈原的廉洁品性做了极高的评价。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廉洁”一词最早就出自于屈原的楚辞作品《卜居》和《招魂》。《卜居》曰：“宁廉洁正直以自清”^[2]；《招魂》曰：“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3]正所谓文如其人，清正廉洁正是屈原勤政为民、忠贞爱国的人格追求。毛泽东对屈原毕生追求的廉洁给予了十分高的评价，这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写于1961年的诗作《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全诗虽然只有短短的28个字，却体现了毛泽东对屈原道德人品的最高礼赞，特别是用“椒兰”这种意象来比喻屈原，突出的表现了屈原廉明高洁的品性。从中我们也不难体会屈原和毛泽东这两位相隔千载的诗人和政治家在追求廉政方面的强烈共鸣。

一、屈原与毛泽东都极其深刻地认识到了廉政建设对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性

    屈原曾经写道：“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4] 指出如果政治不清廉，就会引起社会的混浊不清、黑白颠倒。蝉翼被认为重，千钧被认为轻；黄钟大吕被毁坏丢弃，瓦锅被认为可以发出雷鸣般的声音；谗言献媚的人位高名显，贤能的人士默默无闻。这样社会就会失去正常的秩序而无法发展进步，国家的政权也就不可能稳固。

    毛泽东对于廉洁的重要性历来具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时刻告诫共产党人要保持廉洁自律。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强调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5]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明确要求共产党员要做廉洁奉公的表率。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6]“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7]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严肃的正告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8] 建国后，随着共产党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毛泽东更加重视党风廉政建设。1949年，在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从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对廉政建设的这些重要论断中，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保持党和政府廉洁作风的高度重视和持续关注。

二、屈原和毛泽东都注重修身自律，将廉洁当作自己终生的坚持和追求

    屈原曾担任过三闾大夫、左徒等重要官职，一度掌管了楚国的内政外交事务，但后来被谗言陷害，又屡遭流放。但无论是位居高位还是流放贬谪，屈原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自己廉洁的要求，时刻警醒自己保持廉明高洁的品格。屈原在位时曾豪情万丈的写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9] 时刻提醒自己要加强自我修养，保持自己清正高洁的品德。而当他被政敌排挤，遭流放时，他又写下了“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宁赴湘流，葬於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10] 的千古名句表达了自己坚持理想，至死不渝的决心。

    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毕生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对自身的要求一刻也没有放松过。  1950年，当毛泽东得知湖南准备为他在家乡修建住宅和公路时，立即写信制止：“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在我的家乡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11] 他不仅个人勤俭朴素，廉洁奉公，对自己的亲属故友也是严格要求。“毛泽东最小的女儿李讷，三年困难时期她还在学校上学，却连饭也吃不饱，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建议让她回家吃饭，毛泽东坚持说‘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还是各守本份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12] 像这样感人的事例，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数不胜数，他将自己廉洁奉公的理念坚持了一生，堪称全民楷模、全党典范。

三、屈原和毛泽东都对腐败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屈原在楚国为官多年，当他看到楚国统治阶级对名利争相追逐，朝政污浊不堪时奋笔写道：“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忽驰鹜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13] 表达了对那些追逐名利和贪得无厌者强烈反感和无情批判。而毛泽东作为亲眼目睹旧社会政治腐败黑暗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的历史见证人更是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决心要惩治贪污腐败，建立廉洁政府。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只要发现了腐败现象，毛泽东都决不姑息，进行坚决彻底的惩处。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中央苏区就先后严厉制裁了谢步升、唐仁达、左祥云、刘仕祥、熊仙壁等腐化堕落分子，集中展现了中共政权草创初期毛泽东廉政建设的决心。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抗日形势十分艰苦，面对敌后军民对贪污腐败分子深恶痛绝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和边区政府顺应民意，惩处了一批典型的案例，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震惊全国的“黄克功逼婚杀人案”和“肖玉璧贪污腐败案。”这两起案件的主犯都是自小参加红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老红军、老功臣，而且都是毛泽东的老部下，但当他们因为生活腐化堕落而走向人民的反面时，毛泽东却决不姑息、严惩不贷，并且以他们的案例教育全党，强调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环境的变化，一些干部居功自傲、贪图享乐的消极腐败思想逐渐滋生，反腐倡廉工作形势空前严峻。为此，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了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从1951年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三反”运动，这场运动将新中国的反腐斗争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毛泽东对“三反”运动倾注了巨大的心血。这次运动中共查出大小贪污分子及有贪污行为的人120万，其中有900余人因贪污数额巨大或顽固不化而受到法律制裁，被判处极刑者40余人。特别是对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两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贪污腐化案件的公开审理和果断镇压。既展现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的坚强决心，也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四、屈原和毛泽东都强调法律制度在廉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屈原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不仅与腐败现象做了坚决的斗争，更十分清楚法律制度在廉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做出了“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14] 的重要论断，要求统治者选贤任能、修明法度，为廉政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毛泽东在长期的反腐实践中认识到，光靠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只对腐败分子进行揭露和打击也只是治标之策，要想真正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只能依靠完备的法律和有力的制度。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正式成文的反腐法令。训令的颁布，对腐败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威慑作用，也使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战争形势十分严峻，但毛泽东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廉政建设的重视和努力。首先是严明法纪，1939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草案，成为了边区政府治理腐败的总纲。之后，边区政府又于1943年4月和5月先后颁布了《政纪总则草案》和《政务人员公约》，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包括公正廉洁、奉公守法等。在颁布一系列法案的同时，毛泽东更高度重视反腐制度的建设。“陕甘宁边区建立了各级财政、经济制度，划分收入、支出、保管和审核四大系统，形成了对政府权利的相互制约和监督。还建立起了行政督察专员制度。行政督察专员负有监察、指导地方政府的职责，是发扬民主政治，提高行政效率的有效措施。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政权早期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行政监察制度。”^[15] 通过一系列艰辛的努力和探索，在毛泽东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初步形成了中共自己的廉政监察体系。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共产党转为执政党，更多的消极腐败现象开始滋生，对此毛泽东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并开始更加关注民主制度在廉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与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的谈话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6] 明确将民主制度和人民的监督作为了反腐败的最大保障。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民主集中制原则等上升到党和国家制度的层面，有关党的建设、国家政权建设的制度、规定、条例相继出台，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制度框架初步形成。在依靠民主、依靠群众反腐，加强监督、严格执法、发挥领导干部表率作用等方面，摸索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五、屈原与毛泽东的廉政思想都包含着强烈的爱国忧民情怀

    推行“美政”、爱国忧民是屈原毕生的追求和精神支柱。屈原曾写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17] 体现了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他又写道：“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18] 表达了诗人将个人利益得失置之度外，希望国家强盛的追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诗人仍然抱定“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19] 的决心以身殉国。屈原终生的理想就是实现楚国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他追求廉政的最终目的也正在于此。毛泽东自青少年起就立下了取得民族独立解放、实现国家人民富强幸福的崇高理想并为之付出了全部的精力。他对廉洁公正的不懈追求也是为了这一崇高理想所服务的。他的廉政思想的两大核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首先，毛泽东强调廉洁是为了保证政府和公务人员能够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最喜欢题写的5个字，也是他的人生信仰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宗旨。在毛泽东看来，要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首先做到清正廉洁。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20] 他还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1]

    其次，毛泽东强调廉洁是为了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坚持勤俭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并在此基础上更好的建设国家，尽快摆脱旧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实现国家的富强。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22]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国家，毛泽东又强调：“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23] 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希望广大干部群众时刻“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24] 这也正是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而不断追求廉洁政治的不竭动力。

    屈原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诗人，千百年来人们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到对他词章作品的评价上，但毛泽东却独具慧眼的对他的廉洁品格和爱国主义情怀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49年，毛泽东在赴苏联访问的专列上与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谈话时，曾提到屈原说：“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还是我的家乡。所以我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25] 回顾历史，屈原和毛泽东虽然相隔数千载，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幻，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对“美政”、“廉政”的追求却是一脉相承的。

（作 者  李 侃）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谊列传》，岳麓书社，1988 年。

              [2] 黄寿祺、梅桐生：《楚辞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133 页。

              [3] 黄寿祺、梅桐生：《楚辞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4 页。

              [4] 黄寿祺、梅桐生：《楚辞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133 页。

              [5] 《毛泽东选集》第1 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 页。

              [6] 《毛泽东选集》第2 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 页。

              [7] 《毛泽东选集》第2 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 页。

              [8] 《毛泽东选集》第4 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 页。

              [9] 黄寿祺、梅桐生：《楚辞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 页。

              [10] 黄寿祺、梅桐生：《楚辞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135—136 页。

              [11] 吕澄、张竹梧：《党的建设七十年纪事》[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78 页。

              [12] 靳士信：论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及其实践，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3] 黄寿祺、梅桐生：《楚辞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6 页。

              [14] 黄寿祺、梅桐生：《楚辞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13 页。

              [15] 曹子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探析》，党史文汇，2011年第20 期。

              [16] 宫力、朱地、陈述：《毛泽东在重大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48 页。

              [17] 黄寿祺、梅桐生：《楚辞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4 页。

              [18] 黄寿祺、梅桐生：《楚辞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8 页。

              [19] 黄寿祺、梅桐生：《楚辞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9 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3 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 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3 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 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1 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 页。

              [23] 《毛泽东文集》第7 卷[M]，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 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5 卷[M]，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9—420 页。

              [25] （苏）费德林：《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M]，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5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