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秋收起义是一次重大党史事件，由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前后至少经历“七变”，即：由四面开花的全省暴动，变为湘中区域暴动；由反攻长寿街，变为退守文家市；由打浏阳攻长沙，变为退居湘南汝城；由退往湘南，变为引兵井冈；由支部建在团上，变为支部建在连上；由“兵是打出来的”，变为官兵平等；由意图消灭“末代绿林”，变为依靠、团结和改造。在这些重大变计之中，我们却能看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者的“不变”，这就是：忠于革命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大胆创新的勇气、团结民主的作风和敢于担当的品格。这是秋收起义精神的重要特质，也是秋收起义的当代价值所在。

 1927年秋，为扭转中国革命危如累卵的局势，共产国际紧急指示中共改组中央政治局，抛开陈独秀另起炉灶。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在湘、赣等省发动秋收暴动，成为革命要烧的两把大火。“八七会议”后，临时政治局指定彭公达与毛泽东到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彭公达为省委书记，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对湖南的秋收暴动负全权之责。毛泽东就这样历史地承担起领导秋收起义的重任。其中，秋收起义前后的“变”，最能展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者非凡的智慧和胆识；“不变”的，则是革命者的本色和情怀，是秋收起义精神的重要特质。

 秋收起义前后至少经历如下“七变”：

 一变：由四面开花的全省暴动，变为湘中区域暴动。在多大的区域范围内举行暴动，需要权衡敌我力量，在全面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来作决定，而不能单凭一股热情，甚至一时冲动。彭公达等人一开始提出了一个四面开花的全省暴动计划。暴动区域划分为：一、湘中以长沙为中心；二、湘南以衡阳为中心；三、湘西以常德为中心；四、在西南之间的要冲是宝庆。对于这种不切实际的主张，毛泽东、夏明翰、易礼容等省委常委都表示反对。经过几次讨论，大家认识到，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暴动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县。在这个由全省暴动到湘中区域暴动的决策变化过程中，毛泽东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礼容、明翰等均赞同其说。”[1]

 二变：由反攻长寿街，变为退守文家市。9月2日，毛泽东在安源的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确定整个秋暴的行动计划。根据计划，起义部队分三路向长沙进击。第一路（第二团）攻取萍乡后再击醴陵，沿铁路线向长沙行动；第二路（第一团）从修水向平江进攻，夺取平江县城后向长沙推进；第三路（第三团）由铜鼓向浏阳进击，发动浏阳的农民在四乡暴动，再汇成大队人马直逼长沙。9月10日，毛泽东到铜鼓，组成前敌委员会，任书记。根据作战计划，9月11日，第一团及新编第四团向平江进发，并于当日占领了平江军事要冲龙门厂。可是问题恰恰出在这个新编第四团！这是师长余洒度擅自收编的一支国民党溃败部队。第二日，起义军向长寿街的金坪进击时，这个新编第四团竟然在第一团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实施突袭，致起义军遭受重创，辎重尽失。余洒度闻讯大惊，派人收集部队，执意攻打长寿街以振奋军心，幸被几天前刚赶回部队的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劝住。第二团先攻萍乡未果，转战醴陵，再攻浏阳，于16日进占浏阳县城，但17日下午被敌人袭击，“竟致溃不成军”。毛泽东所在的第三团按计划向浏阳前进，于12日击败浏阳之敌后，驻东门市。因团长苏先俊麻痹轻敌，14日上午东门失守，“军威因是不振”。[2]湖南省委寄予厚望的秋收起义从爆发之日至第六天，局面就已非常明显。第三团于14日晚退至上坪，毛泽东住在农民陈锡虞家。第二天，余洒度派出的师部联络员找上来，向他报告了第一团的情况。获悉金坪失利的消息后，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而此时的工农革命军正处在四面而至的敌军包围之中，形势的发展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在起义受挫的形势下，是一意孤行实施反攻，还是保存实力以退为进，这是关系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毛泽东经过辗转思索，果断决定，退守文家市。这一变计，使起义部队避免了可能受到的更大损失，保住了革命的本钱。

 三变：由打浏阳攻长沙，变为退居湘南汝城。9月19日，起义部队1500余人到达文家市。当晚，在里仁学校的一间教室里，毛泽东召集秋收起义前委会所剩的5名委员聚在一起开会，决定部队的下一步去向。会开了一整夜，争论很激烈。余洒度坚持按原计划干，再打浏阳直攻长沙。他还说此次失败主要在于没有反攻。苏先俊随声附和，还迫不及待要求第二天就开始行动。毛泽东对此作了有理有据的反驳。他把敌我力量作了统计和对比，然后严肃指出，再打浏阳危险得很，会把这点人马全部断送！既然明摆着打不了，做么子要蛮干下去？在卢德铭、余贲民的支持下，这次前委会最终改变了湖南省委以及中央“会攻长沙”的战略计划，否定了余洒度、苏先俊“反攻浏阳”的主张，做出了“向萍乡退却”的决定。这一由进攻到退守的“变”，使秋收起义的革命火种得以保留，同时也为党的武装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创造了条件。

 四变：由退往湘南，变为引兵井冈。在文家市的前委会上确定秋收起义部队下一步的去向是湘南的汝城。22日，部队进入萍乡所属的上栗镇，闻知萍乡有敌人重兵把守，毛泽东与余洒度等人计议，决定假道芦溪向莲花前进。当天赶到芦溪境内的更田。23日清晨，部队从更田出发，赶往12里外的山口岩，途中遭遇敌军，在白泥岭高地展开激战。一仗下来，又损失500余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退走的起义军于午后到达芦溪的边陲之地杂溪，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在杂溪师部驻地刘氏宗祠，毛泽东茶饭不思，起义军接连失败，损兵折将，令毛泽东痛苦异常。同时也促使他思考一个严峻的问题：部队连打败仗，剩下千人不到，且不断有人逃去，军需辎重失散殆尽，这样能够到得了湘南吗？25日下午，部队轻取莲花县城，师部驻在城南宾兴馆。26日上午，宋韵琴（即宋任穷）受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指派，在宾兴馆找到毛泽东，并带来江西省委密信，示意毛泽东将部队开到赣西的宁冈去，并告知那里有党的武装，可以安顿。毛泽东立即召集前委的几个委员开会，通报了江西省委指示信的内容，并主张放弃退往湘南的方针，转向井冈山进发。毛泽东出人意料的主张，让余洒度和苏先俊很不理解，他们当即表示反对。毛泽东耐心细致地与他们摆事实，讲道理，会议最终作出转兵井冈的决定。莲花宾兴馆的前委会议将秋收起义的退却终点由湘南汝城变为井冈山，历史证明，这是毛泽东开拓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战略决策，为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五变：由支部建在团上，变为支部建在连上。27日上午8时，工农革命军离开莲花向南开进，29日中午到达永新县的三湾。著名的三湾改编正是在此处完成的。三湾改编主要完成了三项任务，一是对部队进行重新编队；二是在部队建立各级党的组织；三是在军队实行民主制度。其中后两项都是毛泽东主持下具有开创意义的大“变”。在部队中建立各级党的组织，核心是“支部建在连上”，这是对部队原有党的组织体系的重大改变。在工农红军初创时期，无论是南昌起义的部队，还是秋收暴动的工农革命军，党的组织都是建在团一级，团有党的支部，基层连队没有党的组织。三湾改编后，部队各级都设立党的组织，班、排有党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各级设立党代表，担任党组织书记，专做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样就在组织上、制度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也能更好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支部建在连上”，使部队的总体面貌发生质的变化。“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各种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由于支部设在连里，党通过党员和广大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工作十分活跃。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这样，支部就真正形成了连队的核心和堡垒。”[3]

 六变：由“兵是打出来的”，变为官兵平等。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是三湾改编中另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大“变”。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权，军官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军队那种官兵对立的关系。然而实现此“变”并非易事。对王佐的部队进行改造时，要组建士兵委员会，很多连长反对，他们说：“什么都要士兵讨论，还要官干什么？”特别是要求废除打骂现象，有人甚至说：“鸟是养出来的，兵是打出来的，不打不骂怎么成？”可见旧式军队的一些错误观念和不良习气已是根深蒂固。尽管这样，“变”还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改善官兵关系的措施，贯彻到各个方面，包括物质待遇上。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在当时艰苦斗争的环境中极大地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对干部也是一种考验和改造，整个部队的面貌为之一变。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实际由此发端。何长工曾回忆：“三湾改编以后，我担任卫生队的党代表，专门收理病号和伤员，当时正赶上季节性的传染病，部队又整天打仗，住不安，吃不好，生活苦得很，可是大家情绪很高，凭什么？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蔽，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4]

 七变：由意图消灭“末代绿林”，变为依靠、团结和改造。10月3日，经过三湾改编的工农革命军开到宁冈北陲的小镇古城驻扎下来。4日至5日，前委在镇上的联奎书院召开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有二，一是总结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二是讨论和确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在讨论中，如何对待井冈山上的袁文才、王佐两位“末代绿林”，大家意见不一。不少与会干部，尤其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以免日后产生祸患。毛泽东不赞成这样做，他极力主张对袁、王采取依靠、团结的方针。他对与会的同志说：你们太狭隘了，肚量太小了。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呢，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的？我们要团结、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他还明确地说：“这两个‘山大王’是我们的盟友，大家一定要搞明白。”[5]会后，毛泽东亲自做袁文才的工作。10月6日，他与袁文才在大苍村见面。毛泽东对袁文才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在新城消灭清乡局、推翻北洋军阀的县政权、驱逐北洋县长沈清源、在永新县城救出80多个受难同志的斗争给予热情赞扬，并当场表态赠枪100条。袁文才大喜过望，当即答应工农革命军安家茅坪，解决部队的粮食供应，附送银洋1000元。就这样，秋收起义的队伍最终顺利落脚井冈山。1928年初，毛泽东又派何长工去做争取王佐的工作。2月13日，前委在宁冈大陇举行升编仪式，袁、王两支队伍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两支“末代绿林”武装最终加入了革命阵营。这一由意图消灭到团结改造的“变”，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一次成功尝试，正是这一“变”，使得秋收起义部队最终在井冈山站稳脚根，中国革命由此迈入井冈山斗争的光辉岁月。

 从秋收起义到引兵井冈，这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十分关键的一段历程。完成这段历程的一个主题词就是“变”。变中求生，变中求新，变中求胜，纵观秋收起义前后的“变”，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者的诸多“不变”： 

 不变的是他们忠于革命的态度。秋收起义从计划、发动、失败到“上山”，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道道难关。由于起义军成份复杂，对革命的认识水平不一，面对失败，不但普通士兵中有人“开小差”当了逃兵，有时甚至是“开大差”，整排整连解散；一些中层骨干也在艰苦的斗争面前灰心动摇。金坪失利后，一团团长钟文璋痛哭出走，下落不明；浏阳失守后，二团团长王新亚颓然消失，杳无音讯。然而，大浪淘沙始见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革命者在失败面前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信念和信心。至白泥岭一战后，起义部队由开始的5000余人剩下不到1000人。24日，部队到达高滩。毛泽东在村前的晒谷坪召开“行军会议”，他坚定地说：“革命不能在高滩散摊。”[6]10月下旬，遂川失利后，毛泽东身边只剩下百来人。大家又饥又饿，无精打采。战士从老百姓家里买来一些剩饭和泡菜辣椒，却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只能吃“手抓饭”。饭后，毛泽东站起来说了一句：“继续出发！”接着朝中间空地迈开几步，双脚并拢，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连长喊口令！”就这样，部队又开始向前推进了。[7]这种忠于革命的态度、愈挫愈勇的意志、永不言败的精神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并且需要继续保持和发展。

 不变的是他们实事求是的精神。毛泽东谈到井冈山的斗争时曾不止一次说：“我是被逼上‘梁山’的。”的确，在秋收起义发动前，谁也没有想到队伍最后会落脚在井冈山。就是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虽然对打长沙持慎重态度，但没有提出异议。为着这次起义，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先后制定过大纲、办法、指示、决议案等，[8]但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毛泽东异于常人的可贵之处就是，他领导起义的过程中并没有机械地固守所谓计划、盲目地执行所谓指示，而总是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来想问题、作决策。正因如此，才会有起义前后的“七变”，特别是从起义暴发不到20天的时间里，从攻打长沙，变为退居湘南，又变为引兵井冈，有些变令人惊讶，甚至让人感觉是朝秦暮楚，但又完全在情理之中。其实这里边蕴藏的是实事求是的宝贵精神。变，全是实事求是的变，是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因事而变。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确是失败了，但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革命火种得以保存并被引上井冈，由此开辟了一条新的正确的革命道路，这次失败实际为走向胜利奠了基。这完全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的一次胜利。今天我们仍然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用实事求是这个武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不变的是他们大胆创新的勇气。革命是一场改天换地的斗争，重走老路、因循相袭难以成就伟业。毛泽东能够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不光因为他是革命者，还因为他是创新者。他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实践了他过去不止一次提过的“上山”的想法，这看上去与人们头脑中风云激荡、攻城夺池的革命事业格格不入，而这种格格不入正是一种创新。秋收起义前的工农革命军只在团一级建支部，党的领导不能在基层连队得到体现，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难以开展。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且提出改变现状。三湾改编后“支部建在连上”，这又完成了一大创新。建立士兵委员会，实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士兵有了开会说话的权利，可以对连队的事务提出建议或质疑，这是他们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做法，也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但是在三湾改编后变成了现实。这些创新，创出了新理论，创出了新道路，创出了新军队，更直接的是创出了新的战斗力。在改革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牢固树立创新理念，始终坚持创新引领，努力跟上新形势，树立新理念，采取新举措，创造新成就。

 不变的是他们团结民主的作风。秋收起义前后，战事紧急，有时甚至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在特殊时刻尽管有理由个人作出决断，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在起义前后，党召开的会议不少，大家的争论也不少。实际上，所有涉及“变”的重要决策都是会议确定的，是通过充分讨论甚至是激烈争论达到一致或基本一致的。19日晚，文家市里仁学校的前委会议开了一整夜，5名前委成员对于部队进退争持不下。余洒度、苏先俊要进，直攻长沙。毛泽东没有以前委书记的身份压制他们的意见，而是耐心向大家作解释说明，并得到卢德铭、余贲民的支持。最后主张退的占了多数，会议作出了退的决定。26日在莲花，毛泽东接到宋任穷带去的江西省委密信后，下定决心“上山”。但他同样没有个人说了算，而是先召开前委会议商量。会上，余、苏两人不赞同，毛泽东又对他们苦口婆心做工作，最终实现了起义部队退却终点的根本转变。在这样一个又一个重大决策，或者说重大变计面前，毛泽东始终讲民主，讲团结，在说明和说服的过程中争取思想和行动的一致，这是一种高超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毫无疑问，这种方法和艺术也应当为今天的领导干部所熟悉和掌握。

 不变的是他们敢于担当的品格。变，有时是改变既定方针，有时是否定原有计划，有时甚至与上级组织和领导的指示相违背。但如果不改变，不否定，不违背，革命战士就要付出重大牺牲，革命事业就要受到重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变与不变，就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解决这样的重大问题，需要智慧，更需要担当。什么是担当？担当就是接受并负起责任。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的前委会上，余洒度等人坚持要再打浏阳直攻长沙，一个重要理由是执行中央和省委既定的计划。他们理直气壮地说：“难道我们打了几个败仗，就要放弃省委的战略计划？”的确，就在开会的这一天，中共中央还给湖南省委去了一封信，再次要求省委“一面命令萍、浏、平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兹特派任××同志来湘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9]然而，毛泽东在客观分析敌我形势后得出结论，打，剩下的一点人马就会全部断送。“既然明摆着打不了，做么子要蛮干下去？”这是一种理智。当毛泽东明确提出下一步当退到湘南的汝城去时，余洒度又担心，“省委乃至中央那里，我们怎样交代呢？”[10]对此，毛泽东爽快作答：“前委有权临时处置，这个责任由我来负！”这就是担当。正是这种担当，使起义部队一次又一次渡过难关，一次又一次赢得转机。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正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应对复杂局面，解决复杂问题，更加需要这种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了事业的责任与担当。

 秋收起义已经过去90年了。但秋收起义前后的变与不变体现出来的秋收起义精神仍然放射出时代的光芒，照亮着后人，也启迪着来者。

                                              （作者系岳阳市委史志办副主任  朱  平）

参考文献： 

[1]《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第116-117页。

[2]《苏先俊报告——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书（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七日）》，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第51页。

[3]赖毅：《毛委员在连队建党》，载《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9月第1版，第110页。

[4]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第41页。

[5]参见：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第42页；曾宪文、刘晓农编著：《井冈山斗争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第2版，第33页。

[6]曾宪文、刘晓农编著：《井冈山斗争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第2版，第17页。

[7]曾宪文、刘晓农编著：《井冈山斗争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第2版，第39页。

[8]至少包括《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关于湖南秋收暴动办法（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关于暴动问题（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对湖南暴动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一九二七年九月五日）》等，参见：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

[9]《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关于执行长沙暴动计划问题（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第53页。

[10]曾宪文、刘晓农编著：《井冈山斗争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第2版，第12页。