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喜欢读屈原的作品。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就如痴如醉地学习《楚辞》，不仅读背，还曾摘抄其中重点篇目。他做过一本专门的听课和读书笔记，取名《讲堂录》，首页抄录的即是《离骚》和《九歌》。毛泽东读《楚辞》不是一时之好，而是持续了一生的兴趣。当然，毛泽东更喜欢屈原这个历史人物。1961年秋，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在毛泽东一生中，以历史人物为题的诗词仅有四首，此即其中之一。诗虽短小，但写出了屈原的文才、性格、胆略、情怀、气节、精神，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在与党内外、国内外友人交谈中，毛泽东不止一次表达过对屈原的喜爱，对屈原这个人物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喜欢屈原及其作品至少有以下四大缘由。

一、爱国的境界

    屈原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大一统的前夕。在屈原等贤臣辅佐下，楚国一度兴盛，“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楚国大有与强秦并峙之势。可惜楚怀王到了晚年，听信谗言，在几次重大决策中一再失误，国家实力和信用遭受重创。这期间，小人得势而上位，忠诚正直之士却被抛弃。屈原先是被疏远，不久又被流放。但屈原忠诚爱国之心从未改变。司马迁说他“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屈原的爱国，可谓情深意切。他想挽狂澜于既倒，是有着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的。他在《离骚》中写道：“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兴国之机稍纵即逝，兴国之责不容推卸。屈原对楚王简直有些恨铁不成钢。他不是不知道，楚王身边有一小撮佞臣，正是这帮小人嫉贤妒能，损公肥私，使得国家前途捉摸不定。他不是不知道，小人耽于享乐，能臣因谏得祸，前方的路是“幽昧以险隘”，但他完全置生死于度外，心中有的只是国家利益。“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他希望楚王“乘骐骥以驰骋”，自己愿做开路先锋。他的这种爱国之情，两千多年来早已融入国人血脉中，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核心要义。

    毛泽东对屈原的爱国情怀曾给予高度评价。1949年12月6日晚，毛泽东在访苏期间，与汉学家费德林大谈中国古典文学，讲到屈原时，他发了一段较长的议论。他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诗人，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毛泽东是把屈原的爱国境界领悟得最深的一个人。他曾深情地赞美自己的祖国：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还是在十几岁的时候，毛泽东读了《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小册子之后，便“对祖国的将来，觉得非常可忧。并开始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人民的天职。”而后众所周知，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救亡图存、富民强国的伟大事业。他不但亲手缔造了一个崭新中国，而且把它推上了一条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毛泽东的爱国与屈原的爱国在“图存”、“图强”的本质上是相通的。

 二、民生的情结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更是第一位具有民生情结的伟大诗人。屈原的民生情结在他的作品中以人民性体现出来。这种人民性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对腐败的统治集团进行严厉批判，对人民生活的艰辛表达了深切同情，并显示自己不与世俗（主要是楚国当时的上层贵族）同流合污的坚定决心。他指责：“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众人都争名逐利、贪得无厌啊，孜孜以求从不满足）；他痛恨：“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违反标准并且没有法则啊，争相迎合讨好且以之为常行之法）；他感慨：“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他伤悲：“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发誓：“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他决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屈原的《离骚》和其他作品中，有这种民生情结的句子俯拾即是。

    对于屈原的民生情结及屈原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人民性，毛泽东是有深刻感悟的。1949年，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变革时代都会产生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至于屈原，政治变迁是他个人的不幸。屈原艰苦地走过他的时代。他忧国忧民，力求挽救楚国的危亡。”可见对屈原的忧国忧民，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而对时代给屈原造成的个人不幸，毛泽东又给予了深情怜惜。至于屈原作品乃至整个楚辞中体现的民生情结，毛泽东也有过深切的感受。1959年，他在《关于枚乘<七发>》中写道：“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

    屈原并非草根出身，他自称“帝高阳之苗裔”，生于贵族世家，用今天的话说，是“官二代”“富二代”。他曾官至左徒，在当时楚国，此职仅次于令尹，系楚国“三把手”；即便在遭贬之后、流放之前，他还担任着三闾大夫一职。应当说，他是典型的统治阶级的一员，为何他会脱离自己的阶级，而不断地向人民走近，并产生浓厚的民生情结呢？对此，毛泽东有过深刻的分析。他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曾说，“刘邦为什么能打败项羽，因为刘邦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屈原如果继续当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下层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知识往往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才得来的。”在毛泽东看来，屈原的民生情结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偶然得到的，而是在坎坷的人生境遇中生的根、开的花、结的果。而我们考察毛泽东个人成长史便知，他自己也是从社会底层走来，经历无数艰难困苦，一生倾情劳苦大众，与人民有着割舍不断的血肉情感。他曾斩钉截铁地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曾豪情满怀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也曾对自己的卫士说：“我见不到群众就憋得发慌！”毛泽东的民生情结，正是他与两千年前的屈原心息相通的重要原因。

 三、飞扬的文采

    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作品想象丰富，文辞华美，不但有极高的思想性，而且有强烈的抒情性。其代表作《离骚》是我国文学艺术的一座高峰。芙蓉为裳，秋兰为佩，朝饮坠露，夕餐落英，这是屈原描绘的一个涵养着美好品行的自己。在求索路上，他以浪漫的笔触来描写艰辛：“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在屈原笔下，“望舒”（为月亮驾车的神）为他作向导，“飞廉”（风神）给他当随从，“鸾皇”（鸾鸟和凤凰）为他警戒，“雷师”（雷神）为他驾车，“凤鸟”为之起舞，“飘风”（旋风）也带着云朵和彩虹前来相迎！除《离骚》外，屈原的其他作品同样多有瑰丽神奇之笔，展现出极强的艺术魅力。司马迁评价屈原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确，屈原的文与人结合完美，对后世影响极大，当然也影响到两千年后同样具有诗人天赋的毛泽东。

    作为文章高手，毛泽东不仅肯定屈原“天才诗人”的地位，对屈原作品的借鉴也可谓出神入化。比如，他的《七律·答友人》：“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支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其中“帝子乘风下翠微” 句，显然化用了《九歌·湘夫人》中“帝子降兮北渚”句。“斑竹一支千滴泪”也是化用湘夫人闻帝舜死于苍梧而泪洒青竹留下点点斑痕的故事。在《七律·答友人》一诗中有“洞庭波涌连天雪”句，毛泽东自注时曾明确地说：“‘洞庭波’，取自《楚辞》中的《九歌·湘夫人》‘洞庭波兮木叶下’。”毛泽东不仅在写作文章时能够对屈原作品中的句子信手拈来，化而用之，在平常说话时也能脱口而出，运用自如。1954年10月26日，来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向他辞行，他当场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两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并说：“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毛泽东对楚辞章句的活学活用，充分体现了他对屈原文采的钦慕和追随。毛泽东从屈原作品中汲取了丰富的文学营养，从他对屈原作品的直接引用和借鉴中可见一斑，而在他创作的大量诗词中同样可以看到屈原那如椽大笔下的神奇景象。从《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到《沁园春·雪》中“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毛泽东的想象和意境、文采和辞章，与屈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两位伟大诗人跨越两千年的惺惺相惜、文脉相连。

四、不屈的气节

    屈原的不屈气节集中体现在《渔父》篇中，司马迁在为屈原作传时特别采录了他和渔父的对话。此时，屈原已遭流放，来到江边，披发行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他是在一种苦闷彷徨以至心如死灰的情况下碰到渔父的。《史记》写下了两人的对话：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屈原的气节就在于，明知举世混浊、众人皆醉，也不苟同渔父的意见与世推移、随波逐流。他要保持一份清醒，坚守一个清白。宁可葬身鱼腹，也不让自己蒙上世俗之尘。这种宁死不屈、“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刚烈、霸蛮之气，毛泽东始终都是敬佩的。

    1921年，毛泽东曾作一幅挽联：“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我为民国前途哭；去年追悼陈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联中“陈公”指革命家陈天华，1905年为救国唤醒民众在日本跳海自杀；“易公”则是他的好友易白沙，在1921年，先是只身赴京刺杀北洋政府首脑未果，旋即南下组织军队北伐也未能如愿，激愤之下选在屈原投江的日子跳海自杀，以唤起民众。这两人都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又都效法屈原投江明志，毛泽东对这些“有用之人愤死”寄予了深情。

    当然，在毛泽东的骨子里，还有一份有类于屈原勇于坚持真理的豪迈。他常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纵观其一生，在多次陷入孤立、苦闷彷徨情况下，毛泽东没有轻言放弃，而是艰难地护卫真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道路产生伊始，党内大多数同志都不理解，因为当时流行的是俄式革命路径，是以夺取中心城市为首要目标，但毛泽东经过认真调研、全面观察和深入思考，提出并坚持了这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遵义会议前后，又是他力排众议，坚持了一系列军事上克敌制胜的正确方针。这其中，毛泽东多次身处危境，但在“众人皆醉”的情况下保持了“我独醒”的状态。这正是屈原那种不屈气节的现实版。1961年，毛泽东写下《七绝·屈原》，直接歌颂屈原洁身自好、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精神，不能不说是有感而发。屈原的“众人皆醉我独醒”是毛泽东的坚持，也是两位伟人共同的坚守。

（作 者  朱  平）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2013年7 月。

              [2] 林家骊：《楚辞》[M]，中华书局，2010年6 月。

              [3] 斯诺：《西行漫记》[M]，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

       [4] 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4 月。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诗词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 月。

       [6] 马莉：毛泽东十一次谈屈原及其作品[J]，世纪桥，2009年第1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