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屈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的典范人物。开国领袖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这两位世界名人无论是在其文学创作当中，还是在其人生的实践中无不体现出了极高的人格魅力。两人都拥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心怀群众、心忧国家，都曾遭人排挤、遭受打击，却依然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到底。

 品行高洁

    屈原虽出身贵族，但因自幼生活在民众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响，故而十分同情贫穷的百姓，从这时起，小小年纪便做了许多体恤民众的好事，博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屈原在其作品当中也经常提到“修身”这个理念。“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在这里，屈原告诫大家不论自己认为自己有多么高尚、美好的品德，都还要不断注意和提升自己的品性和修养；要像兰、蕙、杜衡、芳芷一样将自己锻造成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更要注意自己哪怕身处污垢之处，也不要随波逐流变坏变质，纯洁的品质始终如一；虽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乐趣，但我却追求高洁的品行，就是身体被肢解,我也不会改变理想,我的心哪是惩罚所能更改的！在这里十分强烈的表达了他不论世事如何变化，也要坚持那一份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因此，司马迁对屈原这么评价：“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20岁的毛泽东在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后，对古今名人治学、处世、治国和有关伦理道德的言行记录较多。在这期间，他还以工整的楷书全文抄录了屈原的《离骚》，并将其内容分段提要，写成眉批，深受屈子影响。1914年2月省立第四师范合并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3月，毛泽东编入一师预科第三班，和四师转来的同学一样，重读半年预科。直到秋天才被编入本科第八班。在一师期间，他曾致信给萧子升谈人生问题，并在信中抄录他近来写的一篇日记，题为《自讼》：“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一枝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姝姝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耆欲日深，道听涂说，搅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毛泽东所说的自己的这些缺点，如“浮嚣之气”，在当时多少是存在的，他把这篇日记毫无保留地抄在一封信里，寄给了堪称“师兄”并交往甚深的好友萧子升，足以说明这个“自讼”是真诚的：愿意在朋友面前表露自己当时的性格弱点，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诚实。同时也从另一侧面表达了自己绝对不做只在春天里争艳斗妍，雍容华贵，很惹人喜爱，可一旦秋至凉归，便花谢叶枯，随风飘散的牡丹，而更愿意做一个枝叶粗蔓，像杂草一样，人们都不注意它，可到秋天的时候却能长出累累硕果的匏瓜。

    后来在其文学作品中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修身之道。“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两句诗词所体现的正是毛泽东对于修身立德、完善自我人格，在国家大事面前，在事关人民利益面前，不能计较个人得失、一己私念，要有长远的眼光和博大的胸怀。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救国的中流砥柱，既要领导全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艰苦搏斗，又要同抗日阵营里的国民党顽固派、投降派斗争，斗争极其复杂。再加上我们党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环境，党员中大多数来自农民小生产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因而带来了许多自私自利，散漫的自由主义倾向，这对保持党的高度统一团结完成艰巨的历史使命妨碍极大。为批判和肃清这种错误倾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一个人的品行决定了他一生的走向。屈原有着一份对于楚王的“忠心”，虽然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愚忠”，但正是这样的“愚忠”才是其最可贵的精神写照；毛泽东读到《离骚》、《九歌》时被屈子的精神感动，立下甘愿做一个“匏瓜”的决心，开始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为了最初的那份理想与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他执政之后更是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其位谋其政，一定要将党性原则坚持到底。他们的品行不是浑然天成的，而是经过后天的磨练、修养而形成的。

信仰坚定

    屈原一生中曾被罢黜官职，也曾被流放。当时的七国处在一个激剧变革的历史时期，各国都在探索如何建立好的社会体系成为霸主，七国之间围绕生存图强和统一进行着十分激烈的斗争。在这历史大机遇面前，秦国抢各国之先坚决果敢地推行了商鞅变法，在二三十年中迅速发展成了数一数二的强国。屈原针对楚国内外形势，在内政上提出了比商鞅更完善的变法方略，并将新的治国方略制定成了法令。在外交上则提出了——合纵。因为屈原知道秦国随着继续强大一定会侵略别国。而楚国要抵抗强秦的侵略，单靠自己的力量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于是他致力建立以楚齐为轴心的六国联盟，从而争取获得一段宝贵的时间来完成国内社会制度的变革，用几十年时间把楚国建设成为超级大国，然后伺机和平统一中国。这无疑是实实在在的对于国家对于楚国老百姓而言十分有利的谋事方法。可是因为草拟宪令一事得罪了楚国贵族集团的利益，遭到上官大夫的陷害，楚怀王一怒之下疏远了屈原，不再信任重用他，自然免去了他左徒的重要官职，但仍在朝廷做官，降为三闾大夫。屈原在担任三闾大夫一职时，希望通过教育贵族子孙，培养后备人才重振楚国。他对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都很熟悉；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在这广阔的领域里，他总结了许多经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屈原曾来到沅江边上，遇到一渔翁，于是他俩之间一问一答起来：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於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於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可以看出，渔夫的思想是大众化的，即明哲保身，庸碌处事，可以为了利益放弃自己的原则。而屈原则是英雄式的，理想主义式的，他想要力挽狂澜，救国救民，如果做不到也要保持自己的节操，永不随波逐流。

    楚怀王被秦国囚禁后，公子子兰当时权倾朝野，却仍然在顷襄王面前诋毁屈原，最终屈原被流放。他在临终前写道：“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节兮，或訑谩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实兮，听谗人之虚辞。芳与泽其杂糅兮，孰申旦而别之?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谅聪不明而蔽壅兮，使谗谀而日得。”

    毛泽东在其革命历程中也同样被打压，遭受过排挤。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原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上只当选为委员。7月8日，毛泽东暂时离开红军，到闽西上杭蛟洋养病兼搞调查研究。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处于领导核心层之外的毛泽东还是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决定，忍辱负重忘我工作。他领导中央苏区群众开展较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央政府先后召开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和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这两次大会的召开为苏区经济建设吹响了号角。中央苏区出现了蓬蓬勃勃的群众性生产建设热潮。中央苏区在这段时间不仅经济生产上了一个台阶，民主化进程和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也日趋完善。除此之外，毛泽东在这个时期非常注意学习，利用这3年的闲暇时间读了许多书。他曾托人千方百计弄来上海《申报》、《新闻报》和广州《工商日报》、《超然报》等，通过读报关注国事、研究时局。多年以后，毛泽东曾感慨地回忆说：“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屈原从被罢黜到终被流放，他为楚国“上下求索”的信仰从未改变，毛泽东在遭受打击被人误解之时，也没有因一时之气从此作罢，而是在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为将来做好准备。他们的结果虽然大相径庭，但都反映出了两个不同时代的精英对于信仰的坚持，对于理想的坚定。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为了人民，那么人民就不会忘记他。

 严于律己

    世人皆知，作为楚国贵族的屈原，曾任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却将理想与人格，看得比荣华富贵重，不乱用职权为己谋私利，为了楚国的国家利益，根本不顾及个人的荣辱得失。

    “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哫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这段以问对体的形式，不断提出问题，逐步阐明自己的人生态度的文章，表达了屈原严格要求自己，不因害怕危及自身而不敢直言，不会因为贪图富贵苟且于世，更不会因为世道变了，而将自己的理想信念抛弃，而把自己的要求降低，始终严格要求自我，廉洁清正，昂首挺胸做人。

    毛泽东在建国之后，虽然被万人敬仰，却在自己的各个方面要求严格。新中国成立后他办公和食宿的地方是中南海的一所古旧的砖瓦平房院落。一个过道将北房分为东西两间。东间是寝室、西间是办公室兼藏书室，中间过道就算是“餐厅”了。因为过道是露天的，管理人员考虑到刮风下雨的很不方便，就想将这“老房子”修缮一下，但一经提出就被毛泽东回绝了。到了1960年，管理人员就趁主席外出视察之机，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缮。不料他返京发现后很不高兴，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肯住。每年一到12月，中央领导和一些警卫司勤都想着要给毛泽东过生日，可他总说“穷人家从来不做寿”。1973年12月26日是他八十大寿的日子，这一次有100多个国家的元首、总统以及政党领袖纷纷发来贺电、贺信……可毛泽东自己仍坚持不过。   

    毛泽东曾在文章中告诫大家：“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

    一个是当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一个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们都身居高位仍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不居功自傲，不挥霍奢侈，以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任劳任怨的高姿态永载史册。

    毛泽东和屈原的人格魅力至少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一是品行高尚、以德服人。有着为了国家，为了老百姓，甘愿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强大精神支撑；二是有着强大的政治理想信念。为了同一个目标，舍得花一辈子努力去干，哪怕是燃烧自己也在所不惜；三是严格要求自我，从不因身份和地位的改变而改变，无私奉献、殚精竭虑。

（作者  彭   栗）

参考文献：

              [1]《楚辞》， 三秦出版社，2012 年9月第2 版。

              [2] 《史记》，中华书局， 1982 年 11 月 1 日第1版。

              [3]《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 版。

              [4]《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8月第1版。

              [5]《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